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读《季羡林》

2026-03-30 10:2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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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之·读《季羡林》

前总理温家宝曾与一代大师季羡林饶有兴趣地探讨“和谐”这个话题。季认为，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的内心和谐。温总理对此很赞同，认为人的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
这样一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师、学者、教授、作家，既非出自书香门第，亦非官宦人家，而是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中。“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
但是季羡林在故乡只呆了6年。在他6岁那年，出现了他生命中第一次重大的机遇和转折。季羡林是大家族中唯一的男孩。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儿，弟兄俩一商量，决定把季羡

林送到济南叔父家去读书，以便培养成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季回忆说：“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儿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墨墨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吗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非虚构之·读《季羡林》

“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个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饶幸一试。这是“一登龙门，声誉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约五六千或者更多的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二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惊人，比现在要困难多了......到了北平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偏偏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

1935年8月1日，别了妻儿老小，远赴德国留学，这种“支持”就是放在当代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经济的压力，妻儿的牵挂等。先到北京拜访贵人，再和一同要赴德留学的乔冠华联袂赴天津,到苏，德两个领馆去办理签证。8月31日，季羡林在前门火车站与朋友们告别。火车出了山海关，进入了“满洲国”到了哈尔滨后，他们一行6人，下车停了几天，置办长途旅行需要的食物。9月4日登上了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火车，驶出满洲里，就进入了苏联，穿越广表的西伯利亚，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天，然后穿过波兰，进入德国，14日早晨8时抵达柏林。在柏林停留了一个半月,以便确定到哪一所大学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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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于1935年10月31日，从柏林到了哥廷根。一呆就是十年整，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北京，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哥廷根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而流转迁移的大学生有时会到二三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1980年，“我万万想不到，经过了35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了这个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这篇《重返哥根廷》“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1987年10月在北京写完”？
按照原来的合同，季羡林他们这批留学生只有两年的交换期，1937年秋即已期满。但此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季羡林望乡兴叹，有家难归。正好这时，哥延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古大哈隆教投邀请季羡林担任汉语讲师,使他得以留在哥廷根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业。惊讶的是，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他在德国荒废学业？甚至奔赴战场？而与之同时的苏联这边，就是因为战争而使得我们的留苏人员遭受不公等非正常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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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到瑞士，辗转回国，耗时快一年。遇到贵人的是陈寅恪在治病中都写信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推荐季去任教。最给面子的是直接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疑问的是贵人成就了他，却没有随胡适或傅斯年等去台湾？是迫于家庭的考量、还是出于信仰的判断？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时，有没有后悔过没有飞台湾？
1949年的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寄自中南海（当时什么机构就在中南海办公呢？1950年，胡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信，信上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胡乔木（）亲自到翠花胡同看望季羡林。跟季羡林商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东语系一下子成了北大最大的系，是全国性一的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作为系主任的季羡林自然忙得不亦乐乎，也是活跃分子，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
季的积极向上得到认可。1952年全国教授评级，他是一级。54年又重评，他还是一级。全国一级教授才56名（北大占了整整一半，这是不是真的？可想而知那时的北大牛啊！）。1956年四月，他入了党，是北大教授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还当选为学部委员。如今改叫“院士”是与国际接轨、还是去前苏联化？估计他想不到接下来的风雨来得难以想象......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里写到：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党的威信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有的话说得并不好听，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结果被掀住了辨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暂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有些被抓住辨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辩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日: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老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跨: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被抄家，管你季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从此对他的批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他甚至想过服安眠药自杀。到68年5月4日的大批斗后，他被“请君入瓮”住进了“牛棚”（北大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亲手搭建的，也叫“劳改大院”），直到1969年元旦前，系革委会通知季羡林“可以回家”了,他才结束了8个月的牛棚生活，得到了“半解放”。到了1969年10月北大多数教职员工在军宣队、工宣队的带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这应该就是现在南昌那边说的“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文革结束，怎么没有挽留下来呢？还是都避之不及？）去接受改造，季羡林同东语系多数师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非虚构之·读《季羡林》

季生命中真正的春天，应该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尽管这一年他已经67岁。他不仅恢复了一级教授的职称，恢复了系主任的职务，而且在1978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接踵而至的头衔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到后来的“职务”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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