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非虚构写作”中第一人称的重要意义
2022-09-11 17:45阅读：
分析“非虚构写作”中第一人称的重要意义
——以伦纳德·蒙洛迪诺的《费曼的彩虹》为例
邓敏
E·B·怀特在《非虚构写作指南》一书写作原则中写道，“作者用第一人称写作才是最自然的”。《江城》的作者何伟也认为，“第一人称优点繁多。很多幽默都只能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叙述者得以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也能够帮助读者定位”。《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著名国际新闻报道人威廉·菲尼根也称，“意识到第一人称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角色，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转折点”。美国文学新闻记者、非虚构文学
作品《希特勒解读》的作者罗恩·罗森鲍姆甚至直言，有话就直说的第一人称写作“通常比第三人称写作来得更实在”。仿佛大家一下子都体会到第一人称写作的优势，近几年特别有意思的转变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第一人称写作加入到非虚构写作的模式中去。写作此文，笔者有意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剧作家、科普作家伦纳德·蒙洛迪诺的非虚构纪念作品《费曼的彩虹作》拿来做例子，分析第一人称写作在非虚构作品中的重要意义。
《费曼的彩虹》是向大师的致敬之作，算不上人物传记。书中着墨较多的是作者本人。讲述了他1981年博士毕业后去加州理工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一段经历。彼时的加州理工拥有理查德·费曼和默里·盖尔曼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的研究风格迥然相异，大有竞争之势，用费曼的形象描述是，分属于巴比伦学派和希腊学派。作者更倾向于以费曼为代表的巴比伦学派，注重观察与现象，所以他在这一段格外纠结和迷茫的人生阶段与罹患癌症的费曼走得较近，他贴身陪同，深度访谈，详尽描述了费曼最后一段岁月的人生故事，记录了默里以及当时尚未成名的弦理论物理学家施瓦茨等作者在加州理工所接触的一些人的工作、生活状态。与费曼在一起的几年，作者面临研究课题选题的焦虑和误诊为癌症时的恐怖威胁，是费曼的睿智和雍容人生态度启发了作者，让他对科学的本质、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从而解开了困扰他多年的谜团，对人生做出新的选择。
在《费曼的彩虹》一书中，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写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学与费曼等人共事的一段经历，该书是非常典型的非虚构文学中第一人称写作的范例。故本文以其为例来分析第一人称叙事在非虚构写作中的优势、作用和意义。
一、真实真挚，第一人称叙事的目的和意义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这本书中提到非虚构写作的一个明确的边界：“如果以第一人称叙述，那叙述者本身不能是伪造的”，并称“第一人称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确信性”，“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非虚构写作要求，如果用第一人称叙述，这个人就必须是真实存在的”。
是的，在《费曼的彩虹》一书中，第一人称的“我”一上来就亮明身份正是作者本人，是1981年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到加州理工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初出茅庐的作者本人，整本书所写都是他在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感受。在书的第24章中，作者也交代，费曼过世后，作者从离城很远的仓库中找出几个发霉的箱子，里面有二十多年前他与费曼谈话录音的老式录音带，“它们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资料来源”，“多年过后重温这些录音带，我非常怀念费曼，那个态度生硬、一脸不情愿的老师，就连晚期癌症都无法令他意志消沉。我还怀念曾经的自己，那个充满热情、天真无邪、眼前一片大好前景的学生”。
从上面摘录的句子可以看出，第一人称在非虚构写作中的运用恰恰是在明确和增加故事叙述的真实性，叙述者是真人，写作本身所用信息源也是真实可靠的。不使用未经确认的信息源，不对信息进行添加和欺骗，这是非虚构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标准。
第一人称叙述不光要求真实，还要真挚。读者不要一个装腔作势的作家，他们希望作者的语言看起来是真挚的，是诚恳的。可以有困惑、缺点、不足和争议，但不回避问题，不刻意修饰。那种困惑、不足和争议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比如作者在处于做理论物理研究还是当作家之间的徘徊时感受到不同人对他的态度，比如面对不幸和死亡，费曼、默里和作者的不同表现和感受，比如两位大师间的互怼言行等等，作者描述时态度都是真挚和诚恳的，哪怕偏爱费曼却也绝不掩饰其不足或做溢美之词。而真诚真挚的表达、实事求是的态度，更能再现事实本身。读者不是傻子，自然能体会到文字中的真情和独特风格，也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
二、观察描绘，第一人称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何伟认为，“第一人称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第一人称的意义不仅在“我”叙述的真实性和真挚性上，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我”是观察的工具，是描述的工具，一切是通过“我”之眼看到的、“我”之耳听到的，因为“我”是有一定身份代入的，所以“我”的描述里就难免夹杂些个人的主观立场和看法。像《费曼的彩虹》一书中的“我”是与费曼的办公室处于同一楼层的同事，这种身份就有别于一般大学生或者普通新闻采访人；“我”对物理学已形成一定自己的认识，这样的“我”与他们的交流自然也会带上自己的思想意识烙印；还有“我”对费曼、默里等人的描述语言也带有鲜明的个人倾向。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观察和描述要求客观，而“我”又是主观的。那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呢？《费曼的彩虹》第六章里，有一段作者对费曼和默里不同研究风格的描述。文中，费曼将科学家类比成侦探，要推理分析，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自然的真相。作者则觉得，默里更像侦探，因为希腊学派更注重逻辑与现象背后的理论，同时该文还调侃默里的暴躁和自命不凡。作者认为费曼平和、接地气，与自己的风格更接近。这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的观点表达，而且也很乐意去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但这些带有个人倾向的陈述并没有使读者产生一种居高临下、妄下断言或带个人写作情绪偏见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讲述都基于观察，基于事实。读者也许从文字中看出作者的倾向，但又不能不说，这一切描述恰恰是作者关心事实的准确性、不作润色或修饰的表达。因为一切事实都来自于每一个人的言语作为，作者呈现了它们，包括人物的个性化的幽默表达。在作品中，作者陈述自己的观点，那也的确是他彼时的真实想法。不过，作者将事实描述与个人观点之间的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所以读者非但不觉得它是一个以评判代替事实的叙述，反而从中发觉故事中每个人的独特风格和个性。
非虚构文学中第一人称写作重视文学观察与描述，重视事件真相。作者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表达观点，评断事物，不能够让文本到处充斥着自己的观点，让观点凌驾于故事之上。当然，在观察、描述事件时，作者也不是冷眼旁观，连最基本的想法和分析都不敢表现。
三、建立联系，第一人称“我”与故事中的人物的关系
菲尼根认为，“‘我’这个角色和一个故事的主角之间建立一种联系通常很有用”。也就是说，第一人称更利于与故事中的人物建立联系。它可以在一定背景下变换不同的角色，它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费曼的彩虹》中的“我”是一位刚入职加州理工的研究者，这样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人建联系。在对他寄予厚望的系主任面前，他是个小心翼翼的初级研究员；与职位相当的史蒂芬·沃尔夫勒姆一起，他惊讶于其人的才华，也流露出不自信；他与同舍雷又是同病相怜的关系；费曼是他永远的偶像和精神导师；默里常常是作者拿来与费曼相提并较的；那个拥有终身职位的“园艺教授”是作者的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自己”）；部门秘书海伦更像是这群科学家的管家和保姆……作者以一个新成员的身份，与故事中的人们有着各不一样的关联，从而也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