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为：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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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选自网络）
按照市场经济流通的规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城市发展的结构，按照铁路路网的走向而布局；民众以及人才按照铁路流通的走向而汇集。地方自治、民主立宪的社会走向，逐渐脱离了清廷政府的意志，随着铁路建设的步伐而实现。各省的立宪组织根据民意诉求，成为保路会的领导者。
随着铁路收归国有进程，清政府对川路以及全国各地的铁路收归国有时资金补偿方面，因为存在存款不还，倒账不问等问题，而且官府对待民众如同强盗，处处威胁，最终导致了川湘粤鄂浙以及全国各地保路风波的爆发。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朝廷一面派端方为督办大臣，强行接受川、鄂、湘、粤商办铁路公司，一面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团借债1000万镑作为收路资金。四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邮传部，称宜昌段工人四万余人，两省民风彪悍，容易生变，有大乱的隐忧。五月二十一日，清廷邮传部出台铁路国有化办法。其中川汉彩票股换无利股票，川路现存款700余万两返还，愿意入新股就折换成保利股票，上海的银行因川路公司经理贪污倒账亏空的300余万不予承认。清政府和当地官家无钱补偿，股民投入铁路的钱打了水漂等“伤民措施”，激起民愤。
消息传来，四省铁路公司通电反对，拉开了保路运动序幕。
反对声有三：其一，铁路公司的倒账亏空300万，不该由百姓承担；其二，人民已持有的股票不收，反而大借外债；其三，各项公股都是血汗钱，应该返还利息。
老百姓要求的利益并不过分，民办铁路是朝廷号召，股金是政府川境全民强行征收，管理人员是政府委派，现在说让百姓退出就退出，亏的钱要百姓买单，这是什么逻辑，跟明抢有什么区别？
照片为： 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爆发了强烈的保路运动。（选自网络）
当年闰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瑞澂、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电奏：四川开始罢市、罢课，开会演说，民情开始沸腾。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风波。
同时，四川土匪和不法分子开始起事，社会治安开始失控。由于参加铁路集资的人们，大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力量，这部分社会力量的参与。加大了四川及鄂、湘、粤民众与官府激烈对抗，使罢工、罢市、罢课，最终愈演愈烈变成了武装起义。
农历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成都南打金街失火，从驻藏大臣任上才调任四川总督不足半年的赵尔丰，因怀疑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人为幕后支持者，以听取朝廷电文的名义，诱捕咨议局议长、股东会、保路会会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对人民的诉求蛮横打压，甚至对百姓开枪，性质急变，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形势迅速恶化，终于激起民变。
“成都
面对四川各地爆发的起义，清朝政府严令镇压，9月12日，为了镇压川民起义，指令时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托忒克·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资州紧急进入四川镇压，对反抗者格杀勿论。进一步把军队和社会各界推向对立面。
但这反而导致湖北防备空虚。10月10日，兵力空虚的武昌湖北新军工程营爆发起义，武昌起义也因此得以顺利进行，此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在咨议局的策动下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孙中山曾说：“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
（2022年12月10日撰写于江苏常州市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