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海法师---佛教院校以佛学院命名省察
2022-12-15 17:05阅读：
佛教院校以佛学院命名省察
内容提要：本文透过对近现代大陆佛教教育、台日佛教现状以及文献资料、工具书的详细解读与分析，强调指出以“佛学院”来给号称佛教高等学府的教育机构或佛教组织命名，存在严重的“断句”上的困难和“名实”之间的脱节。并且明确提出已然发展、运营将近三十年相对成熟、圆劲的佛教教育，如今到了是该为其进行“精准命名、循名课实”的时节机缘、大好环境了。
关键词：佛教教育、断句、名实、分离、台日佛
教
作 者：武昌佛学院
教授
常海
一、先贤导引
二十世纪初叶原本精心从事外交工作事业后因偶然阅读《大乘起信论》一书遂毫不犹豫、毅然决然的舍弃世俗所有事务一心奉佛、坚贞不二的杨仁山（1837—1911）居士有感于民国时期的佛教整体：“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坠坏之时。”[]的颟顸笼统、飘渺不清、莫辩楮业、以讹传讹的佛教现状；怀揣“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的统世救时、务实兴教的迫切期待；[]以及杨仁山居士本身兼具的问题意识、学术底蕴、国际视野、勇于担当、复兴愿力和佛学质素；他们本诸“准确地识变、及时地应变和主动地求变“的正本清源、固本开源的现实需要，高举茂才兴教、因革损益、顺缘演进、匡扶道统
、守护圣道的拔俗旌旗，率尔无私倾褚捐出自家住宅创办祇洹精舍佛教教育伊始，继之支那内学院、上海华严大学、武昌佛学院和其它地方佛学院的纷纷成立与乘势而起，不仅天然的铸就了近代佛教史上佛教教育发轫的一股洪流滥觞，而且也在最大程度上引发佛教谋求现代化发展和擘画佛教全面复兴的新一轮时代高潮；同时各地的维摩居士、僧伽领袖、名山大寺亦大规模的开启了近代佛教教育、服务社会、良善淑世、化世导俗的美好用心和远大策略，期以最大限度的新颖方式适应或呼应民国时期整个社会、人心、文化、思潮、文明等当代性境域中的时代要求，成为近代佛教教育奋发进取、积极有为的前进嚆矢。不仅培养和造就了近代佛教史上最为杰出和优秀的思想型领军式人物。（如;欧阳竞无、吕秋逸、熊十力、王恩洋等）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启发和唤醒了近代佛教僧团与各地寺庙，通过大力发展和兴办教育以推动陶铸佛教精英人才、提高僧伽知识水平、深化学僧专业造诣的历史进程。诚如太虚大师所言：“祇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同时印顺导师也曾评价杨仁山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美国汉学家维慈称之为“近代中国佛教教育复兴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大陆“佛学院”遍地开花、竹林生笋局面的形成，既与祇洹精舍率先采用迥异传统佛教育人的不同的新兴方式直接相关。更与杨仁山居士抛家舍业、全力推动、矢志佛教、专心教育的决心、勇气、果敢、坚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祇洹精舍先着一鞭、惟学逊志、疆勉学问、昌明圣道的成功开办
不但开辟了民国时期新式佛教教育教培“精思博学、深入经藏”佛教人才的历史先河，而且也是无可争议的启发与导引了尔后“佛学院”这一佛教教育模式诞生的始源母胎与自然增量。所不同者，祇垣精舍接受的佛教教育对象大多都是在家群体的居士（当然它们也不排斥出家僧人入学就读，太虚大师就曾入读一段时间）；而佛学院招收的学生对象则是专注于以出家僧人为主的僧伽教育基地。两者之间的合力存量、齐鍽并驱实质上完美统一、有机结合或构成了近代佛教教育包括佛教四种弟子在内（也不绝对排除社会上有意了解、认识以及领悟佛教的其它人士）的完整互补涵容总摄的内在关联。毕竟佛教的根本宗旨就如《华严经》中明文标示的那样————宝藏非一咸示人、利益无量众生故；亦如《金刚经》第二品所云：“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佛学院”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普遍采用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作育佛教兴废继绝、绳其祖武的延颈举踵（过去佛教寺院普遍采用师徒授受、丛林熏修的育人方式）。也是力图改变往昔“青萝与紫葛、枝蔓垂相樛“的无奈挽引。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冲决积习与方式预设的佛学院，既是一所旨在培育高级僧才、熔铸精英、续佛慧命、解行并重的专门院校，也是模仿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批量生产人才的摇篮和基地，更是一种“全方面、多维度”提高佛教僧侣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拓展视野、陶冶情操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它在近现代也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的佛教管理、研究、弘法、布教等方面的僧才。为近现代托起、支撑中国佛教的瑰伟灿烂、渊澄取映的佛教文化；深化、匡正中华民众的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及其赓续、传承中国佛教的历史慧面，起到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作用。虽然说有些学者已经强调指出，中国佛教现今的“佛学院”培养出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但是将近走过、发展三十多年的“佛学院”，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与完成了宋代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佛教知识僧侣应该承担的宏大使命与文化责任。至少也部分性、局部性、地方性的完成了佛陀圆寂时留下的：“荷担如来家业、绍继正法余韵”的千古遗训与殷殷勖勉。亦实现了佛教知识分子“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责任担当与为如来使的出世救失。
自从上个世纪杨仁山居士首次发起祇洹精舍的佛教教育先河开始，继之太虚大师（公元1890——1947）即在武汉首创僧伽教育的武昌佛学院、尔后又于四川于重庆创办汉藏教理院；于福建厦门接管闽南佛学院为止，近代中国佛教界开始逐渐从上文几位近代开辟佛教教育先河的行谊中，明确的意识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律性、客观性、文化性和知识性。以及“采用现代全日制学院”以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型人才的重要性、必然性、现实性和迫切性。于是，全国佛教大大小小的寺院纷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办或复办了众多“大、中、小”不一的三种类型的佛学院、培训班、预科班、养正院等具有与传统佛教寺庙师徒相授、相互问难（如：临济宗四宾主中“主中宾、宾中主、宾中宾、主中中等”）的培育人才的方式不同的院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境内的“佛学院”几乎已经达到将近36所左右（国家宗教局网站统计）。完成了近代意义上出世佛教教育与现代世俗高等教育模式正式衔接的佛教培养僧才的历史崭新任务。不过大陆蓬勃发展、斐然建设起来的这些充满同质化、粗放型、低效力的佛学院，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学制年限、教学方法等方面，几乎都是仿效近现代社会大学的培育各类人才的统一模式和标准路径的无奈做法，也多少反映了近现代佛教教育的在如何培养佛教寺庙各类人才上的自觉意识和彷徨四顾。尤其是在“佛学院”的名称上一律沿用上个世纪太虚大师、会泉法师、月霞法师、谛闲法师等因应时代急需、顺势环境而动而提出的“佛学院”名称，或许也从台面上折射出近当代佛教教育于上个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在办学方式上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因循守旧（特别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佛教院校仿佛完全满足于过往的历史成绩）。这从表面看来当前”“佛学院”的院校名称似乎不会存在什么实质上的问题或概念上的不妥，但是设若结合佛教教育和学术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我们不难发现佛学院的名称的确存在“断句”、“名实”之间的复杂而纠结的难解问题。
二、断句两难
“佛学院”的命名乍看起来就是一所培育佛教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或佛教教育组织（许多人士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倘若我们深入考察、仔细研究、实地比较后，就会轻易发现这样的命名方式的背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实至名归及其毫无疑问。因为“佛学院”的称谓既是沿袭上个世纪的佛教（10——20年代）因应振弊起衰、复兴佛教而产生的一个全新概念（上个世纪初期的命名明显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带来了“断句”‘上的实际困难、“名实”上的严重分离。
例如：佛学院在“断句”上存在的两难困惑与模糊处境，首先我们是先断“佛”字，后断“学院”呢？还是先断“佛学”，后断“院”字呢？如果我们先断“佛”字；再断“学院”的话，那就意味着佛学院是在通告世人我们的“佛学院”就是属于专门学习和教授“佛的教说、佛的戒经”学院，佛陀以外的其它任何有关佛教的文献、资料、论著、注疏、历史、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佛教制度以及历代祖师、大德、包括菩萨在内的种种演说、著述等等，都不在“佛学院”学习和教授的内容范畴。从而造成佛陀与菩萨、祖师乃至历代为佛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佛弟子之间的重大而严峻的区隔。因为我们是“佛”的学院，而不是佛教学院、佛学学院、菩萨学院或大师学院等。
从上述分析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样的断句结果，必然造成现今“佛学院”在现实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所有“佛学院”中开设的课程科目和教学内容，佛经、律典（佛陀遗留下来的言教，只有经典和戒律）的比例只占教学内容的百分之30，而其中百分之70的课程、教材、内容都是自古以来很多菩萨、大德的论书、著述和讲记；中国、印度两国长达几千年的佛教发展历史、以及普通的文、史、哲、外语等课程；甚至有的“佛学院”还在自家的门户网上直接宣传本校开设的课程内容里面包括“茶道、美术、书法、绘画”等艺术类课程。
因此第一种为“佛学院”进行“断句”的方式就是事实上的名不副实、郢书燕说。而且“学院”的名称虽然从某种角度上避免了将佛教教育机构降格为普通的high
school，从而升级为类似于世俗的（college）大学性质的佛教学院，但是college的“叫法”真的符合佛教院校的自我期许或僧俗愿望吗？毕竟哪个正在运行中的“佛学院”不是将自己的教育机构设定为培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续佛慧命、光大正法”的大德高僧或精通三藏的“三藏法师”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样的“断句”方式一定存在“名实”之间的重大逻辑漏洞和现实当中的巨大张力。
就算这样的命名未必能够削弱佛学院的影响力、社会性与知名度，但是它也一定会在如下四个纬度方面，形成人们绝对不想看到、主观不愿观思的结果和局面。一、不可避免的陷入唐太宗所说过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陆有些小型的佛学院若干年前已经开始出现倒闭、停业和关门的命运）；二、学院的名称设定恐怕也会违背所有佛教信众心目当中的最高期望值、最大公约数。因为广大的佛教四众并未预想“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僧宝，只是成为college式的中等佛教教育结果。而是殷切的企盼顺利完成学业、圆满走出学院的僧宝，都能成为“宗教兼通、学修俱佳、住持三宝、嗣芳教法”的圣道栋梁。至少应该成为社会大众欣慕、艳羡和期待的University式的人才。尽管University毕业出来的学生，只是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当中的中间环节（后面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三、目前中国境内的部分“佛学院”已于若干年前开始启动佛学专业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有的“佛学院”中的研究生教育已然开展十几年了，并且培养出来的佛学专业研究生已达100多人。如果当前的佛教教育机构仍然停留在“佛学院”的称谓上，那跟事实上的硕、博教育就会形成汉王符《潜论夫考绩》：“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的尴尬局面。试想那个世俗学院的教育机构还在原有的基础教学上设有研究生、博士点呢？四、国家宗教局官网上统计的36所佛学院中间（还有不少没有统计在内、游离中佛协管控的佛学院），尚有为数不少、苦苦支撑的小型佛学院，只是二年制的初级教学设定和类似培训班性质（由于有些培训班招收的僧源大多数只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凭学历），无论其教学内容、授课老师、课程科目或教材模板，都是按照世俗“高中”的目标来配备与安排的，这样的佛教教育组织倘若也按“学院”的名称性质给予划定，那么它们培养出来的所有毕业生，估计是很难达到与符合“学院”的教学要求和培养目标的。由此看来，现今的中国所有佛教教育机构或僧伽培养组织（佛学院）已经到了应该为自己正名（重新命名）的关键时刻了。
其次，如果我们将此名称断为“佛学”“为前，““院”字为后的话，我们固然能够化解佛陀的言教与弟子之间论述的对立与紧张，也能很好的包含和融入印度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等后世的“如理如法、契理契机”的演绎，以及佛教中国化后的一系列丰富成果、理念创新与多元成绩（两汉时期成功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合理如法的传演，逐步建立了大小十个不同印度的佛教宗派），同时各个“佛学院”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也能有效的消弭由于第一种断句给“佛学院”带来的操作上的难题，而且也能有效规避“挂羊头、卖狗肉”的货郎心理与小贩思维。但是我们可能又不得不面临第二种断句带来的或许更为难解的问题，那就是“院”字真的能够准确代表一个专门从事佛教教育的机构或科研院所吗？特别是从事定向培养、锤炼“绍隆佛种、弘宗演教”的法门龙象、教内脊梁的佛教院校呢。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相关文献资料和工具书中是如何定义“院”字的吧！
1、许慎的《说文解字》【卷十四】【部】云：院；堅也。从完聲。王眷切〖注〗臣鉉
按：宀部已有，此重出。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院：堅也。从，完聲。王眷切。十四部。按宀部爲寏之或體。
由此可见“院”字在古代只是单纯地意指某种坚硬的形象化物体，或者指谓由某种坚硬物体直接堆砌而成的人类建筑，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某种组织、机构、院校、教育等具有抽象意义的客观存在。如：五代时期著名词人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中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唐末将领高骈的诗作《山亭夏日》中的“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以及宋欧阳修《蝶念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等等。都是直接嫁接、理解、诠释、运用“院”字的古代本义，而个人没有主观使用任何演义的方法和修辞的手段，进一步私自性的延伸或扩大“院”字的无限外延和特定内涵。
2、《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院是形声字，阝（阜）为形，完为声。读作yuàn，本意指围墙。后指有围墙的院子、房屋。此外，院在旧时也指官署。在现代有些组织、政府机构也叫院，如：法院、戏院、医院、博物院、电影院等。甚至还有戏院、美容院等等。
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来看，“院”字在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透过人们不断的演绎、更新以及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院”字的引申义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不管该字如何延伸、发展、演变、与时具进，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现代工具书。捕捉到“院”字具有如下完整五义的基本信息。现按照一定顺序进行如下的必要排列，以便使诸位读者更能全面了解“院”字的本义、延伸义、国家义、现代义和演义义。
（1）：本
义：是指“围墙、院子和房屋”
（2）：延伸义：现代社会演变成政府机构或组织，如：法院、医院、戏院、博物院等。古罗马时期尚有“元老院”；当今西方国家的英国还有“贵族院、平民院”；美国、日本还有参议院、众议院”等等。
（3）：国家义：重要的国家机构有：国务院、中科院、社科院等。
（4）：现代义：如医院、电影院等
（5）：演义义：如美容院、妓院等
三、名实分离
以上我们是从“院”字的原始本义追溯一直到“院”字本义随着环境的变动、时代发展、文明进步和文化的繁荣，逐渐演变出的延伸义、演义义等等，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院”的所有意义（古今），其中包括笔者在上面归纳出的五个意义。不过尽管文字、文化、教育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演进的动态过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们还是习惯与愿意使用“院”字的原始本义和后来演变而成的部分延伸义，绝对不会主动排除上述五义中的A、B、C三义，而五义中的D、E的人们随意演义的二义会出，只能说是“酱缸文化”在普通群众视野、思想观念中任性挥洒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只是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恶搞歪曲文化古义的揶揄戏谑呢！就像时下某某公司为了营销、推广、炒作自家的产品，蓄意制造100多张绘声绘色、各式各样的杜甫图片。还特意标注一行火遍网络的流行语————“杜甫真的很忙”一样。
那么，第二种为“佛学院”进行断句的方式，是否不会存在“名实”之间的分离、对立与紧张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第二种“佛学”加“院”的断句方式，也将必然引发如下几个“名实”交相扞格的弊病或自相矛盾的问题。一、“院”字绝对不能代表一个成熟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宗教的教育组织，因为上述论证的“院”字五义当中的A、B、C三义，只是指代院墙、政府组织、国家机构，并不是确切的专指一个文化教育或宗教教育的组织结构；二、五义当中的D
、E二义一个是属于医疗机构、娱乐场所，一个就是属于美学范畴、寻欢场所。与文化教育、传授知识、教给技能、明德惟馨、陶镕鼓铸、百卉含英的教育系统格格不入、方枘圆凿。三、“院”字代表的A、D低端化的原始义、现代义，只是描述一种地理方位范围和社会服务行业，而不是必然、精准地指向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和塑造人格的育人系统。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今的“佛学院”似乎应该考虑
《汉书李寻传》所提出的：“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的“名实”是否桴鼓相应、名副其实的切实问题。
此外，如果我们再从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规律上讲，这样的冠名方式或名称预设，可能也不符合佛教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宗旨，因为所有的佛教院校均是以“解行并重、定慧相资、成佛作祖、人天师表、”为终极目的。而“院”字由于是一个存在多元指向意义的复杂概念，同时又在历史当中毫无征兆的跌落成为一个低级、普通乃至庸俗的词汇，用它来指向熔铸佛门俊杰、锤炼教界领袖、提掇后昆法子的全国佛教倾心打造的佛教院所，似乎是在不经意之间就将：“十方同聚会，箇箇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之高雅、宏博、渊深、旷古的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及其佛教文明，刻意打扮成为一个凡尘闲宵、娑婆世界人人皆可登堂的普通、平凡的演义、戏说的调侃之地。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曾从哲学的高度上发生过“名称”如何毫厘无差的表达“实际”关系的大争论，给予我们留下许多理清、解决“名实矛盾”问题的极具参考、借鉴的意义与价值作用的思想资料、图书文献等。例如《管子九守》中的：“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返相为情；”公孙龙的《名实论》中的：“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审其名实，慎用所谓，至矣哉；”………“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以及《荀子正名》亦云：“异形者，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因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名贵贱，下以辩同异”等等。参与其中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纷纷从各自的立场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自家的不同观点与学术特征，这些迥隔霄壤、立场互异的学术、哲学的忿然聚讼、各持己见，也为我们今天探讨“佛学院”的冠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文化启示和哲学资源（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穿越历史重温通读一遍先秦有关名实之辩的历史）。然而不管诸子百家如何透过诡辩化的方式充分强化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的正当性、，我们也不能彻底忽略与无法排除刘勰于《文心雕龙夸饰》中有关“名实贴合”的名言：“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荀子在《荀子正名》中提出“制名，以指实：”以及
庄子在《庄子逍遥游》名篇中强调的：“名者，实之宾也”在佛教教育系统中已然存在的语言符号系统对调节现实规范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因为现行所有的佛教教育系统毫不讳忌、啧有烦言的说的确是在客观上违背了“名实”相符的规律性、合理性与判词性。
综上所述，无论我们如何来为现行的“佛学院”名称进行断句，都会造成“名实”之间的严重张力；内容与形式上的猛烈碰撞；事实与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佛学院与作育目标的偏离移位。过去二十多年的佛教教育虽然已在“佛学院”的轨道上成功的运行了下来（尽管不少佛学院的教学质量和目的达成不太尽如人意），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应该仍有某地、某寺佛教教育继续沿用“佛学院”的名称，但是若从佛教教育长远、健康、合理、高标的视角运思，为定位高等佛教学府的教育机构或培训性质的教育组织重新进行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冠名”，从而彻底杜绝笔者上述言及的相关问题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及其有效化解其所携带的历史局限性。或许正是当前中国佛教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也应该成为从事佛教教育者给予关注、重视、探讨、理清的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内容、有深度的理论对象。同时民国时期杨仁山创办的祗洹精舍、欧阳竞无改版的支那内学院、释文希主持江苏扬州天宁寺于开办的普通僧学堂(1906年)；月霞(1858～1917)1911年于南京创办的僧立师范学堂、上海成立的华严大学、谛闲于1914年在宁波创办的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上折射出民初佛教的仁人志士与出家僧侣对于高水平、高质量佛教人才培养的深远洞察、时代关切以及培养“准确弘通佛法、如理传播佛道”的重要性、迫切性的深邃认知与卓尔不群的不凡预见；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他们没有使用“佛学院”一词称谓冠名佛教教育组织机构的高明睿智与先见之明。
四、台日佛教教育现证
与此同时，我们不妨再把中国佛教教育的审查视野与反思角度扩大一下，横向比较我们邻国的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佛教教育机构的命名上与我国的佛教院校有着什么样的区别以及这些命名准确的佛教院所的当今的真实状况。因为当代中国大陆的佛教教育的恢复、起步、出发从某种角度上而言，的确是在日本佛教和台湾佛教教育成熟的状态下效仿、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从模式、技术、范式的临摹中汲取的基础性经验。虽然1907开办的祇垣精舍、1922年创立的武昌佛学院等已为后来的佛学院的复兴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宝贵史策，但由某种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阻碍使得这一先贤奕业传芳、箕裘相继的时彦业绩并未成为后继者“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之对比考校的唯一参照。
台湾只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小省份（与大陆特大城市相比），目前拥有的佛教教育机构不下20多所，其中最有影响力、最有知名度和最有全球性眼光，而且是以大学命名的佛教教育院所就有六所，它们分别是：华梵大学、玄奘大学、法鼓佛教学院、慈济大学、佛光大学和中华佛教研究所。以上六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佛教院所，不但师资力量众多、支持存续的资金雄厚、每年报名参考的生源源源不断；而且它们几乎依然成为台湾选读佛学的首先院校。尽管台湾也有一些以佛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但是由于一直存在师资的流动性大，生源的极度缺乏以及诸多其它的因素，很多佛学院早已面临难以为继、无法招生、闭门歇业的窘境。虽然导致这些佛学院无法生存与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很多，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恐怕是与“佛学院”这种冠名存在的“断句“、”名实“之间难以理清的混乱关系，以及台湾出家生源依据“佛学院”这样的名称，过低评估这些“佛学院”的质量、规模、档次、条件和科研水平。从而选择更加知名、正规和高规格的佛教大学乃至研究所，作为自己探索信仰、闻思经教、法随法行、现证佛法的理想场所。
台湾现行的佛教大学、佛教学院以及研究所等与以某寺为依托的各地佛学院存在多方面巨大差异的现实，一方面是在客观上提醒大陆佛教教育需要统筹整合、转换思维、重新定位、以及创新性发展，以期真正符合、相应于佛教大国的国际身份；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提醒大陆佛教教育界应当尽量规避由于命名上带来的相应疑虑，给日后佛教教育健康发展、壮大强盛、繁荣恢弘衍生的命名语病和名实区隔，仍旧笼罩在大陆佛教教育的这棵正在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的大陆宗教明珠的冠冕之上的参照坐标。以便最大程度的配合与深度从容的呼应国家“实现全面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针、宏图大业、高远愿景、顶层设计。因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崛起宗教的再度强盛、人文合力与望峰自心也是构成其中不可或缺，言行方圆的重要完美厚实丰沛的理想知识精神情怀的无懈闭环。
日本是个较为发达先进的东亚国家，由于自明治维新以后没有受到较大的内部战火波及，日本的文化教育获得了长足的、持续的发展，而有关佛教的教育也相应的伴随着日本高等教育同步进化，业已成为日本高等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和不可或缺的文明元素，更是日本人文学科领域内的一门科研显学。迄今为止日本国民和政府并未并将佛教视为或有或无、低级异端、需要遏制、阻碍进步的文化糟粕，相反，他们却在佛教思想、理论、哲学、文化、价值中挖掘、整理出了有益、促进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人民安康、团结和谐的重要文化力量、思想资源和精神动能。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日本佛教学会和研究会共有五十四个，著名佛教大学十二所，分布于日本的各大城市，如东京、奈良、富山、大阪、横滨、名古屋、罔山、福罔等地。公开出版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佛教报纸三种，佛教学术研究刊物二十四种。培养、诞生、涌现、成就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许多教授学者，其中非常有名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村上专精(1851—1929)、木村泰贤(1881—
1930)、境野哲（1871—1933）、高崎直道、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等。上述学有成就、成绩斐然的佛教文化、思想、教育、理论型学者能够在佛教教育、文化、思想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得益于1868年以后日本推行的明治维新政策；更是与日本国家大力发展佛教高等教育及其设立国立佛教大学有关。尤其是日本的佛教大学、研究所和学术界积极借鉴、汲取西欧近代学术的各种研究方法与丰沛的佛教研究成果，并从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哲学、考古学等角度，对佛教的起源、教义、经典、历史、哲学、制度等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取得了大量可观的、丰硕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学术成果，并出版、发行了众多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始终占据全球佛学理论、哲学、思想、义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上述众多出自日本且具有国际影响力量和学术引领作用的专家、学者、教授，既不是以哪个小寺庙为主要培养力量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更不是以哪个“佛学院”为条件、为基地、为后援、为磐石培养出来的佛教学者。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虽然非常重视佛教教育的健康发展与科学建设，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以“佛学院”的名称来为专门的佛教教育机构或组织冠名，而是统统都以University（大学）来直接命名的，有的佛教专业直接并入University的某个院系。从这个角度上讲，日本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并未出现“佛学院”这样的佛教教育形态。“佛学院”这样的佛教教育形态只能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初步尝试的无奈之举、因应时代的权宜之计，而冠名背后存在的“断句”、“名实”的之间难题，也应该成为已经发展30多年的中国佛教院校需要思考和反思的重要议题。须知，几乎所有的“佛学院”（无论大小）都把自己的院校“界说、定位”在中国佛教高等学府以及培养高水平、高质量的佛教专门人才的实验基地。
台日佛教教育现今取得的令人羡慕的教育成果，不仅已经奠定了佛教教育在上二十世纪辅翼地区、国家迅速崛起的文化、宗教基石，同时亦成为亚洲某些佛教家国家渡海取经、挹彼注兹的不二之选，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中的青年僧侣普遍前往台湾系统接受佛教教育的现实；大陆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派遣和自发求学的少数僧侣陆续前往日本、斯里兰卡等国完成大学学历的基本趋向等，都在昭示和证明着大陆佛教教育与亚洲其它国家、地区佛教教育存在着的事实差距。这些客观上存在的差距意味着大陆佛教教育欲想短期缩短或赶超亚洲发达国家、地区的佛家佛育，不但既取决于大陆佛教接受教育的年轻僧侣奋起直追、勇猛精进的宏大用心，更取决于佛教教育系统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教育制度、质量、水平、策略的基本能力。而从佛教院校以“佛学院”的冠名形式的基础问题开始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入手校正或高远作意，或许亦是大陆佛教教育扭转向外问道、泛舟沧海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冠名背后深藏的系列佛教教育内部久已忽略、遗忘的细枝末节、事关大局的基点问题（由于院校名称、教学质量等问题导致当代部分学僧接受佛学院教育之后转而考取世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应该早己弭患无形、悄然无声的消弭、溶解于三十多年佛教教育整体走过的不凡历程中。从而早日恢复大唐时期日本、高丽等国大量派遣“遣唐僧”远赴中国从学问道、探寻心源于大陆祖师大德、佛家耆宿的佛教繁荣景象。同时亦或真正完成国家要求所有宗教积极符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时期赋予我们历史性开创佛教文化建设的软实力强国的艰巨任务。
五、 结
语
通过以上详细、认真的举例和援引文献和工具书的相关说明，我们清楚的知道“院“字本身既有它固定的原始本义，也有后来不断变化的引申义和演义义。而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佛学院”名称，或许只是前辈先贤、佛学巨擘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下的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或暂时的安立，未必会是是他们最为成熟、圆劲的想法。因为“祇垣精舍”（1907——1912）只是存续了几年的时间，支那内学院前后不过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1922——1927），而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只是维持了14年的时间（1922——1926），后因动荡、战乱、经费、人事变更等诸多因素，迫使武昌佛学院不得不停止招生、无以为继，就连原有校址也在形格势禁、难言之隐面前发生了根本性的院址迁移。
后来太虚大师于1932年筹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未能继续沿用由他创办的“佛学院”名称，（说不定太虚大师已然意识到“佛学院”的称谓确实与他从事的教育工作之间存在“名实”的内在矛盾呢？）虽然背后或许有着大师更为宏大的理想、愿景、诉求、鹄的，但是这一名称上改变地事实也能从某个方面间接的佐证早期的命名方式，似乎可以确定只是太虚大师的初步想法与方便设立。完全不能证明用“佛学院”的名称来给佛教教育冠名的自洽性、合理性、科学性、名实相符性。就如吕瀓先生（
1896--1989年）
于1925年主持内学院的全面工作之后以“哀正法灭立西域学为宗旨、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
[]
的精神在“内学院”的框架基点上而又迅速创立“法相大学部”的真实意愿与实际做法一样。
由此看来近现代中国佛教给与佛教教育冠上“佛学院”的称谓，的确值得每位“想办教育、在办教育”的所有佛教院校之负责人需要认真对待、严肃面对与高度重视，进而进行必要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省思的时代主题。毕竟任何一位真正怀揣弘大佛教教育理想和目标的梦想者，均不愿意主动成为妥协现实与坚守理想之间；循名课实与名实分离之间无力实现张力消解使命之后的“艺术化逃遁者；现实化回避者、逻辑化忽忽者”。就像上个世纪初期矢志改革佛教的太虚大师明知改革佛教必将面临诸多挑战与各种风险，却依然昂首挺胸、踌躇满志、充满激情、豪迈不群的行走在落寞孤寂、迭生障碍而又慷慨激昂、欢饮鼓舞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推广、宣扬、策动的正道之上。
既然上个世纪初叶导向与引领中国佛教沉勇奔赴新教育、不断开拓未来新路径、促进佛教紧密衔接时代潮流的高僧大德们，不但为我们当今的佛教教育做出了“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般的高标示范，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鲜明地体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一代士人深切的现世关怀和社会理想。作为现代“佛学院”系统培养出来的众多僧才和率领当代佛教教育奋勇迈向充满光明未来的决策者们，是否应该适当性的、前瞻性的效法一下古圣先贤、耆宿大哲们的豪迈担当与开拓精神，重新塑造与着力打夯佛教教育的新面貌、新精神、新品质、新思维、新理念、新举措————为当今一些尚在谋划、筹备办学（有些省市正在筹划恢复、创办佛学院）、正常运管、后劲十足、活力四射（有些已经十分成熟完善、体制健全的佛学院）的佛教教育、高等学府冠上“恰如其分、毫厘无差、对应相称、名实吻合”的称谓。并彻底解决和智力融化上述言及的“断句”、“名实”之间天然携带的深层矛盾及其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盲点。进而因革损益、合力助推般的扶翼二十一世纪大陆佛教教育整体性迈上一个崭新台阶，并使当代少数学者戮力批判和切实拷问近现代佛学、教育“未有令人鼓舞的进展、汉传佛教诸宗的衰迈”的相应言论，构架于凌空蹈虚、流于荒诞、绵邈责难之不实基点之上。同时我们在此透过深入考辩、认真梳理、细致分析“佛学院“之命名得失、玉卮无当也是适时完成佛教教育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的正当性扬厉的当代性切换与协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云帆开航。也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对于“宗教坚持中国化”的战略方向相向而行、步调一致的深度暗合与时代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