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红高粱》，错过了《立春》，可是她没有错过属于她自己的“嘉年华”。杰出的表演工作者史可，在影视、戏剧舞台上，她依然专注的耕耘。我们分享了彼此的作品和对电影的认知，重要的是我们都是60后，我们有着共同的80年代的记忆。
我在戏剧学院学声乐
程青松：我从很早就开始看你的电影，1985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就工作了，就去电影院放电影，我在电影院放你演过的《杀手情》，所以跟你聊电影会觉得跟别的电影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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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红高粱》，错过了《立春》，可是她没有错过属于她自己的“嘉年华”。杰出的表演工作者史可，在影视、戏剧舞台上，她依然专注的耕耘。我们分享了彼此的作品和对电影的认知，重要的是我们都是60后，我们有着共同的80年代的记忆。
我在戏剧学院学声乐
程青松：我从很早就开始看你的电影，1985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就工作了，就去电影院放电影，我在电影院放你演过的《杀手情》，所以跟你聊电影会觉得跟别的电影人不一样。
史可：还有《疯狂的代价》。
程青松：对，这个我也放过，还有巩俐等你们班同学演的电影，我都放过。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考上电影学院，这不就是我的同学吗？
史可：我高考也考了三年，之前我去考的是音乐学院，那时候一直想唱歌。
程青松：也没想离开湖北，就武汉音乐学院？
史可：对，那时候很闭塞，没有想到要走多远。在武汉考了两年，第三年又考武汉音乐学院的时候，湖北歌舞剧院里有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当时对中央戏剧学院没有什么概念，以为是唱戏的。一点表演概念都没有就去了，好在我声音好，我唱了个歌，老师们觉得这孩子挺好。因为那一年中戏招生比较注重声乐，专门教声乐的老师考完之后就对我说，回去好好准备文化课，我当时想可能还有戏。
那一年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就来北京了。其实我对表演没有特别的喜欢，还是想唱歌，到北京不是更好吗？天地更广阔，稀里糊涂地就来了。来了的前半年一直天天跑琴房自己在那儿弹钢琴唱歌，后来我们表演课的梁伯龙老师好好把我教育了一顿，“你来是学表演还是来学唱歌？”我说以后好好上表演课，不往琴房跑了。
程青松：但是本来表演系就有声乐课。
史可：有声乐课，但我是那种恨不得每天都跑过去唱半天的人。有一天上表演课跑出去练歌，被老师抓一正着，我印象特深，他说“史可，你是来戏剧学院还是来音乐学院了？你是来学唱歌还是来学表演？”
程青松：于是你就说你要转学，要去音乐学院上课。有些人上了电影学院、中戏之后有压力，看见大家都很优秀。你们那个年代考艺术院校跟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是普招一个年级100多个人，那时候一个班就十几个人。
史可：对，我们就一个班，21个人，还算多的，还有两个属于甄别的，一年不过关的话就要送回去。
程青松：有送回去的吗？
史可：有两个人本来是要想送回去，后来我们老师说，都来了，孩子送回去也不好，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和未来前途有影响，就留下来吧。现在一聚会他还开玩笑，“老师，你拿我做实验，你失败了吧？”本来是想把他留下来，将来会特别有光彩，结果这么多年也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来，他自己也调侃老师。
程青松：章子怡和刘烨当时在班上也排在最后，两个人到后海哭，生怕下学期就不要他们两个人。那个年代兴末位淘汰什么的，太可怕了，对人一生的打击太大了。
史可：是，会影响一辈子。
程青松：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规定了。
史可：现在学生多了，一个年级都好几个班。
程青松：本科班、大专班、两年班、继续教育学院的班，每年好多人来学习，但毕业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机会演戏，招得太多了。
那时候……那个年代我们的理想
史可：我们那个时候的机会太好了，82班招过以后，83、84没招，招我们85班，86班又不招了，87班就是徐帆他们，就那么几个女生在戏剧学院学表演。记得西影厂每回剧本一出来，首先想着就是85班那几个女生谁合适。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演员队伍青黄不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多，真的太幸运了。
程青松：那时候西方的很多思潮都进来了，也可以说生在那个年代、那种开放的氛围中很幸运。
史可：大家都有理想，我想起来那时候有一首歌你肯定知道，叫《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是新的生活，使我们感到骄傲，父兄的期望、祖国的号召……”
程青松：方舒演的电影《年轻的朋友》的主题歌。
史可：对，那个歌词有一种往上的力量，大家都有一种往上奔的感觉。
程青松：那时候我们还是带着很多别人的理想在身上，每个人好像不完全代表自己。
史可：当然那时候每个人心中也有他自己往上的力量，觉得生活还是挺有奔头的。不像现在，感觉越来越没希望，把今天过好、吃饱，把嘴里的味蕾弄得特别丰富，想不到更远的东西。
程青松：所以说普遍认为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我上的高中只是一个县城的中学，文科班上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写诗，现在写诗的很少了。
史可：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诗歌朗诵会，学校也台词朗诵课，诗人把诗都拿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第一时间开一个小型诗会。我们班有一个叫李健的，声音特别好，他每天朗诵，结识了很多诗人。我当时也朗诵过很多人的诗，当时我们经常到中央美院一个班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读诗，“我的左边是黄河，我的右边是长江……”还真的像现在说的诗和远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真好。
程青松：大家读了，无形中是对我们是精神上的滋养，不管现在怎么样，还是会觉得有一个底气，至少曾经有一个来处。
史可：我会经常想到，那个年代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出来的，一说就有一杆大旗在那儿，就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这些人，好像有一个根据地似的，旗往那一插，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根基。
程青松：底气。你们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规定，就是上学期间不许出去拍戏？
史可：我们班是第一个被允许出去拍戏的，之前丛珊她们就不让。
程青松：她去拍了《牧马人》，学校就对她进行了批评。
史可：对，那时候还是很傲气的，你上学期间就跑出去是不务正业。我们三年级以后是可以出去拍影视的，从我们班开始的。
程青松：你是三年级才拍？
史可：我二年级的暑假就出去拍了。
拧巴的导演和拧巴的作品
程青松：我记得你的第一部片子是颜学恕的《野山》，拍完《杀手情》才拍的《野山》吗？
史可：先有《野山》。
程青松：两部片子反差很大，《野山》是艺术电影，《杀手情》是商业电影。
史可：所以《杀手情》拍得很不顺，拍的时间长，拍成了上下集，出来后发现太拖沓，又剪成一部，钱也没少花，弄来弄去，戏的气质都不对了，故事没有讲得那么精彩，不算是他成功的作品。
程青松：你是第一次拍电影？
史可：是我第一次拍电影。第一部戏就是非常专业的团队，导演也是好导演，所以我学到的东西很对，没有走歪路。但是这个戏最后呈现出来不是那么理想，我感觉他自己就有点拧巴，一个艺术导演在导一个商业电影，他两手都想够得着。
程青松：中国经历过特殊的时代后，电影在80年代后期开始复苏，拍电影作为艺术创作还是相对多一些。1987年、1988年中国也要发展商业片，所以很多导演都去拍商业片。但是颜学恕他们那一代学的都是苏联电影，老师也是苏联电影体系的学生，看的艺术电影多一些。拍商业片对颜学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那时候有些商业片很成功，比如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我记得当时票房还可以。
史可：《野山》出来以后，香港的一些投资人很看好颜学恕，香港银都机构都给他投钱，拍一部电影400万，跟现在的4个亿一样。当时有一张照片是制片主任蹲在田埂上看天，别人给他在照片下面配了一句话“400万可怎么花啊？”
程青松：我1987年参加工作，工资一个月56块钱，400万真的是很吓人的一个投资。
史可：有这么多资金来拍一个电影，他就大胆地尝试、大胆地拍。于是他就把自己觉得很时尚的元素往电影里头放。《最后的疯狂》导演周晓文年轻很多，他拍的更商业化一些，更为观众所接受。
程青松：他有很多在火车上的戏，悬念更强，逃犯逃回去还要去见原来的女友，女主金莉莉还要给他打掩护。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是创新的，他是犯罪分子，你怎么能爱他呢？
史可：而且是一个逃犯。
《红高粱》往事
程青松：刘小宁演的男主，刘小宁是姜文他们班的？
史可：《红高粱》就是要刘小宁和我演，因为我对他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使劲地来争取这个角色，他说有别的戏。姜文非常聪明，听说了这个剧本，他觉得这是他的戏，就跑来中戏找我跟我聊，他想来演“我爷爷”，刘小宁根本就没搭理这事，把我的形象和刘小宁配起来，爷爷和奶奶形象是般配的，如果是换成姜文，我们两个的形象就不是那么搭了。
程青松：姜文读书的时候脸特别小，像一个小孩儿，没发育完一样。
史可：对，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协调，没演成《红高粱》跟这个有些关系。
程青松：他们肯定把你们两个人的头像放在一起看过。
史可：这个是最大的原因，不是什么投硬币。
程青松：后来宋佳演的《淘金王》的时候，宋佳和你属于大青衣，他们也搭得上。但看姜文和你搭，他们可能觉得跟巩俐更合适。
史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大小尺寸更合适。
程青松：《红高粱》是比《杀手情》早？
史可：几乎同时。《红高粱》选角早，开拍也比我们早一两个月，都是在暑假期间。
程青松：当时会觉得没演成那个角色遗憾吗？
史可：当时没有，我接的《杀手情》在投资上比他们的要好。《红高粱》只有不到50万，张艺谋跑到高密种高粱，从高密回到北京灰头土脸的，当时我想这戏得是什么成色？我也不知道高粱长成什么样子，这一帮人成天裹着军大衣，总觉得他们特别艰辛，也不知道这事能成不能成，反正几个人在特别热情地做事。《杀手情》这头是400万的投资，导演的上部片子刚拿了金鸡奖，还是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