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前后的赵风昌
拍摄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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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前后的赵风昌
拍摄于常州
－－“南北和谈”前后的赵风昌
“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摘自张謇在武昌首义后于上海致袁世凯电文
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没有什么功名。但在幕府的公文文字上，功底颇深。以至于几乎大部分张之洞幕府对清朝廷和各省间的公文，都要经赵风昌之手后方能发出。尤其是各重要的决策文
敦促袁世凯停战议和
1911年11月1日，清朝廷的皇族内阁受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在武昌起义枪炮声中集体辞职。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责任内阁”。这一消息传到上海后，张謇、赵风昌等人，立即敏锐地认识到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所带来走向共和的机遇，由张謇给正在湖北汉口奉命指挥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发去电报。电报劝告袁要认清形势，顺应时势，在人心已趋于共和政体的情形下，应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同时，张謇、赵风昌写信给江苏督抚铁良与张人骏，不参与时局之变，不与起义民军对立，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等。劝告他们放弃武装反抗，“响应革命”。给湖北军政府以及立宪组织汤化龙电文，组织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张謇立即接手江苏临时议会议长之时局重任，并真诚履职：在上海会见革命派人物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并与之商谈组建民主共和政体之事。
袁世凯接受张謇、赵风昌等人之建议，于11月11日，派部下蔡廷斡、刘承恩等渡江至武昌同武昌民炽谋求议和。同一日，在武昌江面上待命的海容号、海琛号、海筹号等舰船自汉口与民军的作战前线，下行驶往九江，宣告起义反正。至此，武昌军事冲突解除。
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组织新内阁，紧接着宣布汉人为主的责任内阁阁僚名单。任命了清末民初的政治人
筹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起义响应，短期内已有十几个省区以咨议局为主体组成省督军府，脱离清政府而宣布独立。张謇和赵风昌等人以在上海的“全国预备立宪公会”为中心，分别与各省区的临时军政府督军联系，积极组织筹划全国性立宪会议。
此时出现了以武昌湖北军政府黎元洪、汤化龙为中心和上海督军府以陈其美、“全国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张謇为中心的两个倡议中心。在上海、武昌各方的筹备下，分别于11月9日九月十九日，11日（九月二十一日）武昌和上海两地分别发出通电，邀请已经宣布独立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和上海开会协商民主立宪，筹建中央政府。到上海的各省代表把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也有一些省份的代表到达武昌，武昌方面以首义资格派人赴沪力争，聚集上海的各省代表改赴武昌开会，但决定每省留沪一人以“联络声气”。
上海倡议中心领先一步，于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11月30日（十月十日）湘、鄂、闽、浙、苏、皖、桂、直、鲁、豫、川等十一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英国驻汉口领事也假以中立者身份为袁世凯传情达意。会议推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主要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武汉地区停战议和等项决议，另外会议议定：袁世凯反对清朝，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当时的局面是，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统领和政府内阁总理，军政大权重心落于袁世凯一人的身上；成长起来的各地新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地方都督，占到全国都督总数的一半；这些人，也只有袁世凯能协调控制。因而，黄兴当时致函袁世凯，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宋教仁声称袁如能反正，“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孙中山也呼吁，如果能通过袁世凯实现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胜于用兵十万”。
12月2日（十月十二日）由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地的江浙起义联军攻占南京。南京光复的消息传到武昌会议上后，12月3日会议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又改赴南京开会组织政府。参加武汉会议的代表和留沪代表于12月12日（十月二十二日）齐集南京召开全体会议，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准备选举临时大总统。到12月下旬（十一月上旬）先后到达南京与会的已有苏、浙、鄂、湘、桂、皖、粤、晋、闽、直、鲁、豫、川、奉、滇、赣、陕等十七省代表共四十四人。
电召远在国外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爆发时，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正穿行在美国。他于1911年3月由加拿大进入美国后，一直从事革命宣传和募集革命资金的活动。 武昌起义之次夕（10月11日），孙中山行抵科罗拉多州的丹佛（Denver）为国内同盟会革命活动进行筹?，于10月12日上午11时，在饭馆用餐时，从当地报纸读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信息。
孙中山却没有选择立即返回国内，他随即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否立即从太平洋返国。他说：当时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而且，已接到黄兴在武昌起义十馀日前，在香港发来的电报，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故孙中山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筹款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他认为，外交活动非常重要，自己应在这方面着力。他分析：当时美国、法国朝野同情中国革命；德、俄两国，反对中国革命；英国、日本两国，则民间同情中国革命，而政府反对（日），或态度未定（英）。他感到，外交的关键在英国，因为只要英国同情于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于是，他决定“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10月13日，孙中山经圣路易市抵达芝加哥。他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通告。据《孙逸仙先生传》说：后孙中山到达华盛顿后，10月18日曾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C.Knox），希望秘密会晤，但未能如愿。20日，孙中山赴纽约，秘密与一些外国人会见。10月31日，孙中山致电时在伦敦的咸马里（一译荷马李，美国人，孙之军事顾问）表示：如得财力支持，他绝对能控制革命局势。次日，他又致电咸马里，告知汉口革命形势，并告知，他将乘“毛里塔尼亚号”轮离美赴英。
11月2日，孙中山乘船离开纽约赴英。11月11日，孙中山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伦敦。在英国，孙中山由咸马里代约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向清廷借款（川汉铁路借款、币制借款）之事。“银行团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他“不能自由作主”。孙中山乃委托维加炮厂（一说马克沁机枪厂）经理道生与英国外务大臣格雷磋商，要求英国政府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三事皆得到英政府允许。关于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须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开议。银行团派某行长与孙中山回国同行，以便就近磋商。据《孙逸仙先生传》记载：14日，孙中山委托道生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送一文件，希望成立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联合英美。孙中山希望英国能借一百万英镑，允诺将给英美若干优先权利。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乘船经由香港到达上海。
附注1：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国内立宪派主要代表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联络江、浙、闽三省的立宪党人和实业界人物，于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它是在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立宪团体。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
张謇、雷奋、杨廷栋、孟森、孟昭常等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非常活跃。从1909年开始，先后三次组织全国性代表赴京请愿活动，赵风昌一直在幕后谋划。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以后，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