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应酬邀请之作，我以英文下笔只发表过十篇文章。都是一九八三年开始以中文动笔之前的作品。数量少，其中八篇没有经过正规的评审。加上历来不管学报的名气大小，我的学术屡受非议。某次香港某委员会以打分的方式衡量学术水平，我是香港唯一的拿零分的经济学者。只是出道三个月升为正教授，我想不出理由去管这些无聊玩意。
称得上是师级的朋友可不那样看。他们希望我能多点发表文章，更希望我继续用英文下笔。然而，他们同意，有分量的文章一篇也不容易，一个学者穷整生之力不一定能写出一篇，因为要讲运程，要碰巧。
有时我幻想着如果当年不回港任职，不转用中文下笔，会怎样了。去年一位旧同事在网上搜查我的文章的西方引用指数，达一千三百多次。据说超过一千次很困难，中国人更困难，何况我的学报文章那么少。我当时的幻想，是如果继续以英文下笔，多三几十篇正规的英语学报文章容易，不知那引用指数会怎样了？
我不重视文章的引用指数：最后一次自己查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事。不重视，因为某类毫无创意的文章被引用得特别多，做学报编辑发表文章这指数会跳升，而极劣的谬论可以是被引用的大热门。我重视的是巴泽尔几年前啧啧称奇的一点：我的英语文章死不掉。
学术文章，发表后三几年还有人记得不容易，十年以上很困难，三十年说是经典不夸张。斯密的《国富论》是二百三十五年前发表的，去年该作的中译在神州大地还是畅销书！这才是真学问，才算是真的传世。
为了生计数学术文章无可厚非，为了自娱不断地写也无妨。但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发表后三几年没有人记得是不值得动笔的。我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关于香港租金管制与旧楼重建的文章，用了几年时间查数据，写得用心，曾经获美国某机构的一个法律论文奖，是一项大投资，也是大赌注，但赌输了，近于输清光。科斯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也明显地用尽心机，学究天人，我读
称得上是师级的朋友可不那样看。他们希望我能多点发表文章，更希望我继续用英文下笔。然而，他们同意，有分量的文章一篇也不容易，一个学者穷整生之力不一定能写出一篇，因为要讲运程，要碰巧。
有时我幻想着如果当年不回港任职，不转用中文下笔，会怎样了。去年一位旧同事在网上搜查我的文章的西方引用指数，达一千三百多次。据说超过一千次很困难，中国人更困难，何况我的学报文章那么少。我当时的幻想，是如果继续以英文下笔，多三几十篇正规的英语学报文章容易，不知那引用指数会怎样了？
我不重视文章的引用指数：最后一次自己查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事。不重视，因为某类毫无创意的文章被引用得特别多，做学报编辑发表文章这指数会跳升，而极劣的谬论可以是被引用的大热门。我重视的是巴泽尔几年前啧啧称奇的一点：我的英语文章死不掉。
学术文章，发表后三几年还有人记得不容易，十年以上很困难，三十年说是经典不夸张。斯密的《国富论》是二百三十五年前发表的，去年该作的中译在神州大地还是畅销书！这才是真学问，才算是真的传世。
为了生计数学术文章无可厚非，为了自娱不断地写也无妨。但要在学术上作出贡献，发表后三几年没有人记得是不值得动笔的。我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关于香港租金管制与旧楼重建的文章，用了几年时间查数据，写得用心，曾经获美国某机构的一个法律论文奖，是一项大投资，也是大赌注，但赌输了，近于输清光。科斯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也明显地用尽心机，学究天人，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