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共产中国经济的研究发生兴趣，是始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任职的时候了。该大学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书籍，百忙中我每星期总要花上几小时在那里的东方图书馆参阅。当时我正全力在产权经济的理论上钻研，很想知道共产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碰上中国大陆的文革一个史无前例的、最极端的共产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陆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启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关于大寨、四大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是日本所编辑的大陆文章），页页都载满了「伟大」的术语，书中除了对毛泽东歌功颂德之外，内容空泛，不着边际，使我白白花了两个月的工夫也一无所获。其它的大陆报章及有关资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说，在那时，我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版的多本关于共产中国经济的书，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吗？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且不明大陆的真相；而这些书的作者，只靠着数字图表之类的「阵势」，又怎能言之凿凿呢？我想，这些书都是废物！当时不仅我个人是这样想，其它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也是这么想。过了不久，经济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研究失郄了兴趣，多个学术基金会都一致地不支持有关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间，比较可靠的有关消息，还是得自那些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的见闻。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于那里经济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栗。虽然我希望那些传说并非事实，但五花八门的恐怖传闻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矛盾、可疑之处，于是在心底里我知道：中国大陆是真的陷于不幸的困境中了。一个惯于作实证研究的人，对资料与资讯的真伪，有外人难以理解的触角，知道信口开河的资料是犯驳而站不住的。同类可信的恐怖传闻听得多，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了，对中国大陆也就失却了希望。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关于大寨、四大本关于人民公社的书（是日本所编辑的大陆文章），页页都载满了「伟大」的术语，书中除了对毛泽东歌功颂德之外，内容空泛，不着边际，使我白白花了两个月的工夫也一无所获。其它的大陆报章及有关资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说，在那时，我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研究，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版的多本关于共产中国经济的书，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吗？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且不明大陆的真相；而这些书的作者，只靠着数字图表之类的「阵势」，又怎能言之凿凿呢？我想，这些书都是废物！当时不仅我个人是这样想，其它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也是这么想。过了不久，经济学者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研究失郄了兴趣，多个学术基金会都一致地不支持有关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间，比较可靠的有关消息，还是得自那些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的见闻。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于那里经济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栗。虽然我希望那些传说并非事实，但五花八门的恐怖传闻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矛盾、可疑之处，于是在心底里我知道：中国大陆是真的陷于不幸的困境中了。一个惯于作实证研究的人，对资料与资讯的真伪，有外人难以理解的触角，知道信口开河的资料是犯驳而站不住的。同类可信的恐怖传闻听得多，久而久之，就变得麻木了，对中国大陆也就失却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