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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迫于国内立宪派主导的立宪运动以及武昌起义的压力，1911年10月开放党禁。由此，国内各色各样的政治团体由此产生，政党建设提上了日程。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选择了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实行政党政治，短时间里骤然出现了300多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团。各类政党、政团名目繁多。
“会商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建设。一面谋巩固民主根基，一面谋民权民气在正当的轨道上发扬，尤其着重在政党的建设。认为要进行政治上的演进，政见上的表现，必得有对待的二党在同一国体之下，各自团结，拿政纲政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使人民有从危择舍的自由和信从。”
图片为：孙中山给赵风昌亲笔“邀请函”《赵风昌藏札》（选自网络）
有资料表明，赵风昌既是是立宪派核心成员，也曾是同盟会会员，多次参与组织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成为几个组织的核心枢密……
据资料1911年12月，景耀月、陈其美、胡瑛等共进会以及同盟会会员与立宪派张謇、赵凤昌、伍廷芳等人最早联合发起成立了的共和统一会，同时创办了机关报《大中华报》。共和统一会对外宣称唯一的天职是“设一共和政治进行时代有力之枢机，而期
1月3日 ，孙中山就任民国南京政府临时总统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即宣布脱离同盟会，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旧官僚联合。湖北军政府代表胡仰、胡瑛、何海鸣等在上海倡议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得到章太炎、伍廷芳等支持。不久，程德全、章太炎等又独立发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同一天两会合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一个有影响的政团，以“联合全国，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为宗旨。
联合会的干部体制采用会长负责制，由正副会长、干事、参议员构成。正会长章太炎，副会长程德全，参议员江苏唐文治、张謇，浙江蔡元培、应德闳，湖南熊希龄、张通典，湖北黄侃，安徽汪德渊、程承泽，四川黄云鹏、贺孝齐，江西刘树堂、邹凌沅，广西陈郁瑺，云南陈荣昌，广东邓实，甘肃牛载坤，贵州符诗镕、王朴，驻会干事江苏唐演、浙江黄理中、江西符鼎升、湖南章驾时、四川廖希贤、福建林长民、山西景耀月、贵州王朴、安徽江谦。
总事务所设上海黄浦滩外国花园对面29号。各省设分会。举章太炎为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唐文治、张謇、蔡元培、熊希龄等19人为参议员。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4科。另设驻会干事和特务干事若干。
1月4日，联合会发刊《大共和日报》为机关报。刊发章程规定：“以集合各省宏通达识之士，共同研究共和联邦政府与会时适用问题”。中华民国联合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成立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其明确表示“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
2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刊发议定政纲10条：（1）确定共和国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责；（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和平，促使国家权力；（8）厉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兴专门学术；（10）注重国民生计，采用稳健社会政策。
在此基础上，3月2日，根据章程“改会为党”，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等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与章太炎组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合组为统一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事实上，统一党成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政党。
统一党的干部体制采用理事合议制，由理事、参事、干事、评议员构成。统一党成立时本部职员如下：
理事：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
参事：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
干事：总务科黄云鹏、孟森，书记科康宝忠、刘莹泽、王朴、马质、钱芥尘、易宗周，会计科黄理中、张弧，交际科王印川、林长民、王观铭、龚焕辰、杨择、王绍鏊，庶务科章驾时、王秀琳；
基金监：赵凤昌；负责统一党的筹款、资金运用。
评议员：江苏唐文治、陈则民，浙江应德闳、陈毓楠，四川黄云鹏、曾道，安徽汪德渊、刘慎怡，湖南章驾时、邓起枢，广西周应熙、汪凤翔，河南张达善，江西李约，贵州杨华、宁士桢，直隶纪文瀚。统一党成立的第二天，3月3日同盟会也由秘密革命团体改为公开的政党，形成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相对立的两个重要政党。
照片为：广东省咨议局开幕留影
事实上，无论是中华民国联合会还是统一党，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与江浙立宪派、旧官僚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等人。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应赵风昌相邀回到上海，出席统一党举行的欢迎会，并作民生主义演说后，赵凤昌在上海哈同花园宴请了孙中山及临时政府要员一行。不久，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的北迁，章太炎力主将统一党的党部搬到北京去，赵凤昌、张謇等人则认为这样来，“统一党”将打上袁记的标签，成为袁世凯政府的帮衬。
赵凤昌清醒地认识到：晚清、民初时期的政治环境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因为官员们贪污腐化，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外国列强经济侵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隐忍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对晚清向建立民国的转型过程中政治环境腐败现象的生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自辛亥革命以后，一些人出现了热心消褪，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还有少部分革命党人便居功自傲，很快滋生权利享乐思想。“开始蜕变，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以革命为做官发财的捷径，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于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权位与利益而互起纷争，以至内讧不已。
鉴于此，赵风昌不愿为伍，婉拒章太炎等人的挽留，坚辞统一党内的职务，最终退出了自己曾经参加发起而组建的统一党，不在过问政党之事。
继1912年初，赵凤昌的婉却孙中山亲自致函邀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后，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以后，又拒绝了袁世凯特意发电邀请他到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的延揽。他抱定不出山、不做官的思想，不介入任何政党纠纷。这一时期，他热心致力实业活动，曾被董事会推选为汉冶萍路矿股份公司总董；并投资铁路、码头、矿山、洋务贸易等。不久又和张謇、应德闳合资收买了《申报》股权，组建《申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60%以上的上海信息传媒重要媒体，逐渐掌握了新闻舆论的走向，俨然成为上海工商巨头。
而张謇，虽然将重心在了自身的工作和事业上，但因为没有摆脱同那些政客的关系，参与其中，最终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