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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探家(一)

2022-08-02 12:32阅读:
第一次探家(一)
第一次探家(一)
作 者:张 明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当兵快满四年的我终于可以探家了。
一般来说,士兵的服役期为二至三年,最典型的就是野战军,很少有超期服役四年的老兵。那时候,部队还没有实行志愿兵和士官制度,作为士兵,要么提干,要么复员。而通信部队就大不相同了。例如,报务员,仅仅收发报训练就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再上机实习,积累经验,到能够独立工作值班,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二三年的服役期岂不可惜了?因而在我们报务中队,当兵五六年、七八年的老兵有的是。所以部队规定,战士入伍到第四个年头,可以回家探亲。
夏雨秋风,冬去春来。转眼间,我在云南大山里当兵竟有四年了,从一个十五岁的毛孩子长成十九岁的小伙子,成熟中有些匆忙,喜悦里包含惶恐,工作和生活按部就班,已经没有新鲜感,前途也是未知。这些或许是我们那一代年轻士兵的普遍想法,也是人生面临的一个困惑吧。
我开始准备带给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的礼物,三年多存下的津贴费派上了用场。爸爸喜欢吸烟、饮茶、喝酒。我托战友买了不少产自云南的香烟,还买了云南的花茶、红茶等,又买了几瓶当地产的白酒。给妈妈买了一盒云南白药、一斤天麻和半斤三七,给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买了精致的笔记本和红蓝两芯的圆珠笔。
还有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再加上我的换洗衣物、路上看的书籍,塞满了整整两个大提包。
东西准备好了,又开始计划回家的路线。其实,北京兵探家是很方便的,昆明有直达北京的列车,他们从昆明火车站上车就可以直接到北京,尽管路途上需要三天三夜的时间(后来成昆铁路通车,抵达北京的时间缩短到两天两夜)。但我和其他北京兵不一样。我入伍后,父亲因为调动工作离开军委总政治部,全家搬到了福建省宁德县三都澳某海军基地。我探家肯定是要去这个地方。一个没有结婚的人,一定是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但是昆明没有直达福建的火车,中途需要转车,那么,怎么走怎么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不小的考验。
我写信问爸爸探家路线应该怎么走?爸爸查了地图并凭他多年出差的经验,告诉我应该买昆明到上海的火车票,然后到江西省鹰潭镇下车,再乘坐由北京、上海或其省市开往福州的火车。在福州市下车后,要去长途汽车站购买开往宁德县礁头镇的长途汽车票。在礁头镇下车后,还要购买开往三都岛的船票,乘船到三都,再找海军部队,就可以找到家了。
记得当年山东莒县入伍的老兵鲁守祥说,张明还是个孩子呢,从来没走过这么错综复杂的探家路线,弄不好就把他丢了,到不了家或回不了部队。这确实反映了一部分老兵的担心,他们很关心我。虽说探家路线复杂又陌生,让我很头疼,但硬着头皮也要走。四年了,父母和家的召唤,谁也挡不住。为此,我提前去昆明火车站询问相关事宜,工作人员的答复与父亲告诉我的一样,乘昆明至上海的列车,在江西鹰潭倒车,但火车票可以买到福州,再签字转乘。这一下我放心了。
197410月初,连队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我立刻准备出发。印象中昆明开往上海的列车是上午发车。因为我所在的部队在昆明市北郊的山里,所以要提前到昆明市住一夜。记得我先去位于昆明市西坝河通信总站转报站的部队营地,在老乡北京兵的帮助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准备乘公交车去昆明东站,结果转报站的北京兵为了送我,集体和我一起乘公交车前往昆明火车站。我特别感动。
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乘坐绿皮硬座客车,感觉很新鲜(当兵到云南时乘坐的是黑色的闷罐子货车)。车厢里有许多探亲回家的上海知青,他们多数来自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有一位知青就坐在我的对面,几乎和我一路上都在聊天。听他谈到自己的兵团生活,对一个城市学生来说,确实非常不容易。几年来,他在上海和云南之间往返两三次,长期乘火车有经验。他告诉我,你要脱了鞋把两只脚放到对方的座位上,不然的话时间一长,两条腿会肿。
白天坐火车容易对付,看看书、聊聊天,望望窗外的风景,时间就打发过去了。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因为不管你有多困,你只能在座位上坐着睡觉。从昆明到江西鹰潭,火车需要跑三个白天和两个夜晚,这么长的时间都要呆在火车座位上,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哪怕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三天两夜熬下来,也要掉下几斤肉。我就特别佩服上海知青,他们白天围在一起打牌,热热闹闹;夜晚便换上工作服或雨衣,钻到座位底下安安静静地睡觉。我是军人,穿着绿军装,还佩戴领章帽徽,既不能敞胸露怀,也不可以说话随便,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和军人形象,这可就受苦了,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风尘仆仆不知疲倦的列车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这一天终于有了盼头。晚上十点钟,车厢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下一站就是江西鹰潭,停车时间为三分钟。我一听便着急起来,车厢里那么多人,又随身携带许多行李,才给三分钟的上下车时间。当时喇叭里播送的是《骑兵进行曲》,这首曲子我原来特别喜欢听,但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心情焦虑和下车后不知怎样转车的情况下,这首旋律欢快的曲子反倒让我厌烦起来,而且更加不安。
列车到站了,我急急忙忙挎上军用挎包和水壶,把行李架上的两个大提包拿下来,用宽背包带拴好,搭在肩膀上,前后各一个,手里攥着车票,匆匆与上海知青和周围的旅客告别,向车厢门口挤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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