《延安行》之二
1966年9月，我和南京铁道医学院63年级全体同学从苏北南通地区社教（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9月底全体同学坐卧铺（并非一人一铺，而是无限量的学生挤进卧铺车厢）进京，国庆节在tiananmen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校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好动的同学结伴外出“串联”。我记忆中南京当时的状态，那种有破坏性行为的，多为中学红卫兵。在我们绝大部分大学生中甚为少见。我们的“串联”实质就是游山玩水，偶尔去大学校园看看大字报，也只为对得起自己的“使命”。第一次我与束荣生同学一起，在沪宁杭地区转了一个小圈。回校无所事事，又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同乡同学傅义桂，再有一名南大中文系的山东籍学生一起，大约在1966年12月初的样子，经西安、成都、重庆、遵义、桂林、武汉转了一个大圈回宁。到西安时，出于对延安的景仰和好奇，决定前往。时已严冬，傅义桂借口要去延安调查已被打倒的南大校长匡某明的材料，在西安省政府红卫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大黑棉袄（我回校后在“公物还家”活动中上交了），取得从西安开延安的汽车票。我们来回坐的都是敞篷卡车。记得回来时清晨在延安上车，我占先钻进了驾驶室。在黄陵停车小便时，我看到车上同伙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在公路旁的地摊上，一人花5
1966年9月，我和南京铁道医学院63年级全体同学从苏北南通地区社教（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9月底全体同学坐卧铺（并非一人一铺，而是无限量的学生挤进卧铺车厢）进京，国庆节在tiananmen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校后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好动的同学结伴外出“串联”。我记忆中南京当时的状态，那种有破坏性行为的，多为中学红卫兵。在我们绝大部分大学生中甚为少见。我们的“串联”实质就是游山玩水，偶尔去大学校园看看大字报，也只为对得起自己的“使命”。第一次我与束荣生同学一起，在沪宁杭地区转了一个小圈。回校无所事事，又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同乡同学傅义桂，再有一名南大中文系的山东籍学生一起，大约在1966年12月初的样子，经西安、成都、重庆、遵义、桂林、武汉转了一个大圈回宁。到西安时，出于对延安的景仰和好奇，决定前往。时已严冬，傅义桂借口要去延安调查已被打倒的南大校长匡某明的材料，在西安省政府红卫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大黑棉袄（我回校后在“公物还家”活动中上交了），取得从西安开延安的汽车票。我们来回坐的都是敞篷卡车。记得回来时清晨在延安上车，我占先钻进了驾驶室。在黄陵停车小便时，我看到车上同伙们的手脚都冻僵了。在公路旁的地摊上，一人花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