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山洞”——《理想国》
2018-01-23 14:18阅读：
柏拉图的“山洞”——《理想国》
——何周
一、为什么要读希腊哲学？
我们这里所指的“希腊”严格说应该是“古典希腊”，因为今天所说的“希腊哲学”实际上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6——5世纪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以自然哲学为主，到了苏格拉底的出现，则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主要注意力放到了人的存在、思维和人的社会这些对象上去。
在讨论柏拉图前，我们这里首先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读希腊哲学？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都存在，只是人们容易忽视罢了。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很独特的时期，这个时期后来被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取了一个名字，那就是“轴心时代”。他认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时期的话，那么“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来，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它的特征即使是在经验上不必是无可辩驳和明显确凿的，也必须是能使人领悟与信服的，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不计宗教信条的特殊性，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一章“轴心期”）对这个时期雅斯贝尔斯认为大致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他认为：“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的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同上）
正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在世界各地几乎是同时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也同时诞生了几种伟大的思想哲学和宗教。在东亚，主要是中国诞生了老子、孔子，他们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哲学流派，也就是所谓的“诸子百家”。在南亚次大陆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是琐罗亚斯德。在今天的中东一代则是纷纷涌现的先知，他们确立了犹太教的核心。在希腊，则是一大批的贤哲们，
从荷马到巴门德尼、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在各个领域里杰出的人物。雅思贝尔斯认为这些人物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些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没必要去讨论雅思贝尔斯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正确与否，也不是想要证明这个所谓的“轴心期”是否确实存在过；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想要证明文化的传承性，以及这种传承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至少雅思贝尔斯的这种说法是毋庸置疑的：“人类至今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于目标》第一章第二节）。
这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是传承性的，想要了解今天，我们就必须要从昨天开始。就西方文化而言，至少从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就成为了西方文化的基础，这不仅仅指西方世俗文化，也一样包括了基督教文化，无不都深受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因此，作为非西方文化范畴的我们，要想了解西方文化，那就不得不首先了解一点古典希腊哲学。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关西方文化的，是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西方文化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至少被动地看，无论承认与否，也无论你是属于哪种文化范畴下的，都无法回避西方文化在今天，是作为人类世界的主导性文化存在的。这样，了解这种文化或者文明就是必须的。这也就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为什么要读希腊哲学？”这样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也就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有阅读柏拉图的必要这个问题——就因为柏拉图确立了西方哲学的对象与思维模式，不了解他，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
二、柏拉图的哲学
关于柏拉图，他在西方文化中就像我们的孔子创立的儒教一样，被无数个世代无数的人进行过了无数次的解读，至今看起来已经没有可能再出现新的见解了。因此，对于柏拉图，以及他的哲学思想的介绍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那些已有的解读中，去寻找某个比较全面并具有一定综合性、容易被一般非哲学专业的人所理解的解读。就这点，我们觉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具备这样的资格。
罗素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起，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所有哲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在这两位中，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罗素的理由是：“第一、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柏拉图的产儿；第二、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到十三世纪为止，始终更应该是柏拉图式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此在一部哲学思想史里就必须要对于柏拉图，以及在较少程度上对于亚里士多德，处理得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先行者或后继者都要详尽。”（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十三章“柏拉图见解的来源”）罗素认为，柏拉图的哲学中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他的“乌托邦”、理念论和他的主张灵魂不朽的论证，最后还有他的宇宙起源论和他的知识观，至于知识观，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回忆而不是知觉。
关于柏拉图的思想的来源，罗素认为：“柏拉图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了使得他会偏爱斯巴达。这些影响大致说来，就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德尼、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同上）关于柏拉图从这些前辈那里各自获得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罗素加以了分门别类。他认为柏拉图：
“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不是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得到了他哲学中的奥尔弗斯主义的成分，也就是宗教的倾向、灵魂不朽的信仰、出世的精神、僧侣的情调以及他那洞穴的比喻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还有他对数学的尊重以及他那理智与神秘主义的密切交织。
“从巴门德尼那里，他得到了下列信仰：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逻辑的理由来讲，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他得到了那种消极的学说，也就是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这跟巴门德尼的学说结合起来，就达到了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来的，而且不仅只是由理智获得的这一结论。这一点又反过来和毕达哥拉斯主义密切吻合。
“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或许学会了对于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以及他要为世界寻找出目的论的解释而不是机械论的解释的那种企图。‘善’对他思想的主导，要远大于‘善’对苏格拉底前人思想的主导，而这一事实很难不归之于苏格拉底的影响。”（同上）
对于上述几点，罗素在他这部《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我们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柏拉图的思想和哲学，最好的办法是阅读一下罗素这本书。
总之，如果想要用简短的语言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归纳起来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理念”，他的哲学亦因此而被称为“理念论”。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最高级的东西，那就是“理念”，而一切事物无不都是由此派生的。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二重化的，应该划分为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或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这是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他从存在论和知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阐明了区分两个世界的理由。“绝大多数的近代人都认为经验的知识之必须要依靠于，或者得自于知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柏拉图以及其他某些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那里，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学说，大意是说没有一种配得上成为‘知识’的东西是来自感官的，唯一真实的知识必须是有关概念的。按照这种观点，‘2+2=4’是真正的知识；但像‘雪是白的’这样的陈述则是充满了含混与不确切，以至于不能在哲学家的真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十八章“柏拉图哲学的知识与知觉”）
柏拉图有很著名的三个论题：
1．知识就是知觉；
2．人是万物的尺度；
3．一切事物都处在流变状态；
柏拉图哲学不单单是一种纯哲学的东西，他的哲学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更多涉及到伦理与人的政治理念。这种观点大多体现在他的乌托邦理念中。“正义”与“善”的概念占据了他的哲学思想很重要的位置。
在柏拉图，“哲学乃是一种洞见，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不是纯粹理智的；它不仅仅是智慧而且还是爱智慧。”
在此，我们只能对柏拉图哲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限于篇幅与能力，不可能给出完整、详细的诠释。我们希望我们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得读者进一步去深入了解柏拉图哲学这一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久远影响的、甚至构成了西方思想一部分基础的哲学思想。
三、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正义的理想城邦。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或者让政治家去学习哲学。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关于柏拉图这部著名的著作，这里我们不想做更多的解读，因为从古至今，对这部书的解读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只要记住：柏拉图所设想的国家或者说城邦，来自他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定义，而他对正义的定义则是这样的：
“我认为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承认国家是正义的，我们也将会以同样的依据承认个人是正义的。
“但我们别忘了，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司其职。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每个人如果都使得自身的各个部分各司其责的话，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也就是做分内事。”
不得不说就政治而言，柏拉图是保守的。即使是我们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他所处的社会和环境，他的保守也是有些极端的。比如他把人分为几个等级，而在这几个等级里则没有女性，更没有奴隶的地位。在他眼里这类人根本算不上完整意义的人，与理性毫无关系。另外，柏拉图认为个人必须屈从与整体，在整体之下才存在着个人。即使是认为一个城邦的属性来自她的公民，也是基于倒推，并且立足点是基于城邦整体的。
在此，我们想谈谈柏拉图乌托邦设想的矛盾之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借用了格劳孔的口讲述了一个吕地亚人弑君篡位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跟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讲的那个同样是关于吕地亚的故事，除了细节上有所不同外，在核心意义上几乎是同类的，都是关于人类社会权利的可见与不可见。希罗多德所讲的那个故事是吕地亚的国王坎道列斯的王后被自己侍卫古格斯看见了裸体，而按照吕地亚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习俗与法律，作为女人的王后是深居内宫，真实容颜是不能被人看见的。因此，王后给了古格斯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杀，一个是杀死国王并娶王后。古格斯选择了后者，杀死国王，娶了王后并成为吕地亚新的国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但希罗多德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并非是想要证明它的真实性，而是想要借此证明一种东方的价值观，那就是政治权利跟女人的身体一样，本质上是隐秘的，是被隐藏起来，不能公开与可见的。
这一点恰恰与希腊人的权利观相反，希腊人的权利观念通过波斯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展现。在波斯国王薛西斯询问流亡的希腊人戴玛拉托斯，希腊人是否愿意并能够抵抗波斯大军时，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服从的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君主的意志。而法律是公开可见的，君主的意志则是难以捉摸和不可见的。因此，当时斯巴达人的法律要求斯巴达人抵抗时，他们就会以死抵抗，绝不会屈服。这也就是权利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区别，希罗多德认为这也是希腊人之所以能战胜波斯帝国的主要原因。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王后的肉体被一枚神奇的戒指代替。这枚戒指的神奇之处在于，当得到这枚戒指的人，把戒指对准自己时，就会变得不可见；当他拿开戒指，他就会变得重新可见。这位得到戒指的吕地亚人因此借助戒指的神力，潜入王宫杀死国王，娶了王后成为新的国王。“撇开这两个版本故事的各自细节的差异不谈，无论是在希罗多德，还是在柏拉图（或格劳孔）那里，真正的主题都是政治权利的可见性与公开性——希罗多德笔下的坎道列斯因为试图使不可见的政治权利（或女人的身体）变得可见从而丧失政治权利，而柏拉图（或格劳孔）所说的古格斯的祖先则通过使可见的政治权利变得不可见篡取了政治权利。”（引用自吴增定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文，《读书》2017年3期）
柏拉图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应该是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正义是否一定好于不正义？格劳孔（或柏拉图）认为，都涉及到了政治权利的可见性与公开性，简答说也就是正义意味着政治权利是公开与可见的，而非正义则意味着政治权利的隐秘与不可见。格劳孔进一步补充说：“极端的不正义不仅让不正义本身变得不可见，而且还伪装成正义。”（同上）那么，在这里柏拉图通过格劳孔的口，是否是在强调正义与不正义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呢？看来并不是，相反很可能是在否定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我们想，柏拉图在这里想要说的实际上是：“任何人，哪怕是正义的人，只要戴上那个神秘的戒指，也就是说，使得自己的行不正义而不可见，那么他就会选择不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正义仅仅是一种妥协，一种临时的约定，甚至是假象，而不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存在和选择。”（同上，第二节）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口，用比喻来探讨与正义有关的问题。这也可以说苏格拉底哲学的前提是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区分的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比喻“洞穴”，也正是对可见与不可见的论述。洞穴内的世界是不可见的，黑暗甚至是虚假的；而洞外的世界是光明与可见的，是唯有哲学家可以驱逐黑暗，使之变得可见的。但正是在此，柏拉图的乌托邦出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尽管城邦本身以及城邦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来说是可见或可知的，但对于哲学家之外的其他人却并非如此。由于灵魂能力的局限，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看见真正的光、真理或‘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看到事物之理念或光的影子，不能看见理念或光本身。”“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甚至无法真正地看见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尽管哲学家和僭主分别构成了正义和不正义这两个极端，但这两极恰恰在一点上是相通的：无论是僭主，还是哲学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见的。僭主所以不可见，是因为他隐藏在黑暗中；而哲学家王之所以不可见，却是反过来因为他置身于光亮之中。”（同上）
关于《理想国》，其实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很深刻，他认为柏拉图取消了城邦中一切的私有物，包括财产、婚姻和家庭，其结果恰恰是取消了城邦所具有的多样性本质，让城邦退回到了家庭式的存在形式里去。因此，柏拉图的正义城邦本质上还是一种东方专制性质的政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哲学家就像是以为高高在上的家长，光明使得他只能被他人看到影子。这一点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的孔子理想中的国家，不过是更多了一些细节的设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光明使得一切成为可见，但同时也使得光明的来源不可见。
由此不难看出柏拉图的乌托邦对后世的各种乌托邦的影响，甚至奥威尔的《1984》正是对这种乌托邦的非正义性的一种反讽式的剖析。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艺术尤其是诗人失去了地位，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纵使我们假设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那么是不是就有任何一种宪法形式可以把政府交到有智慧的人的手里去呢？很明显，多数人（例如全体会议之类）是可以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也确实犯过错误。贵族政体并不常常是有智慧的，而君主则总是愚蠢的；教皇尽管有着不可错误性，却曾铸成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没有任何人主张把政府交给大学毕业生，或者甚至于交给神学博士呢？或者交给那些出生穷困、但发了大财的人们呢？十分显然，实际上是并不会有任何一种法定选择的公民能够比全体人民更有智慧的。”（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第二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但柏拉图通过他的《理想国》一书影响了后人，开创了政治学的先河。无论是启蒙时期那些大家，还是后来很多的理想主义者们，无不都是从他这里获得的启发，幻想着可以设计一种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从而获得他们心中的“正义”与“正义的实现”。尽管一次次遭到了失败，而且这样的失败从柏拉图本人就已经开始，不过人类的本性，甚至可以说是“善”的本性决定了，人类中的一些人，是永远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的。
不能因为今天的汽车、高铁、飞机，就鄙夷那个最初被发明出来的轮子，认为它简陋、低效。要知道正是轮子的发明，才使得人类社会能有今天的发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柏拉图的意义正是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需要读他的《理想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