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政府在对日作战如火如荼之际，委托当时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迪尼克特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日本进行一次分析研究，撰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后本，迪尼克特以这份报告为基础，整理充实出后来闻名于世的这部关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人类学专著：《菊花与刀》。那之后，这个书名几乎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日本的代名词，很多他国人只要面对日本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就会想起本迪尼克特这部著作。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日本，二战的失败不但没使这个民族和国家沉沦，反倒让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完成了一场堪称奇迹的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经济、科技实力超强的国家，至今仍然居于世界前列。正如《菊与刀》的作者所言，日本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有一种善变的伦理。它曾尝试过以战争的方式使自己赢得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然而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很快放弃这种政策，因为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他们善于改变自己的方向。”而今“既然凭武力来谋取日本地位的努力已宣告失败了，那今后日本就必须选择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战后几十年的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非常成功。这个民族和国家进入近现代世界历史舞台那一天起，它就一次次让世界为之瞠目结舌。面对它，人们总是会有十分复杂的心理。但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忽视它，尤其是它的那些近邻如南北朝鲜以及我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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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政府在对日作战如火如荼之际，委托当时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迪尼克特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日本进行一次分析研究，撰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后本，迪尼克特以这份报告为基础，整理充实出后来闻名于世的这部关于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人类学专著：《菊花与刀》。那之后，这个书名几乎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日本的代名词，很多他国人只要面对日本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就会想起本迪尼克特这部著作。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日本，二战的失败不但没使这个民族和国家沉沦，反倒让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完成了一场堪称奇迹的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经济、科技实力超强的国家，至今仍然居于世界前列。正如《菊与刀》的作者所言，日本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有一种善变的伦理。它曾尝试过以战争的方式使自己赢得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然而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很快放弃这种政策，因为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他们善于改变自己的方向。”而今“既然凭武力来谋取日本地位的努力已宣告失败了，那今后日本就必须选择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战后几十年的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并且非常成功。这个民族和国家进入近现代世界历史舞台那一天起，它就一次次让世界为之瞠目结舌。面对它，人们总是会有十分复杂的心理。但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忽视它，尤其是它的那些近邻如南北朝鲜以及我们中国。
述了一个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故事。在一次在美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写作度假活动中，一位犹太作家无法原谅一位想和自己见面表达悔恨的德国作家，他们之间直到度假活动结束，也没能真正有一次交谈。后来，那位德国作家不幸逝世，这位犹太作家再也没有机会去接受对方的忏悔，从而使得自己深深陷入悔恨中。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没有给那位德国作家一次机会。聂苓华就此联想到了悔恨与人类的关系，她说悔恨是使人保持善良的最好的一剂良药，正因为悔恨意识的存在，才使得我们人类成为特殊的物种。不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对今天的中日两国人民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只是无可否认，对待这个民族和国家，尤其是那些在二战中遭到过它伤害的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感情一直都很复杂，难以言表。但你不得不佩服，地震后这个国家尽管满目疮痍，它的民众却一如既往井然有序，就像他们干任何事一样；只有接踵而至的海啸雪上加霜也许这超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才使得他们一时间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本迪尼克特为自己这本书取了一个很唯美的书名“菊花与刀”。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日本民族同时崇尚菊花和刀，而菊花在其文化的母体汉文化里，往往代表着典雅与坚韧，很多著名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证明：“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尤其是陶潜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彰显了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忍与安然。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采用的象征一样，与我们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民族同时跟刀有着不解之缘，将其性格秉性，一以贯之凝聚于一道锐利冷漠的线条上。猛然看去，柔弱的花朵与杀伐的武器似乎找不到丝毫可以相容处；实则不然，正是这两类看似毫无共通的物象，揭示了这个民族性格内在的真谛。从没去过日本，没和那个民族的人在一起生活过，本迪尼克特在她的这本书中，却看出了这个民族性格与文化模式的某些独特之处。她着重强调了等级与秩序，并用很大篇幅和实例讲解了她所感受到的日本民族的特性。那是一种看似平和中庸的表象下，深藏着的矛盾。
书中讲述了一个历史典故。19世纪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修成后，宪法制定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实际上该是金子健太郎子爵），带着修订好的宪法草案前往英国，就日本的诸问题征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了文字，他特别强调了对于存在于日本传统文化里的等级制度的保存和培育，他认为：“对于‘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一大良机。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困难。”为此，本迪尼克特认为，正是贯穿于整个日本民族文化里的对等级强烈的尊崇意识，使得这个国家的的人民一旦接受了这部宪法后，无论是什么等级，都能严格遵守之。而可以这样说，亚洲大多数国家，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似乎只有日本。但似乎也正是这种认可后的绝对服从，绝对到有些机械的文化，使得日本在二战时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极端！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更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伤痛难以平复消褪。
这是个崇尚强者的民族，这种崇尚表现为将世间万物都看作是存在于一种严谨等级秩序下的有条不紊。这样的文化模式通过很多具体的行为与思维模式表现了出来，有时甚至到了繁琐层度！无论是饮食还是服饰，就算平时的一言一行无不都有外人难以理解的程式。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去日本时，就因为这样的精细而彻底放弃了学习日语。他讲了一个自己学日语的故事：
有一天，他的日文老师正在教他“看”这个字的日文，费曼这样记述道：
正因如此，善与恶只在毫厘之间，所以才会有“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各安本分’的必要性。”它所宣扬的“大东亚”理想，代表的就是一种建立在整个东亚的等级秩序，而日本是处在这个等级最顶端的，是天生的领导者。这也是至今这个民族和国家，对自己发动的那场残酷的战争缺乏能被遭受过它凌辱的国家和民族接受的反省的文化、精神上的主要原因。它接纳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远东文明，却没有接纳这个文明真正的核心，“仁”与“中庸”。
本书的作者也强调，这是一种以“耻感”为基础的文化，并不具有“善恶”意识，因此它没有忏悔的习惯。
不知道和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为邻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你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它总是能从一次次灾难中悄然无声站起来，它的坚韧与冷静让人钦佩，也让你害怕。一个缺少浪漫主义情怀，或者说将自我情怀深藏起来了的民族，一个表现得极端实用主义的国家，有着古希腊斯巴达人样的坚韧与冷酷；它创造不了什么，却能将别人创造的事物精致到极致！无论是《菊与刀》的作者还是编译人，都一样不是出于对这个民族与国家的爱或者仇恨，才从事这项工作的。但你不得不相信，比那次地震和海啸还要巨大的灾难，也摧毁不了它的意志，甚至《日本沉没》也做不到。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在一开篇要做这样的声明的原因：
“在所有美国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对手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迷惑与费解的。这之前任何一次所面对的强敌，都没有过像日本这样，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其思维与行为模式，这在别的战争中也从未出现过。”
本迪尼克特为自己这本书取了一个很唯美的书名“菊花与刀”。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日本民族同时崇尚菊花和刀，而菊花在其文化的母体汉文化里，往往代表着典雅与坚韧，很多著名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证明：“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尤其是陶潜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彰显了这个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忍与安然。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采用的象征一样，与我们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民族同时跟刀有着不解之缘，将其性格秉性，一以贯之凝聚于一道锐利冷漠的线条上。猛然看去，柔弱的花朵与杀伐的武器似乎找不到丝毫可以相容处；实则不然，正是这两类看似毫无共通的物象，揭示了这个民族性格内在的真谛。从没去过日本，没和那个民族的人在一起生活过，本迪尼克特在她的这本书中，却看出了这个民族性格与文化模式的某些独特之处。她着重强调了等级与秩序，并用很大篇幅和实例讲解了她所感受到的日本民族的特性。那是一种看似平和中庸的表象下，深藏着的矛盾。
书中讲述了一个历史典故。19世纪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修成后，宪法制定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实际上该是金子健太郎子爵），带着修订好的宪法草案前往英国，就日本的诸问题征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了文字，他特别强调了对于存在于日本传统文化里的等级制度的保存和培育，他认为：“对于‘长上’（长辈、上司）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一大良机。日本能够在其‘长上’的领导下踏实地向前迈进，而且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盛行个人主义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困难。”为此，本迪尼克特认为，正是贯穿于整个日本民族文化里的对等级强烈的尊崇意识，使得这个国家的的人民一旦接受了这部宪法后，无论是什么等级，都能严格遵守之。而可以这样说，亚洲大多数国家，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似乎只有日本。但似乎也正是这种认可后的绝对服从，绝对到有些机械的文化，使得日本在二战时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极端！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更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伤痛难以平复消褪。
这是个崇尚强者的民族，这种崇尚表现为将世间万物都看作是存在于一种严谨等级秩序下的有条不紊。这样的文化模式通过很多具体的行为与思维模式表现了出来，有时甚至到了繁琐层度！无论是饮食还是服饰，就算平时的一言一行无不都有外人难以理解的程式。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去日本时，就因为这样的精细而彻底放弃了学习日语。他讲了一个自己学日语的故事：
有一天，他的日文老师正在教他“看”这个字的日文，费曼这样记述道：
正因如此，善与恶只在毫厘之间，所以才会有“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各安本分’的必要性。”它所宣扬的“大东亚”理想，代表的就是一种建立在整个东亚的等级秩序，而日本是处在这个等级最顶端的，是天生的领导者。这也是至今这个民族和国家，对自己发动的那场残酷的战争缺乏能被遭受过它凌辱的国家和民族接受的反省的文化、精神上的主要原因。它接纳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远东文明，却没有接纳这个文明真正的核心，“仁”与“中庸”。
本书的作者也强调，这是一种以“耻感”为基础的文化，并不具有“善恶”意识，因此它没有忏悔的习惯。
不知道和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为邻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你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它总是能从一次次灾难中悄然无声站起来，它的坚韧与冷静让人钦佩，也让你害怕。一个缺少浪漫主义情怀，或者说将自我情怀深藏起来了的民族，一个表现得极端实用主义的国家，有着古希腊斯巴达人样的坚韧与冷酷；它创造不了什么，却能将别人创造的事物精致到极致！无论是《菊与刀》的作者还是编译人，都一样不是出于对这个民族与国家的爱或者仇恨，才从事这项工作的。但你不得不相信，比那次地震和海啸还要巨大的灾难，也摧毁不了它的意志，甚至《日本沉没》也做不到。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在一开篇要做这样的声明的原因：
“在所有美国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对手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迷惑与费解的。这之前任何一次所面对的强敌，都没有过像日本这样，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其思维与行为模式，这在别的战争中也从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