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法有多少优越性

现代的符号学理论主要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元对立，还有一个则是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法。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非常推崇这样的三分法，但Strongart教授认为三分法并没有这样大的优越性。 所谓符号的三分法，是指把符号分成指号（sign）、对象（object）与解释项（interpretant），其中指号与对象大致相当于能指与所指，主要就是多了一个解释符号意义的解释项。我们还可以用形式逻辑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理解，如果说指号相当于概念的表达式，那么对象就相当于概念的外延（集合定义的列举法），解释项则相当于概念的内涵（集合定义的描述法）。

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得到推崇，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被无限衍义，特别容易联想到老子的“三生万物”。但其实这就是词语接龙的文字游戏，把它给当真的话，就会破坏理论的严谨性。看皮尔斯对无限衍义的说明，解释项就相当于一个备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本人→未来，他人，写作，孩子，呵呵），却似乎又被当成了一个新的对象，这样只会带来概念上的混乱。符号学作为一门新生的人文科学，应该避免德里达、德勒兹这类“时髦的空话”。
皮尔斯把对象与解释项作为两个输出，认为这样可以达到无限的对象，不像二元对立最终只能有一个对象。但只要从拓扑学的连通性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的连通分支其实是一样的，三分法能够达到的对象，用二分法同样能够达到。三分法只不过是看上去比较快，似乎能够不断分岔多线程工作，但人脑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差不多就是极限，只有二分法才是最基本的逻辑结构，也是最适合人类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