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