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与章太炎
2023-01-10 16:38阅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章太炎任职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二十三年
(1897)三月，他因反对康有为“倡言孔教”，与康门弟子发生激烈冲突，遂愤而离开《时务报》，返回杭州。然后，与汤寿潜、胡道南、童学琦、宋恕、陈虬等人创办《经世报》。
池志澂《武林杂记》云：“岁丁酉，陈蛰庐、黻宸复设报馆于郡利济学堂。是时，国内各报风行，山阴胡道南、新昌童亦韩方办《经世报》于杭州，聘黻宸、蛰庐、宋平子三君主报端论说。于是《利济学堂堂报》遂分设于《经世报》馆中，以余主其事。山阴汤蛰仙寿潜、余杭章枚叔太炎二君，时为《经世报》主笔，余日与童、胡、汤、章诸子谈论时事，暇则泛舟西湖。而旗营都统贵君翰香林，满洲有道君子，故与余相善，最自服膺，蛰庐、黻宸、平子三君学行，是时有‘浙东二蛰’、
‘温州三杰’之名，亦自贵君起，‘二蛰’ 谓汤蛰仙、陈蛰庐， ‘三杰’则陈黻宸、蛰庐、宋平子也。”
这是目前所见汤、章最早的交往记载。
七月，第一期《经世报》面世，章太炎、陈虬任撰述，宋恕任著论。说明汤氏最终退出了。他原本对办《经世报》不感兴趣，加上办报理念与其他人不合，这应该是他退出的主要原因。
汤氏此间与章氏的交往，很可能对他随后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八月，他在张之洞劝说下，曾经一度同意任《时务报》主笔。张氏请他入《时务报》，目的是“取其持论正大”，以平衡康、梁之弊。而章氏的前车之鉴，必然使汤氏担心重蹈其覆辙。因此，他最终没有加入《时务报》，很可能章氏对他施加了影响。
章氏一生多次身历险境，汤氏则屡屡伸以援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黜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慈禧逼光绪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储。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奏请光绪“勿存退位之思”，
联署者达一千多人。天下哗然。二十六年
(1900年)正月初九日，慈禧下令拿捕经氏和相关之人，章太炎为其中之一。
实际上，章氏是冤枉的，因为他的署名是经氏擅自代署的。其时，张之洞幕客、两湖书院监督梁鼎芬受慈禧赏识，汤氏劝章氏向梁氏求援。章鄙视梁之节操，拒绝了汤的提议。汤遂致函梁，请其为章开脱。但章氏不想因此使自己名节受污，公开发表与梁氏的绝交书。
他在绝交书中还指责了汤氏：“逾数日见蛰仙，则言已驰书抵节庵即梁鼎芬。乍闻为错愕变色。其书虽自蛰仙署名，然敂其立说，乃谓仆于节庵虽远离，犹敬爱饬尽。彼其体曲为朋友谋，诚谊士，抑远离乎爱人以德者矣。”意谓汤氏虽然出于好心，但非“爱人以德”。
汤氏不知有何感受。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长期友谊。
光绪二十九年
(1903)闰五月，《苏报》案发，章太炎被捕，邹容投案，蔡元培被列为通缉要犯。有迹象显示，汤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营救。
蔡元培自述：“方孑民尽力于爱国学社时，其兄鉴清亦在上海，甚危之，与戚友商议，务使孑民离上海。然孑民对于学社方兴高彩烈，计无所出。及其决计脱离学社，于是由沈乙斋君从容劝其游学，孑民言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然费安从出。沈谓吾当为君筹之。其后告以汤、张、刘、徐等，均每月贷款若干，可以成行。于是探行程于陈敬如君，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有青岛之行。”“我在爱国学社时，长兄与至友汤蛰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可见，蔡氏得以逃脱抓捕，避走青岛，汤氏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孚川说：“上海《苏报》馆发行《革命军》小说，编辑人邹容几乎逮捕，嗣为汤公所斡旋。”那么，章太炎作为汤氏好友，汤氏对他进行营救为理所当然。其时，汤氏在上海道袁海观幕中，为袁氏所重，而袁氏为《苏报》案主办者，因此汤氏具备营救的条件和能力。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于京的章太炎写信给夫人汤国梨，云“处事有疑，只当请教蛰仙先生，今日公正人唯有此公，细密人亦唯有此公，其余皆不足道也。”“长老如蛰仙先生，至戚如龚未生，皆宜引为自辅。此二君者，死生之际，必不负人，其余可信者鲜矣！”可见汤氏曾在章氏危难之际给过他很大的帮助。
浙江光复，汤氏被举为都督，但被革命党驾空，并无实权。汤氏是立宪派，章氏是革命党，如果从党派利益出发，章氏应该支持驾空汤氏。但是，章氏对汤氏被驾空是颇为不平的。他在给钱玄同中的信中说：“大共和日馆发端，自杜杰峰、马夷初后并入联合会，仆虽有社长之名，亦犹蛰仙为浙江都督也。”他和另一个著名的革命党陶成章致函汤氏，劝其争权。汤氏复函云：“下走生平所病，在不争权利。公乃以争权利药之，如证不对何？下走不争，而不能积诚以化人之争，此则所返躬而引为大戚耳！”可见，在章氏看来，与汤氏的私人交谊比党派利益更为重要。
在民国创建过程中，两人密切合作。1911年十月十二日，两人参加讨论临时政府地点的会议。章氏主张武汉，汤氏也主张武汉，而不敢坚持，事后私下对章氏说：“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南京光复，两人与宋教仁、黄兴、程德全、陈其美、张謇、唐文治、伍廷芳、赵凤昌等人联名发贺电。十三日，章氏与蔡元培在汤氏寓所商量推举大元帅事。十月，推举中央官吏，章氏提出：“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十一月，汤氏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推荐章太炎等人为浙江都督人选。1912年正月，章氏创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
改组为“统一党”，汤氏任参事。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给夫人、亲属写了大量书信，涉及重大、秘密事项，往往叮嘱与汤寿潜商量。如1913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夫人信，谈营救自己事：“吾处此正如荆棘，终日无生人意趣......展转思之，惟有自杀，负君深矣。然他人皆无可与谋，以疏阔者多，周密者寡耳。此书恐成永诀也。君得书不必与他人言，但往告君家蛰公，使知此事。蛰公计虑较他人为周密，或能图谋于万一耳。”1914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夫人信，希望汤氏给南洋华侨林秉祥去电，借其影响给政府增加压力，以使政府释放自己：“得十七日书云:决计不来,竭力为图归计。诚能达到目的,岂不甚善!但观彼中猜忌之情,惟此一端,最为注意,有何善策而能成就耶?蛰公思想周密,恐亦无法。国务院中人物,虽有与蛰公深交者,但当涂不愿人说好话,伴食诸公,惟有鞠躬俯首耳,亦安敢出一言宜撄乳虎乎?吾今思之,惟有一策,则求解于南洋华侨也。当涂顾盼自雄,谓天下莫予毒,而有一弱点存焉,畏外国人,次畏南洋华侨耳。一畏其与孙、黄相联,二畏其不肯捐款。林秉祥辈本有意兴办实业,欲吾往与其事。今计惟请蛰公速函达林秉祥,属其致电政府为鸣不平,且以办理实业相属,政府固必不见听,而因是必不敢加害,亦可稍予以活动。此步成后,再求第二步耳。今者厨夫牧圉，皆可以坐制主人,不求外济,更有何法乎?其余想尽方法,皆是空言,不为实用也，愿将此理切实告知蛰公”，
叮嘱“此信除示蛰公外，切弗示他人。蛰公阅后即焚之。”七月初四日致夫人信，谈如何解决在京生活费用事：“京师物价昂贵,一月需用,必在二百圆以外,加以买书、便饭之费,总须四百圆左右……筹得二万圆,则可足三年之费。不能,则就至戚密友中筹借三千,亦足半年之费”，叮嘱此信只给汤氏等三人阅，“勿示旁人”。
七月四日，致信女婿龚宝铨，谈京中费用事，嘱其高度保密：“得信后望至上海与蛰公、逖先商议，余人不必示知，浙中官吏虽旧同志，亦不必与谋。”
通过这些信件，可知在章太炎心中，汤寿潜是生死之际最可托付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