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政治与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
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
上海、湖北、广东等地区洋务运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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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政治与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
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
上海、湖北、广东等地区洋务运动引
进的国外先进技术文化，既给中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又为矿山、冶炼、设备制造、铁路、通讯、教育卫生业等的发展带来了生机。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催生了工商业及工人阶级（层）的产生。因而，在这种外来先进技术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意识上的对抗。特别在洋人教会把国外的宗教传入中国各地的过程中的意识对抗。同时，由中日甲午海战、中法越南广东广西之战等连年战乱，激起的民众对外国势力的痛恨，引发了民众对洋人的行动。也引起了民众的厌战情绪。
当义和团风头正盛、教会案闹得正凶的时候，清政府依旧处于闭塞之中，无视国际法中要求保护各国侨民生命条款。慈禧纵容义和团愈演愈烈，先是下旨对义和团进行围剿，后又斩杀参与围剿义和团的大臣与兵将，下旨对外国列强全面宣战。充分的说明了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不择手段，甚至将国家公器视为私人物品。
当朝廷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时，调任在南方的两广总督李鸿章闻此讯，说了一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两湖总督张之洞更是直接表示:''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就连直隶总督荣禄也对李鸿章私下表示:“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李鸿章以及其他总督如此，其他督抚可想而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也竟然按兵不动，任由几千人的“八国联军”直逼京城。虽然，清兵装备和兵力不如洋人洋枪炮，让“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可清廷的失策造成了这一切。
究其深处，则是当是时西方有关于民主和共和的先进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了，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极，国富民强、强军强民，人们已经从观念上不再认同大清王朝了。
“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后，京城的决策以及信息却因连续几个月的义和团运动，扒毁掉了铁路、砍断了通信的电线杆子、烧毁了教堂、学校医院等。造成信息通道闭塞，传递不出来。一些仅有的零星消息，则是赋有中国铁路总公司参赞（盛宣怀副手）、上海电报局主事之责、之便利的赵风昌，借用洋人的通信线路传到上海；而又从上海传递到各地。
“东南互保”的签订和实施，无疑给中国当时的财帛聚集发展重点区域江南诸省带来的稳定的发展机遇，但社会舆论上一直存有着诟病。虽然，清政府最后对参与“东南互保”诸位督抚都给予的褒奖，肯定了其做法。慈禧称赞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但是，很长一个时期，一些人对“东南互保”的做法存在“崇洋媚外”的质疑。关于东南互保的评价历来有很多种，一种说法是这些东南督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出卖中央的行径，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东南互保保证了东南各省免遭列强的入侵，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是应当“支持‘义和团’，共同抗击外国列强的入侵”。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及其形成的具体关系的具体行为。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重要社会现象， 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这种社会现象非常复杂， 各个政治科学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进行了各种阐述。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
“东南互保”在盛宣怀、赵风昌筹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和铁路大臣盛宣怀。即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避免了区域战火的兴起。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
图为：故宫内的鎏金大水缸被两个八国联军仔细研究。 （取自网络）
于“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西狩”逼和清政府未果，又转而威逼各江南各督抚的情况下，企图以军事侵入扩展为经济侵占的危急关头，抢占先机，签署“东南互保”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江南各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巩固了30年洋务运动的成果，为当时卢汉铁路的修建、津浦铁路筹建、萍汉公司的创建等提供了稳步发展环境和机遇。
“东南互保”重大国策实施的启示：
东南互保从真正意义上使得清朝损失降到最低，因为八国联军根本没有同清朝的主力交战，所以最后变为了一场关于国际法的争端。事实上如果真按照慈禧宣战来处理，那么八国联军便是有条件要求清政府订立投降条约，而非是合约。那时候只会更加被动。
“东南互保”，标志着手握兵权的汉族官僚集团强势登陆晚清政治舞台，汉人逐渐取代满人成为左右晚清政治格局和走向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意味着政治层面上自1860年洋务运动以来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设施后产生的新的阶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是之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
一、“东南互保”，意味着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清政府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分权自治，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各地督 抚自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施，发展工商、制造业、矿山冶炼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医院等。此时，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面，各地督抚也不愿意将战争引入正在发展的地域。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阶层的出现，社会进步力量的成长，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二、“东南互保”，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我国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一改革的现实表现。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东南互保”，社会层面上的绅权扩张，民族资本家和商绅、学绅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的参与，推动了社会层面上的改革。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经历了“东南互保”的江南各地，无疑对朝廷如何发展经济起到了示范作用。清末新政十年，经济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民间资本。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以辛亥革命为例，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军事上形势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有谘议局推动的便有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待续）
当义和团风头正盛、教会案闹得正凶的时候，清政府依旧处于闭塞之中，无视国际法中要求保护各国侨民生命条款。慈禧纵容义和团愈演愈烈，先是下旨对义和团进行围剿，后又斩杀参与围剿义和团的大臣与兵将，下旨对外国列强全面宣战。充分的说明了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不择手段，甚至将国家公器视为私人物品。
当朝廷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时，调任在南方的两广总督李鸿章闻此讯，说了一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两湖总督张之洞更是直接表示:''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就连直隶总督荣禄也对李鸿章私下表示:“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李鸿章以及其他总督如此，其他督抚可想而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也竟然按兵不动，任由几千人的“八国联军”直逼京城。虽然，清兵装备和兵力不如洋人洋枪炮，让“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可清廷的失策造成了这一切。
究其深处，则是当是时西方有关于民主和共和的先进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了，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极，国富民强、强军强民，人们已经从观念上不再认同大清王朝了。
“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后，京城的决策以及信息却因连续几个月的义和团运动，扒毁掉了铁路、砍断了通信的电线杆子、烧毁了教堂、学校医院等。造成信息通道闭塞，传递不出来。一些仅有的零星消息，则是赋有中国铁路总公司参赞（盛宣怀副手）、上海电报局主事之责、之便利的赵风昌，借用洋人的通信线路传到上海；而又从上海传递到各地。
“东南互保”的签订和实施，无疑给中国当时的财帛聚集发展重点区域江南诸省带来的稳定的发展机遇，但社会舆论上一直存有着诟病。虽然，清政府最后对参与“东南互保”诸位督抚都给予的褒奖，肯定了其做法。慈禧称赞他们：“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但是，很长一个时期，一些人对“东南互保”的做法存在“崇洋媚外”的质疑。关于东南互保的评价历来有很多种，一种说法是这些东南督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出卖中央的行径，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东南互保保证了东南各省免遭列强的入侵，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是应当“支持‘义和团’，共同抗击外国列强的入侵”。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及其形成的具体关系的具体行为。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重要社会现象， 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这种社会现象非常复杂， 各个政治科学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进行了各种阐述。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
“东南互保”在盛宣怀、赵风昌筹谋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和铁路大臣盛宣怀。即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避免了区域战火的兴起。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
图为：故宫内的鎏金大水缸被两个八国联军仔细研究。 （取自网络）
于“八国联军”入侵京城，慈禧“西狩”逼和清政府未果，又转而威逼各江南各督抚的情况下，企图以军事侵入扩展为经济侵占的危急关头，抢占先机，签署“东南互保”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江南各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巩固了30年洋务运动的成果，为当时卢汉铁路的修建、津浦铁路筹建、萍汉公司的创建等提供了稳步发展环境和机遇。
“东南互保”重大国策实施的启示：
东南互保从真正意义上使得清朝损失降到最低，因为八国联军根本没有同清朝的主力交战，所以最后变为了一场关于国际法的争端。事实上如果真按照慈禧宣战来处理，那么八国联军便是有条件要求清政府订立投降条约，而非是合约。那时候只会更加被动。
“东南互保”，标志着手握兵权的汉族官僚集团强势登陆晚清政治舞台，汉人逐渐取代满人成为左右晚清政治格局和走向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意味着政治层面上自1860年洋务运动以来的地方化倾向的成型；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设施后产生的新的阶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层面上士绅势力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是之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历程的先声。
一、“东南互保”，意味着中国权力地方化趋势的开始。清政府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分权自治，将权力下移给地方重臣，单纯以中央控制地方进行管理的统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各地督 抚自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施，发展工商、制造业、矿山冶炼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医院等。此时，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面，各地督抚也不愿意将战争引入正在发展的地域。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阶层的出现，社会进步力量的成长，地方为改革重心的权力地方化倾向的开始。就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
二、“东南互保”，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我国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一改革的现实表现。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张謇的言论最能体现这一倾向：“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知何也。”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等人的行动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势力的限制，东南互保则代表地方化趋势已经发展成熟，为之后的变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东南互保”，社会层面上的绅权扩张，民族资本家和商绅、学绅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的参与，推动了社会层面上的改革。1860年之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主导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对于整个地方社会的动员力十分匮乏，尤其是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乡绅并没有参与其中。经历了“东南互保”的江南各地，无疑对朝廷如何发展经济起到了示范作用。清末新政十年，经济投资总额很快便超过了洋务运动三十年之总和，其中将近76.3%来自民间资本。以上海为例，其总人口数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间从50万增长至300万，可见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对于改革的推动力量。
以辛亥革命为例，武昌起义之后不久，革命党遭到了冯国璋的打击，军事上形势极其不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全国大多数省份纷纷独立，其中最早独立的12个省份中有谘议局推动的便有10个，可以说士绅阶层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