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上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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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1911年10月14日，“上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
宜”，重新起用已被清廷罢黜被称为“活曹操”的袁世凯。但湖广总督的任命无形中等于前往湖北督办的副手，是率领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廕昌的手下。袁世凯见目的没达到、摆足了架子，用“足疾未痊”奏辞了任命。
为了深明底蕴，清廷派出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农历）专门到彰德去和袁进行了密谈。谁知袁竟提出就职的六大条件，总的来说，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和剿抚的全权，保证饷糈供应。大胆地提出了交换条件。九月初六日（农历），清廷不得已，就召回了廕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把调往湖北的全部兵权交由袁世凯节制。逼迫清王朝让出全部军政大权。
按照6月份立宪派核心人物张謇与袁世凯会面时，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的默契。袁在未正式出任前，即令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有乡谊的幕僚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黎与袁设法和平了结。10月30日，袁世凯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并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的撮合，再派刘承恩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袁世凯企图“招抚”革命势力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从软弱武汉军政府方面却得到了如袁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的口头信息。
11月13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组阁，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1月26日电戈飞，要他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见。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兵临城下，威逼武汉新成立的军政府以及各省独纷纷立出现的多种政权形式，认同袁世凯现有地位。认可袁世凯出山即调停武昌首义的作用.
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在湖北武汉召开；在接到戈飞转来的停战条款和袁世凯的电报后，代表会议同意了停战和议和的意见，提出议和纲要四条：（1）推翻清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8日，袁世凯任命邮传部尚书（铁路督办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议和。
各省独纷纷立出现的多种政权形式，以及袁世凯清内阁和北方各省督抚，显然是武汉临时政府、袁世凯清的内阁，仅靠立宪会议难以协调的。用现在的话讲：须要“将帅离位、第三方立规矩”。
12月7日，袁世凯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铁路督办大臣、未到任，曾任沪宁、京汉铁路督办，赵风昌密友）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唐绍仪即致电赵凤昌：“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赵风昌即与聚集在惜阴堂家中的与上海伍廷芳、汤寿潜，南通张謇、长沙黄兴、番禺汪精卫、余杭章太炎、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诸人商议，将和谈地点放在全国的信息传媒中心、立宪预备会中心、江浙金融中心的上海。
远离战局未定的武汉、政局未稳的北平、时局未控的北方各省；信息传递快捷，和谈走向可把握，议题重点可定，确定政府成员、各方代表都接受。
赵凤昌于12月10日回电唐绍仪：“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径来沪上”。以居住上海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张謇、汤寿潜等不便远行等原因，将南北和谈的地点改在上海。又与在京城的袁世凯（洪述祖）商定，又向驻沪的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通报。此建议意见并得到了袁世凯以及驻沪各国使节及外国商团的认可。
照片为：章太炎宴请会议代表函。（手机拍摄）
十月初一（农历），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
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了袁世凯，充分显示了张謇、赵风昌的政治远见。而袁世凯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同为沪宁、京汉铁路督办、总办），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13日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商谈，移步上海事宜。16日唐绍仪乘船一行抵达上海。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议政厅举行。
附2
为了深明底蕴，清廷派出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农历）专门到彰德去和袁进行了密谈。谁知袁竟提出就职的六大条件，总的来说，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和剿抚的全权，保证饷糈供应。大胆地提出了交换条件。九月初六日（农历），清廷不得已，就召回了廕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把调往湖北的全部兵权交由袁世凯节制。逼迫清王朝让出全部军政大权。
按照6月份立宪派核心人物张謇与袁世凯会面时，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的默契。袁在未正式出任前，即令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有乡谊的幕僚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黎与袁设法和平了结。10月30日，袁世凯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并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的撮合，再派刘承恩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袁世凯企图“招抚”革命势力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从软弱武汉军政府方面却得到了如袁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的口头信息。
11月13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组阁，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于11月26日电戈飞，要他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见。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兵临城下，威逼武汉新成立的军政府以及各省独纷纷立出现的多种政权形式，认同袁世凯现有地位。认可袁世凯出山即调停武昌首义的作用.
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在湖北武汉召开；在接到戈飞转来的停战条款和袁世凯的电报后，代表会议同意了停战和议和的意见，提出议和纲要四条：（1）推翻清政府；（2）主张共和政体；（3）礼遇旧皇室；（4）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8日，袁世凯任命邮传部尚书（铁路督办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议和。
各省独纷纷立出现的多种政权形式，以及袁世凯清内阁和北方各省督抚，显然是武汉临时政府、袁世凯清的内阁，仅靠立宪会议难以协调的。用现在的话讲：须要“将帅离位、第三方立规矩”。
12月7日，袁世凯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铁路督办大臣、未到任，曾任沪宁、京汉铁路督办，赵风昌密友）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唐绍仪即致电赵凤昌：“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赵风昌即与聚集在惜阴堂家中的与上海伍廷芳、汤寿潜，南通张謇、长沙黄兴、番禺汪精卫、余杭章太炎、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诸人商议，将和谈地点放在全国的信息传媒中心、立宪预备会中心、江浙金融中心的上海。
远离战局未定的武汉、政局未稳的北平、时局未控的北方各省；信息传递快捷，和谈走向可把握，议题重点可定，确定政府成员、各方代表都接受。
赵凤昌于12月10日回电唐绍仪：“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径来沪上”。以居住上海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张謇、汤寿潜等不便远行等原因，将南北和谈的地点改在上海。又与在京城的袁世凯（洪述祖）商定，又向驻沪的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通报。此建议意见并得到了袁世凯以及驻沪各国使节及外国商团的认可。
照片为：章太炎宴请会议代表函。（手机拍摄）
十月初一（农历），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
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了袁世凯，充分显示了张謇、赵风昌的政治远见。而袁世凯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同为沪宁、京汉铁路督办、总办），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13日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商谈，移步上海事宜。16日唐绍仪乘船一行抵达上海。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议政厅举行。
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