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部队大院的童年记忆（五）
2023-01-15 12:22阅读：
六十年前部队大院的童年记忆（五）
作者：张明
五、幼儿园和星火小学
上文提到了我曾是星火小学的学生。那时候的小西天大院，有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校。它们的生源，都是大院部队干部子女或者部队职工子女。我记得那时的幼儿园分日托和全托。日托是指孩子当天送当天接，就像今天的幼儿园。全托是指孩子住在幼儿园里，每周甚至每两周，家长才能接送一次。我和我的小妹妹曾在总政永祥寺幼儿园，这家幼儿园就是全托，每两周坐班车回家一次度周日。小西天大院的幼儿园是日托，我的大妹妹小时候就在这个幼儿园日托，还表演过文艺节目，当过报幕员，按照现在说法，叫“节目主持人”。幼儿园还特意为她报幕时照了一张像片，又放大了做成彩色照片。这所幼儿园为大院的军属照顾孩子提供了优厚和方便的条件。
小学校的名称为“星火小学”，建校于一九六一年。
......
星火小学的位置在第三门诊部的西边，有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过去是大院部队干部子弟小学。小学的建筑规模不大，有几排平房，一排平房为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低年级在前面，高年级在后面。我从一年级上到四年级，还在这里参加了少先队。我清楚的记得，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红色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加入少先队是非常光荣的。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再衬上小学生稚嫩的笑脸，也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至今还记得红领巾的系法。
那时候，星火小学每个学期都要评选“三好生”，“三好”即学习好、纪律好、劳动好。被评上“三好生”的学生都会获得学校颁发的奖状。而我在星火小学从来没有评上过“三好生”，每个学期获得是“一好”，即“学习好”，没有奖状，只是一张粉颜色的纸条。差了“两好”，奖状的“待遇”就低了许多。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老师。本来没有评上“三好生”，可以什么都不给了。正是老师还看到了你身上的优点，哪怕是“一好”，也给予肯定。这是多么善良又富于同情心的老师呀。
星火小学的老师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部队干部家属，她们年轻，有文化，会讲普通话。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庞秀英，同时还负责教我们班的语文课。上到四年级后，我就转学到师大附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庞老师的儿子叫许言午。有一次许言午去门诊部看病。患者不少，大家需要在诊室外的走廊排队。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医生拿着病历叫道：“许许，进来！”“许许！该你看病了！”连叫了三声无人答应。医生又拿起下一个患者的病历。这时，许言午忽然有所反应。他说：“阿姨，您是不是叫我？”医生说：“你是许许？刚才叫了你半天，怎么不回答？”“阿姨，我叫‘许言午’，不叫‘许许’。”医生仔细看了病历上的姓名才明白。原来第二个“言”字和第三个“午”字挨得太近了，以为“言”是“午”的偏旁，被当成了“许”字。趣事一桩，可不仅仅是轻松一笑，庞老师为她的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应该是有特定含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因患肺结核病，在位于北京西北郊黑山扈的解放军三〇九医院住院治疗。三〇九医院住院部的地域很广，背靠百望山。病人治疗完毕，没事就沿着山路散步，因为坡度不是很大，又很少有机动车，是一个很理想的治病休养环境。黑山扈往西一站地是红山口，著名的国防大学坐落在那里。有一次我上山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当年星火小学的庞老师吗，她怎么会在这里？但她肯定不是三〇九医院的病人，那些病号我都脸熟。我本想打招呼，又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传染病患者，而且肺结核病是呼吸道传染，便忍住了不去打招呼，并保持一段距离。路过的庞老师看了我一眼，显然是没有认出来，然后径直下山。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了，不可能人人记得。反倒是我们这些学生，会永远记住教过自己的老师。后来我想，庞老师的丈夫可能调到国防大学或三〇九医院工作，不然，她不会走到这个地方。
现在的星火小学已经迁出了小西天部队大院，成为海淀区的一所知名小学。部队的教育资源移交给地方是对的，既可以补充师资，又可以扩大教育面，完全有益于社会，最终还能使自身获得更大的发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