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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行》之三

2023-02-13 06:35阅读:
《延安行》之三
第二次去延安是19779月,我已在中铁一局第一工程处工作了9年,从工程队调到工地医院工作也已5年。此前在1974年参加过在西安举办的骨科进修班,后期在铜川矿务局医院实习过。局卫生处有一个延安创伤骨科进修班的名额给了一处医院,院长赵云阶派我去参加。
我把家事做了安排,记得劈了很多柴火,告别联璧娘儿俩。第一天搭便车到了洛川县的局三处医院,在病房空床上住宿一宵。第二天买长途公交车票到了延安,找到市卫生局报到。记得在洛川买了些苹果,到卫生局是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我把吃剩的几个苹果拿给办公室的人,大家都很高兴地吃起来。我拿着延安市卫生局的介绍信乘车到延安北面的姚店地段医院报到。
我当晚到了姚店医院,开始了3个月创伤骨科基本理论学习生活。这个学习班的主要学员是陕北各级医院的外科医生,教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下放到延安地区基层医院的几名骨科医生,主讲霍雨亭,五十上下年纪。因为距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才一年,农村基层现状与文革期间并无显著变化。3个月的延安郊区生活,当然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物,但毕竟已过去了46年,散漫而不真切了,好在留下一首记事诗,那是
确实无疑的历史记录。顺着这首诗的提示,有些事情便清晰明确起来。全诗如下:


197710
七月山洪水,夜半下延安。
人或为鱼鳖,街巷变泥滩。
我来已九月,犹见断桥栏。
路人指点处,涨痕高坡看。
宝塔立山头,无计挽狂流。
触目饥黄色,心为灾民忧。
辗转到姚店,参加骨科班。
发糕包谷糊,一日两进餐。
课间上街转,购得生鸡蛋。
开水壶中煮,聊解饥和馋。
闻有上海女,医科毕业生。
报到来圣地,傍晚入荒村。
院长恶作剧,行李送窑门。
内住单身汉,天明已成婚。
于今六七载,再未出新闻。
婚姻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有缘人千里,天亦助红绳。

这首记事诗先写了当时延安正处在一场大洪灾之后,记录沿途所见。依稀记得有位医院同事的舅舅家住延安北关,我好像去看过一次,临时棚子,留有灾民困苦的模糊印象。也听到民间传说,这场大洪灾是干部官僚主义造成的,告急电话没人接,上游水库垮了冲击下一级水库,多米诺骨牌层层垮塌,形成特大洪灾。
本来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延安又是经济落后老区,加上大灾,百姓生活状况可以想象。诗的中段是写我的生活。食堂就是两样东西,包谷大发糕和包谷稀饭,基本没有油水的东西能吃。即使吃发糕,也凭粮票购的饭票。我偶尔买了几个鸡蛋瞒着人放在宿舍烧开水的铁壶里煮了吃,真不好意思,也是饥饿本能的驱使。
让人感到奇葩的是记事诗的第三部分,一位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女生,文革毕业分配到姚店医院,院长接待安排,直接把她的行李送到一单身男职工医生的窑洞宿舍里,第二天就成了夫妻,波澜不惊,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在的时候,上海女还挺着肚子来听课。我们学习班结束时,二人皆参加了师生大合照,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相册里。我不禁感叹:“有缘人千里,天亦助红绳。”这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省心,是当今社会多少光棍男和大龄剩女可遇不可求的事啊!当然,我也曾听有一些北京女知青落户陕北婚姻的传闻,说起来就没有这么浪漫了。


《延安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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