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简单在博客上写写，试图从《周礼》，《管子》看中国古代金融史发展去理解香港的问题：
《周礼》的重要性在于，它称为近2000年中国政府的治理范式。也就是我们如何管理一个国土辽阔，孕育不同文化的国家，这些都与千年来的官僚体制不无关系。
也就是说：如此一个国家要融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必然需要政府处在强势位置，并且是借贷的管理人和法家思想配合使用，就必须是大一统的体制。法家的观点就不展开说了，本文就说说金融史。
这也契合了《管子》阐述的理念，国家通过看不见的手（金融手段），引导各种资源去到各个地方和实现管理目标。这些观念在学术界已经认可大幅领先于欧洲的各个阶段文明（雅典，罗马）。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牛顿”和“工业革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李约瑟之谜“，后面有机会再说。
从西方金融史来看: 苏美尔到美索不达米亚，再到雅典和罗马。其根本是认可私人财产，以法典的形式尽可能公平的解决金融领域的有限责任，建立起来私产制度。国家通过拍卖垄断资源的经营权获得税收，个人以资本累积的形式实现阶层跨越。
所以，大概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时，根深蒂固的冲突原点。虽然都是黄皮肤，但香港年轻人的各种理念，早已西化。再加上过度自由化的区域(香港的立足之本也是这一点）形成的意识形态，就更难以以一个亚洲传统政府公民的姿态去处理公共关切问题。
但是，在这儿我想说的是，此时更应该重视金融领域手段而不是武力。
正如2000多年前的《管子》著作所说：“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入原水之就下。故五重则至，轻则去”。
其大概含义就是说明：虽然钱币不能充饥，但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