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去年12月2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肆）》暨校释、英译系列成果发布会所发布的内容之一，清华简《两中》为长篇竹书，原有竹简88支，现存87支。简文假托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竹书以夏朝初定为背景，夏启向两中征询治国安邦之道，两中指出要秉持中道，顺从五章，遵循九德，效法天则来治理国家，指导夏启恪行德祀，治狱行政，四时行事，要避免邦家安定后的种种负面行为，并言及夏启取代伯益的历史。简文涉及夏朝初期的历史传说和上古政治思想等内容，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夏朝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今文《尚书》中虞夏书4篇，除《甘誓》外，《尧典》《皋陶谟》《禹贡》都算是长篇大作，构思精密、思想深邃、气势磅礴，并富有哲理。经过历代学者的辨识，主流观点认为是该四篇是春秋时期儒家学者根据历史文献编纂而成的，笔者也是很认同的。在上一篇《闲话〈夏书〉》中愚论述，其实后三篇都不算标准虞书或夏书，从年代上讲是一贯的，不好分割。再深入一点，根据《左传》和历代古籍考证来看，应当只有夏书，而没有虞书。夏书也是周代史官根据夏、商所传文献或传说史实编纂而成，证据之一就是《左传》上说到夏书15次，《国语》上3次。《左传》上记载夏书载皋陶就有两次。如“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从西汉起，对《尚书》的传承与研究持续不断，宋人林之奇明确提出《尚书》由历代史官整理，最后由周代史官保存。直到今天，学界对今传二十九篇《尚书》的成书时间有个大致的推断，如程元敏先生云：“今传二十九篇《尚书》，悉周世史官著成，而其中太半出西周史官载笔。……《尚书》多当时档案（今传廿九篇，十七篇属之），均为作册、内史、太史及其他史官秉君命笔成；他篇（今考得十二篇）意者亦为后世史官述古之作。”[程元敏《尚书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10页。]可见，林之奇关于《尚书》成于历代史官的说法即便
今文《尚书》中虞夏书4篇，除《甘誓》外，《尧典》《皋陶谟》《禹贡》都算是长篇大作，构思精密、思想深邃、气势磅礴，并富有哲理。经过历代学者的辨识，主流观点认为是该四篇是春秋时期儒家学者根据历史文献编纂而成的，笔者也是很认同的。在上一篇《闲话〈夏书〉》中愚论述，其实后三篇都不算标准虞书或夏书，从年代上讲是一贯的，不好分割。再深入一点，根据《左传》和历代古籍考证来看，应当只有夏书，而没有虞书。夏书也是周代史官根据夏、商所传文献或传说史实编纂而成，证据之一就是《左传》上说到夏书15次，《国语》上3次。《左传》上记载夏书载皋陶就有两次。如“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从西汉起，对《尚书》的传承与研究持续不断，宋人林之奇明确提出《尚书》由历代史官整理，最后由周代史官保存。直到今天，学界对今传二十九篇《尚书》的成书时间有个大致的推断，如程元敏先生云：“今传二十九篇《尚书》，悉周世史官著成，而其中太半出西周史官载笔。……《尚书》多当时档案（今传廿九篇，十七篇属之），均为作册、内史、太史及其他史官秉君命笔成；他篇（今考得十二篇）意者亦为后世史官述古之作。”[程元敏《尚书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10页。]可见，林之奇关于《尚书》成于历代史官的说法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