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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齐观:×年谈×

2007-02-13 15:10阅读:
田东江
农历丁亥年即猪年就要到了。狗年谈狗,猪年谈猪,×年的时候谈×,时人非常热衷于此,伴随着十二生肖的轮回而一轮接着一轮。所谓谈论,大抵是把关于该生肖的那些带好意头的字眼或词语挑出来,即便形貌对不上,谐音也成,弄个祝福什么的,让大家高兴高兴。有意思的是,在即将过去的狗年,因为跟狗有关的词汇大抵都属于贬义——蝇营狗苟、狗恶酒酸、狗仗人势等等,于是有人发明了“旺旺”,从狗的招牌叫声中找到了慰藉。一时间,大江南北,“旺旺”之声四起。
  清朝王有光之《吴下谚联》云:“十二生肖不知始于何时,取于何义。”今天已经有人考证过,生肖观念最晚在汉代就出现了。其实王有光感到不理解的是“老鼠打头猪打末”。他说:“夫以龙之神灵,虎之威猛,风云拥卫之物,乃颓乎中间,虽驾猪之上,已屈鼠之下矣,岂不悖哉!”总之,在王有光看来,把猪放在最后多少还说得过去,而“以鼠为头,其谁服之?”今天也有人考证过了,关于十二生肖的选用与排列,有种说法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而夜晚十一时到凌晨一时是子时,是老鼠最活跃的时段。这个说法在王有光那个时候未必不知道,他的解释让人疑心是在借题发挥,另有所指,在暗自抨击当时的用人之道也说不定。
古代也时常有人×年谈×,作生肖文章,不过那是另一种作法。朱弁《曲洧旧闻》载,宋徽宗赵佶是属狗的,他在位的崇宁五年(1106年)为丙戌年即狗年。有个叫范致虚的一天出来拍马屁,说今年是陛下的本命年,而“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真是大不敬,“宜行禁止“。这一番话,让徽宗觉得很受用,不仅因此下令“禁天下杀狗”,而且对范致虚本人还“赏钱至二万”。京城里的太学生们知道后,都觉得这件事太过荒谬,其中一位站出来公开“宣言于众曰”,当今朝廷不是凡事都要仿效推行熙宁变法的神宗皇帝吗?那么神宗属鼠,“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因为按照范致虚的逻辑,猫是老鼠的天敌,鼠年的时候就该禁猫。这个恶劣的先例大概就是范致虚开的吧,此后一些很在意的帝王,在自己生肖到来的时候都出台若干荒谬的政令。比如元朝延祐年间,“都城有令,不准倒提鸡”,就因为元仁宗属鸡。
1515年为明朝正德十年,“禁天下食猪”,因为这一年是农历乙亥年,也就是猪年。这倒不是明武宗属猪,而是他觉得——或有人出主意猪与朱
同音,“犯国姓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还讲了一个小人物东施效颦的故事。说他父亲在福建光泽县当官时,“邻县某因禁私宰,几至民变”。那里对杀牛的人戴枷示众,“而以牛肉环置架上”,结果牛肉“暑腐臭烂”,把人活活“熏蒸致死”。为什么县令如此残酷?原来这家伙“生肖属牛,姑爱牛同于骨肉”。宋朝赵汝愚的母亲属兔,他就终身不吃兔肉,但他那是个人行为,自己珍重兔子而已,并没有干涉他人的自由;如县令般强加于人,就是利用权力施展淫威了。
宋朝的太学生们未闻神宗时“禁畜猫”,其实再往前,唐朝的时候则确实有过一回,只是范围没有扩大到天下那么大而已。《旧唐书·后妃》记载,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当然,都是武则天的主意。对武则天来说,这且不够,未几,“令人皆缢杀之”。当萧良娣初囚之时,曾经大骂武则天曰:“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这讲的是来世的事情,但把武则天吓得够呛,为了使自己免遭“报复”--给萧良娣变的猫吃了,“自是宫中不畜猫”。饶是如此,武则天还是时时要发恶梦,因为她处置王、萧二人实在太残忍了。西汉时吕后对待戚夫人,是灌上哑药,熏聋耳朵,挖去眼珠,割掉四肢,割去舌头,活活变成“人彘”;武则天则同样对二人“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中”,欲“令此二妪骨醉”。因此她老是见到二人“披发沥血”的死时惨状,“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全不顶用。
  范致虚在《宋史》上有传,中过进士,跟金兵作过战,“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可能还立过功。但“禁天下杀狗”这件事干得显然不够漂亮,因而“有善议论者”--该是当时的杂文家了--就此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代表生肖的这十二种动物,完全是人为规定的,能说明什么呢?而“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则“其忧有不胜言者矣”。可不是吗?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范致虚不仅是带累得一种职业遭了殃,类似他以这样的手段得到重用,乃是开启了用人、察言的恶劣风气。
2007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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