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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代玄鸟神祖周身蛇纹及商人以玄鸟为神祖的文化背景

2019-01-01 13:02阅读:
论商代玄鸟神祖周身蛇纹及商人以玄鸟为神祖的文化背景由《花东.3》玄鸟合文、金文玄鸟妇铭文以及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图像(有玄鸟鸮、男性“蹲踞式”并部分拟人化的玄鸟神祖、象征简狄以及建疵的两条鱼等)、湖北省博物馆商代铜鼓饕“食”玄鸟图像(其中的玄鸟并不明显,其只以有曲折纹的喙来表现,这是商代的一种常见表示法)、商代“蹲踞式”玉人、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藏铜甗上的“蹲踞式”玄鸟神祖(头为羽冠,又有饕餮纹冠的特征)、虎“食”人卣(器底有两条鱼,一般不为学术界重视。实际非常重要,其与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及有的商代有的铜盆或有的兕觥中出现的鱼内涵近似,都是代表有娀氏之女的。其与虎食人卣中的人之组合与泉屋博古馆中的男神及鱼的组合构图类似,内涵一致)、虎“食”人尊、虎“食”人首斧钺、妇好墓的鸮面C形玉龙等材料看,商人始祖卨或曰契或曰阏伯(阏字有阻滞积聚的意思,与古代的渚泽可以关联,可能即来自于其神诞神话。依照我们的观点,《诗经.商颂》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实际应描述为“天命玄鸟,降雷泽而生商”)的神父玄鸟就是鸮,有的时候表现为长耳鸮,有的时候表现为短耳鸮。
另外,我们还发现玄鸟神祖周身往往也有蛇纹(有的是小龙纹,其它同。当然也有没有的)。无论是虎“食”人卣中的拟人化玄鸟神祖(图一),妇好墓中出土的更为写实的拟人化玄鸟神祖(图二),还是生物形的玄鸟神组(图三、四、五、六)(这类神祖身上往往还会有象征生生不息的蝉.蝉为商代商人始祖神诞神话图像系统的常见元素。这些玄鸟身上还基本都有龙蛇,并且有的身负蝉身饕餮上帝,与虎“食”人卣中的拟人化玄鸟神祖设上的装饰非常近似。虎“食”人卣中的拟人化玄鸟神祖侧首蹲踞,造型非常类似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鹰,不过虎“食”人卣中拟人化玄鸟神祖拟合的是鸮的造型而非鹰的造型,即虎“食”人卣蕴含的文化时以以鸮为玄鸟氏者)。殷墟还出土有两件骨雕(图七),构图为人面,头顶为拟合鸮簇羽的造型,鸮爪,蛇身,与一般饕餮区别明显,也应视为是玄鸟神祖的部分拟人化造型。 商人在把其玄鸟始组制作为蛇身之外,多数是在玄鸟神祖
身上采用蛇元素的方法,除了珥蛇外,多把蛇的造型还与玄鸟神祖的生物形或拟人形造型尤其是四肢有机拟合,显示了商人在表达宗教信仰时高度关注艺术性。商人为何特别喜欢把采用龙蛇元素加入玄鸟神祖的造型呢?我们认为这并非一般的设计,应该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与人们对于蛇具有助力生产、丰产、再生的特性有关,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与蛇所具有的阴阳之阴的功能并由之产生蛇可以有助生殖、再生、丰产的作用之信仰有关。易学中把蛇与震卦之象联系,可能也是这一原因。商代把蛇与震卦之象关联的原因,主要与震泽、震为生有关。像本文所述的骨雕中的一件,周身为雷纹,也表明其具有震、雷的特性,与文献记载雷神的人面蛇身形象相符。蛇或龙象征震、类或象征雷泽的材料在商代还有一例较为明显,这就是石楼发现的一件商代铜兕觥(图八),在这件兕觥上,有龙,有蛇,并且龙身附近多见雷火或曰离火纹即为雷符,又有鳄,显然表明这一环境为湖泽,雷在泽则更表明其为雷泽。还有两类神鸟,一类为三只,,一类为一只,三只者显然不像玄鸟鸮,另一只则可能。若是这样的话,该铜兕觥整体的图像表现的就是一幅“天命玄鸟降雷泽而生商”的场景。这其中的龙与小蛇应该就是具有震的特性的神物(其中的饕餮面龙,可能也是用以表示此地域为震泽的龙,或也可能是上帝)。另外,商代把玄鸟神祖同时增添雷神特征的案例较多见,像商代玉器中的“蹲踞式“玄鸟神祖,有的在身上就明显有一雷形符。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上的拟人化“蹲踞式”玄鸟神祖,本身与鼓也即与雷相关,同时其为男性,显然又与鱼一起构成雷泽归妹卦象。由于震为男,巽为鱼,这更说明其中的玄鸟神组具备雷神特性。晚期《山海经》所谓的雷神夔之名字显然与这类“蹲踞式”有关,晚期文献记载的乐神名夔显然也与这类“蹲踞式”有关。换言之这些名夔的神名及其特性应来源于类似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之玄鸟神祖一类的神。这类神有的应同时具有雷神和鼓乐神特征。仰韶文化时期的神鸟食鱼图像,像龙岗寺、阎村等地出土的这类彩绘以及半坡、姜寨遗址出土的蕴含这一思维的人面鱼纹或神鸟首眼睛的鱼形彩绘,显然是雷泽卦象及其蕴含的生殖崇拜文化的表现,这利于说明我们有关泉屋博古馆铜鼓图像蕴含着雷泽归妹卦含义以及其应包括商人始祖神诞神话场景之判断是有悠久的历史背景的。依照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之天命玄鸟降雷泽而生商的图像内涵看,仰韶文化中的神鸟食鱼图像中的神鸟有可能也是该部落的图腾,但是鱼可能只是象征其部落始祖的女祖先,并不是女始祖的图腾。这样的话,鹳鱼石斧图就有可能属于《山海经·海外南经》所记载的鹳头部落位于今汝州市民众的遗物。由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中有“鹳头国在其(毕方)南,其为人,人面有翼,方捕鱼”,《山海经·大荒南经》的记载中有“鹳头人面,有翼,食海中鱼”等有羽翼人捕鱼的现象,所以其中的鹳头国就很可能是鹳部落,而非只是字音相似使然。有学者认为驩兜被放之崇山为郑州之嵩山区域,马世之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马世之:《驩兜与崇山》,《史学月刊》2004年7期),我们是赞同该观点的。其实鹳兜若《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博物志》等文献记载的那样,在尧时代较为繁盛,其首领可能在唐任职,由于举荐共工等问题获怨而被放南崇山。依据《路史.国名纪二》记载,弘农即今天的灵宝附近可能与驩兜有关,而按照考古发现,今汝州市更可能与之关联。所谓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阎村类型有可能即是鹳兜族文化。
商人为何又选择玄鸟作为图腾祖先呢?神鸟的飞翔能力、与天地“沟通”能力、候鸟助力生产、神奇的卵生等都应是原因,还有一方面早期也可能包括玄鸟为晚上出现的生物有关。因为这类生物的这一特性与阴阳之阴有关,因此可以与女神时代崇拜女神祖信仰有关。欧亚大陆布列塔尼、爱尔兰和保加利亚新石器时代不少地方发现鸮女神崇拜即是早期这一文化特征的表现或孑遗。不过从《太平御览》卷三七一引《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的简狄生商人始祖卨于玄丘之水、《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之男性拟人化玄鸟神祖及其中代表简狄和建疵的两条鱼的图像看(商人的虎食人卣器底也有这样的两条鱼),这时的玄鸟神祖为阴阳之阳,所以欧亚大陆的这一鸮女神崇拜在现在可见的商人始祖传说和实物中并不存在。早期红山文化中盛行鸮文化(其实赵宝沟文化中已经出现鸮文化,小山陶尊图像及赵宝沟陶瓮上就有鸮图像)及熊文华,其中也盛行女神崇拜,并且从剑桥大学博物馆所藏红山文化披熊玉人以及鸮、蛇、熊元素组合的C形龙、鹰、猪、蛇元素组合的玉猪龙、鸮、熊及蝉或金龟子元素组合的Y形器看,熊文化与女神崇拜关联密切,熊文化与鸮文化、蛇文化也关联密切,这样看的话,红山文化可能存在鸮与女神或阴阳之阴关联的信仰,又由于鸮为候鸟,因而鸮在当时也应与熊以及蛇一样具有丰产和再生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文化的地域变化,红山文化的鸮文化及其传播的鸮文化也可能逐渐产生了变迁,从良渚文化中的鸮元素称为太阳神或幻日神的重要构成元素看,这一时期的鸮文化肯定是与阴阳之阳关联的。当然鸮文化的阴阳属性并不是一刀切的变化,其两面性有时也会在宏观变迁的阶段之后或变迁过度阶段在不同的场景中各自适宜地出现,像妇好墓有明显鸮之簇羽的阴阳玉神人像即是重要证据。不过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内涵看,这时的玄鸟神祖肯定是阴阳之阳的男神祖,泉屋博古馆商代铜鼓之“蹲踞式”男性玄鸟神祖更证明了这一条。从这方面看,这时诸多玄鸟神祖之造型,无论是拟人形还是生物形的,均属阴阳之阳,其身有蛇的符号,可能是用蛇来增加其生殖和丰产能力的,并且是以阴阳之阳的形式,虽然蛇的生殖和丰产、再生能力早期往往和女神或阴阳之阴是关联。
这类玄鸟神祖周身有这类蛇纹的现象,在稍晚的战国时期的珥蛇、执蛇、腰蛇、乘蛇等文化中有所表现。

论商代玄鸟神祖周身蛇纹及商人以玄鸟为神祖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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