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抚陕与重庆教案
2023-01-01 11:25阅读：
同治二年（1863）七月，清廷擢刘蓉为陕西巡抚。按其初心，他一定会推辞，就像当初一再推辞四川布政使之命那样。然而，这次他没有推辞，而是毅然接受了抚陕的艰巨任务。
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与重庆教案密切相关。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不能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它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打开了大门。
艾嘉略是条约签订中的重要人物。他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1837年到四川，1839
年在潼川府安岳县开始传教， 1847年起负责叙州府的传教。1856
年，叙州被划归川东传教区。1860
年，英法联军从中国各地召集了一批外国人充任翻译、向导和中国事务顾问。艾嘉略由此成为法国特使噶啰的翻译，全程经历了英法联军的远征，并且参加了《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签订。条约第六款最后一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系艾嘉略作弊私自加入的。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艾嘉略返回四川，以法国代表“副使”的名义继续传教。一段时间后，以四川官方不履行条约为由向法国官方告状。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二日，法国领事德尔位以其所告，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称川督骆秉章、臬司毛振寿、成都府知府杨重雅拦阻习教人
等，“是以本国艾传教士修函，请该督将本国条约遍为张贴。因该省所贴者不过数县，余皆未经贴出，兼以该省原有旧建天主堂数处，经前督崇议拟赔还者，未及办竣，即逐任他去，故复请该督照办，并求其加意关照习教人等，严禁不肖官员及不习教人凌辱欺侮教民等事。乃该督置之不问。及艾传教士欲面见该督，请其赐复，讵该督拒绝不见，致有别项人将艾传教士凌辱殴打。该督并言此次所定条约，原无甚关系，稍还必须复仇等语。”
三月二十日，德尔位又致函总理衙门，称川省有人张贴匿名揭帖，凌辱教民，污辱传教士，地方官置之不问。再次攻击骆秉章、杨重雅。
与此同时，川东主教范若瑟要求四川官府归还历年被没收之教产。由于历史久远，被没收教产的具体情况难以查明，而他看上了重庆巴县城内之长安寺（又名崇因寺），欲以此寺抵川东应归之教产，遂将此意反映给法国官方。闰八月十二日，法国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提议将长安寺给予川东主教，“现访得重属之巴县城内有空闲庙宇一所，名长安寺，曾有游僧占踞二年。地方官查其无契，已经逐去，意欲盖造兵舍，旋即中止。现在此庙久已闲废，与地方官无干。该地方官待我川东范主教亦不虐，原有意将此庙偿抵众堂。务望咨行川督办理此事可也。”
所谓“该地方官”，应指署川东道恒保。“待我川东范主教亦不虐，原有意将此庙偿抵众堂”，可见范若瑟与恒保有交情，以长安寺抵偿川东教产是两人私下谋划的结果。
此时，刘蓉正在大力整顿吏治，而恒保撞到了枪口上。他任泸州知州时，奉委就近开局铸钱，“每炉需索重费至数千金之多，遂纵炉头多搀铅沙，偷减铜料，以致新钱破碎薄小，不堪行使”，“又擅开私炉百余座、盗铸官铜以充囊橐，并将永宁道捐入书院发当商生息银四千两，提取入己。又将书院束修膏火，停支两年入己，计银在千金以外。其尤可恶者。在泸州任内，借兵差为名，亏挪库帑四万余金。即以此银，钻营前任督臣，屡署大缺，并加捐道员。”
刘蓉得到骆秉章支持，恒保被免职，以吴镐任川东道。
这对范若瑟占有长安寺的企图严重不利。他对骆秉章和刘蓉怀恨在心，遂向法国政府诬告他们，利用法国政府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将他们驱离四川的权力场。他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九月二十八日，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称“今川省教民事件，专归崇将军办理，不许骆制军参预，然制军近在同城，将于将军所为必故为阻挽，或暗嘱属员到处牵掣，崇将军何能终达其意，得以令行禁止？是使伊二人渐开争孰之端，而于贵国安辑地方及该处教务，均无裨益。故本大臣仍请诸位贵大臣再行具奏，请旨赏加崇将军钦差大臣之衔，则其权尊于总督，庶可措正施行矣。并望将贵州、云南、四川三省教民事件均归崇将军办理，更为妥协。再，骆制军不理教务，可以仍留四川，而刘蓉、杨重雅二员，必须离任该省。因该员等在四川贪纵妄为，无所不至。该省无此二人，则骆制军或可一改前非也。”
范若瑟的如意算盘成功了一半。十月，清廷责成成都将军崇实妥办川省教案，剥夺骆秉章管辖教案的权力。刘蓉刚取得龙孔场之捷，又值石达开进扎横江，拟渡金沙江，窥叙州。四川军事不能没有刘蓉，因此调离刘蓉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范若瑟的诬蔑还是对总理衙门产生了影响。总理衙门警告骆秉章，如刘蓉有罪，则不可宽贷：“近接哥使来函，哓哓不已，并指出刘霞仙、杨庆伯二位，而入以贪婪妄为之罪。如果二君果有此事，谅阁下必为参奏，决不宽贷。但恐二君办理教民事件，不免过激，以致该使饶舌。又恐有不得志之小人，从中媒檗，煽造谣言，以期遂其奸邪。此等情弊，或恐不免，仍希阁下悉心访察。”
从法国政府对刘蓉的极度仇视，可知他对外国宗教势力的态度。他一定被范若瑟视为主要对手。
虽然骆秉章被排挤，且崇实维护范若瑟，但范若瑟的计划仍然不容易实现。重庆绅商联名呈文，强烈反对将长安寺抵给川东主教，理由是寺中奉有关帝神像,设有文昌、吕祖殿阁，且居高临下，是全城要害之区，防务要地，八省绅首在寺内办公，上年曾禀明将寺作为川东三十六属保甲团练总局。川东道吴镐、巴县知县张秉堃等地方官吏也支持绅商的意见。他们拟定了一项折衷办法，即由地方筹款，在城内另购一处闲旷之地，给川东主教建立教堂。但范若瑟、哥士耆不同意，坚索长安寺。十二月初五、初十日，哥士耆连续致函，要挟总理衙门奏请上谕，语气严厉。总理衙门遂上奏，称该寺确不在祀典之内，请饬川省“迅速办结，毋得稽延”。旋又密奏一片，称“该寺虽不在祀典之内，或系阖郡民力所建，并非官庙，于民情有碍，亦未便过于勉强，致滋抵牾，应即另择相当之地抵给”。十八日，两奏均得谕允。
川省据此命令吴镐限期将长安寺拨给教会。这加剧了重庆绅民的不满情绪。重庆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四日，保甲局绅董召集局勇团民千余人，打毁天主教真原堂。随后将莲花池男女学堂、医院、育婴堂、孤老院、杨家十字传教士公馆、保婴医馆、复甦医馆等十八处房屋全部打毁，又拆毁二十余处教民住宅。二十五日，把道辕与县衙之间教民铺店毁劫。二十六日，又于城内遍搜。三日间抄掠教民七十余家，一教民被殴致死，伤数十人。
吴镐为此引咎自劾。骆秉章以恒保署川东道。恒保抓捕六十余人入狱。
二月三十日，清廷将吴镐撤职，崇实、骆秉章交部议处。
事件发生后，范若瑟即离渝赴京，会同法国公使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施加压力。清廷请范若瑟回渝与当地绅商协议解决，并由总理衙门行文川省，命川督秉公处理。
刘蓉受教案刺激不小，每与人言及，“则相对欷歔,慨然思奋。”
七月初二日，清廷以陕西形势危急，特授刘蓉陕抚。八月一日，刘蓉接抚陕之旨，并将心中所思告与幕僚黄彭年。黄说：“秦中起乱，不过年馀，被祸尤惨。西北大局，关中最为形胜之区，汉南又恢复秦、川之根本，此间一日不靖，秦、楚、蜀三省骚然不安。且岛人阴蓄诡谋,必须秦陇肃清,方能远海疆而立国。去年蜀中教人之案,霞翁每一言及,则相对欷歔,慨然思奋。适奉抚秦之命,遂乃不辞艰巨,自许驰驱。”
重庆教案的始末，说明弱国无外交，说明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使国家变得强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刘蓉遂毅然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