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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见当年人，只叹军营依旧”
这是第二次重返军营了。第一次是2009年5月，距离我1977年3月复员回北京后三十二年。这一次又过去了八年，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今天，已经六十二岁的我真正进入了老年，“故地重游，白了少年头”，感慨万端。
来时乘坐直飞昆明的航班。途中，我翻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所著《诗词格律》，刚好看到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写的《如梦令》，温婉而凄美：
作者：张明
常念青春值守，
红土铁峰云秀。
喜见当年人，
只叹军营依旧。
留否，
留否，
曾是内心难受。
当年我在连队，原本是可以提干的，连队领导和老兵们对我的培养、重视，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是战友之间的情谊，工作的驾轻就熟，在北京兵里第一个入党，再加上年龄小，父亲也希望我能留在部队等等，这些都是提干的有利条件。但我常常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担心自己回不了北京，部队终归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总要复员转业，到时候又要从头起步。因而，究竟提干还是不提干，纠结了很长时间。所以，才有了“留否，留否，曾是内心难受”的句子。
三辆大轿车满载着一百多名战友和家属来到山上参观军营。尽管昆明军区早已撤销几十年，部队的建制又多次改变，但昆明的老战友还是为我们疏通好渠道，提供了方便。山上的军营还有现役部队工作和训练，我们这些老兵也感受到了当代军人的崭新风貌。
当年的宿舍还在，已经粉刷一新，土路也变成了水泥路。我们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合抱之木，老兵们兴高采烈的挽手簇拥，合影留念。过去值班的山洞机房还在，但洞口已被砖头砌死，寂寞荒凉，不再使用。当年的连队食堂也被拆除了，辟为训练场。“爱军精武”，“不辱使命”，“大展雄风，永铸辉煌”等大字标语巍然屹立，烘托出当代军营的威武与活力。
一个年轻的军官陪同我们，不仅为我们介绍今日军营，还不停地为我们拍照。过去的医务室改建成一座办公楼，广场也树立起旗杆，我们在旗杆下排队合影。这些当年青春溢彩、如今白发苍苍的老兵群体形象，永远定格在军营之内和大山之中。
想起不久前我填写的另一首词《采桑子·
作者：张明
跟随父母从军路。
生在军营，
长在军营，
注定今生也是兵。
离家千里边疆地。
人到昆明，
心到昆明，
不老青春不老情。
二、一连和二连
这次总站一连组织的战友聚会活动非常成功。无论是接待、安排住宿，还是欢迎仪式和宴会，以及到军营参观，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服务周到，战友们评价近乎完美。
当年的军营驻有四个连队，我们二连的宿舍与一连很近。一连（原称“电报一中队”）的工作性质与我们二连（原称“电报三中队”）的工作性质基本相同，都是手键电报和电传电报。稍有区别的就是一连是有线，我们是无线。我个人理解：“手键”和“电传”是收发电报的操作方式不同，“有线”和“无线”是电报的传输方式不同。因此，在山上的军营里，一连和二连的关系要相对密切一些，而且，还有一定的工作交往。例如，我们日常在机上收发电报，多为实习电报，为的是业务训练或实战演练，但偶尔会有真实电报，我们抄收后会送交一连，由一连通过音响或电传送交军区通信兵部译电部门。有时，一连也会将真实电报通过我们发送给收电单位。我记得下连队不久，营里组织一连和二连部分新兵一起参加报务训练，训练的教室就是铁峰庵的准提阁大殿旧址（请参阅《我的青春我的歌》一书），许多一连战友也是在训练班慢慢熟悉的。
我和白纪总、杨渝虽然是二连的人，在这次聚会时见到了非常多的一连战友，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但回忆起来还是熟稔和亲切。因为当初都生活、工作在一个大院，况且一连宿舍又在我们的上方，近在咫尺。一连的男兵、女兵进机房值班，会沿着山道路过我们二连。特别是一连的部分战友，后来调到我们二连工作，那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四十多年的时光流过，和我一样，很多人的年轻面孔都已经变得苍老，体形有了变化，动作也有些迟缓，可战友们说话的口音，以及爽朗的笑声，流露出的丰富表情和生动的举止，还带有他们青年时期的影子和痕迹。岁月可以让身体衰老，却阻挡不了精神世界的顽强和性格特征的延续。你若仔细观察，得到的结果就是：他还是当年的他，她也还是当年的她。
为了欢迎我们，报到那天，居住在昆明市的原二连老战友来到宾馆邀请我们赴晚宴。这些老战友是陈星元、王晓雪、吴彦木、彭家兴、杨云英、张海云等。为了让我们这些外省市的战友品尝昆明风味，昆明战友专门为我们点了蘑菇、竹笋、豌豆苗、炒饵块等特色菜品，摆满了两大桌，而且最终也是由昆明战友结账。1979年入伍的杨云英连长，为我们一个个老兵斟酒、添酒，陈星元、吴彦木不断为大家祝酒和敬酒，席间洋溢着浓浓的战友情。
参加晚宴的二连战友还有高红、鲁淑英、白兰、耿明英、张再光、王长剑等，作陪的有一连的刘小芳和赵红梅（如今已经去世）两位大姐。
一连战友聚会的盛况和我们晚宴的图片发到其他微信战友群，一下子像炸了锅。特别是“贵州遵义战友群”，这些1969年入伍的二连老兵强烈呼吁，二连也要举办战友聚会，要更隆重、更热烈，有的老兵甚至提出了筹备组人选和聚会时间、地点、计划的建议。由此可见，无论在哪里，也无论相隔了多少年，战友之间的那份情谊都是最强烈、最真挚，也是最难以忘怀的。
我想起一首《战友之歌》，这首歌曾深深地打动了我。歌词是：
三、我与国防剧院的缘分
国防剧院位于昆明市金碧路原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北门正对的国防路东侧五一路，是一座大型的室内剧院，一共有三层，具有一千五百人的座位。而且据我所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昆明军区政治部机关和领导干部宿舍与国防剧院在一个大院内。
据资料记载，国防剧院建于1958年，风格属于苏联式建筑。对于我们这些1970年12月入伍、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来说，这座室内剧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昆明市来说，也算是“豪华”和“体面”的室内影剧院了，属于大军区一级的国防文化建筑。当年，部队重要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办，同时，这里也是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排练和演出的地点。
我在国防剧院看电影、看文艺节目有过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昆明军区举办的慰问各国驻华使馆武官及夫人的文艺演出。通信总站组织我们作为观众集体参加。事前部队做了周密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必须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外交任务来完成，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障安全。同时要求所有现场观看文艺节目的军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更不准盯着外国人看。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大气不敢出，提前坐到座位上保持正确的坐姿静静等候。直到各国驻华使馆武官和夫人们入场时，大家全体起立鼓掌，等到贵宾们坐下，我们才能坐下。同时，一股强烈的香水和莫名物质的味道扑面而来。
因为要看演出，我事先带了近视眼镜。在剧场关灯后，我悄悄取出眼镜盒，轻轻打开，取出眼镜戴上，两眼瞬间清亮起来，模糊的物景变得清晰可见，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关眼镜盒时“砰”地发出声响，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吓得我心惊肉跳，以为闯了大祸，严重影响了后来我观看文艺节目的心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工作时，认识一位从国防文工团转业到分局政治处工作的干部。我说起那次慰问各国驻华武官及夫人的文艺演出，他也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外交任务，组织严密，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是观看国防文工团演出的文艺节目。这是一次比较糟糕的文艺演出。不知是演员配合不好，还是节目没有认真排练就急匆匆的上演？记得有一个节目是男声独唱，手风琴伴奏。伴奏的是一位女军人，她端着手风琴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边站着穿军装的男声歌唱演员。一般情况下，歌唱演员站好位置后要镇定情绪、调整呼吸。待他准备好了，会用眼睛向演奏员示意；这时，演奏员也会点头呼应，表示演奏马上开始。可惜这两个人的配合出了问题：男演员示意的时候，演奏员没有注意看；而演奏员示意的时候，男演员又目视台下观众，也没有注意。两位演员在台上僵持着耽误了约两分钟，引起观众的哄笑，因为台下的观众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后来男演员把歌唱完了，唱得是什么歌，观众已经不记得了，但他们的配合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却让我们记忆深刻。
由于国防剧院是军区的标志性建筑，再加上不远处正好是美丽的云南省博物馆，军人们都愿意在这里留影纪念。197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前夕，我和战友白纪总请假下山，来到昆明市国防剧院大门口合影。那时候，我十八岁，白纪总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少。照相馆的师傅为我们安排好位置，端起120照相机，“咔擦”一声，一身绿军装，加上红帽徽、红领章，两个年轻士兵在国防剧院门前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同时也留下了我们的青春痕迹。
我和白纪总先后于1977年和1978年离开部队复员回北京，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进入了壮年时期，对当年在部队的工作和生活很是留恋。2009年5月，我还不满五十四岁，与白纪总等部分北京战友来到了云南昆明。在参观901军营之后，我和白纪总相约再去国防剧院，完成一个三十六年的愿望（请参阅我写的《我的青春我的歌》一书）。就这样，我和白纪总拿着当年的黑白照片，在家属和战友的帮助下，比照当初的位置，在国防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再度合影。
这一次，时间又过去了八年，我和战友白纪总再次来到春暖花开的昆明，参加当年一连的战友聚会。活动的内容很多，但我们两人仍然忘不了拜访国防剧院。从建筑年龄上来说，国防剧院也有六十岁了。这座剧院最开始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军人们服务，1985年撤销昆明军区后又为成都军区服务，现在又为西部战区所属的某集团军服务，也可以说是“劳苦功高”、“鞠躬尽瘁”！借用一句话说，就是“铁打的剧院，流水的观众”，用文化元素培养和影响了许许多多的部队官兵。另据2008年1月12日的《云南日报》报道，国防剧院已经成为昆明市第三批挂牌保护建筑。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老年人，当年的建筑也变成了保护性的历史建筑，这是岁月的沉淀啊！
3月2日全天战友集体活动，晚餐享用“过桥米线”。饭后还有些时间，昆明的天也还没有黑，我和白纪总乘出租车直奔国防剧院。这一次去感觉变化挺大的，国防剧院的周边盖了不少高楼大厦，剧院门前的广场停满了小汽车。我们是在汽车的夹缝中支好照相机三脚架的，白纪总找好当年我俩站立的位置，将云南省博物馆请进镜头，启动自拍装置。天色已晚，再打开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就这样，我们第三次完成了与国防剧院的合影。
2009年到2017年相隔八年；若从1973年算起，竟相隔了四十四年。还是那句老话：“故地重游，白了少年头”，感慨万千！好在我们还算健康，还能到处走动。也许再过几年或十几年，我们还会来的。只要国防剧院还在，我们就会像老朋友一样互致问候，合影留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