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杜甫的宿命与悲哀
2006-08-02 10:01阅读：
诗圣”和“诗史”杜甫是比较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辈子循规蹈矩，在京城混了多年，四十岁才熬了个八品（科长）位置。杜甫虽然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他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但他更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其人生理想，杜甫诗中也常常体现出其忠君爱民的思想，前者如“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后者如“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被后世称之为“诗圣”和“诗史”的杜甫担当得起如此神圣的名号，但这以其自己仕途上的失败以及被边缘化为代价的。对于今世国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杜甫诗中最为知名，语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秉笔直书，描绘了安史之乱前唐代社会的真实状况，封建王朝由繁荣走向衰败从而民不聊生之景跃然纸上。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前，贤者不得用，有才干者蹉跎岁月；外戚擅权，君臣淫乱，臣下不恤国事；百姓受尽压榨，贫富尖锐对立，国家岌岌可危。诗起首处，诗人在自嘲中就引出了他的理想以及困境。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言“布衣”显然有些过谦，因为杜甫毕竟还是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在官僚阶层中的这个底层职位，显然与他自比“稷与契”的理想差得太远了，难怪他会感慨“老大意转拙”，即“越老混得越背了”。虽然混得不好，但胸怀理想，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但为他人取笑，又显得何等无奈？诗人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天下的“失业徒”、“远戍卒”，民不聊生，动乱迫在眉睫。不但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得到实现，回家探亲所闻残酷的现实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困境中，而且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极具代表性。
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都逃不出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一把铁尺。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还有那早已存在的男男女女和贵贱有别的秩序。孟子把道理说的更直白更通透：民为天，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儒家按照这样的道路发展下去，中国历史也许就是另外的一番模样了，只要对百姓好，把国家治理得好，哪怕她是女人和阉人，即使做君主又有何妨？但是这样一来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就起了
作用，孔子就喋喋不休的说天下间小人与女子难养的话。杜甫也是有名相情节的，但是看看在那里花天酒地的究竟是怎样的货色？大唐朝廷里玄宗、杨贵妃等统治集团在那里寻欢作乐，宰相李林甫们奴才高力士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一样的穷奢极欲，这些蠢材根本就不知道在京城里还有这么一个糟老头子竟然还在为他们的江山谋划着未来，就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那些所谓的达官贵人不顾人民的死活，当然也是不顾下级官僚和普通士卒的死活的。历史可以借助了一个诗人的笔记录了这样的道德的困境，也可以从深层表达诗人那种儒家正统的有道德感而被遗弃的痛苦。可是，有这样的痛苦有什么用？在那个盛世时代道德感成为官场上的暗毒，功利之徒献媚贿赂步步高升，礼拜杜甫之流只有在叹息中度过了青春，岁月蹉跎，感到自己即将老去，当道，也恰恰因为这种排斥和边缘化，自己无法容身，难道要索性彻底展开批判和控诉？朝廷奸佞小人早已经开动了暴力和宣传的机器，看你这个匹夫还敢如此刁蛮？李白显然圆滑了许多，杜甫在成为一个具有“批判”和“超越”意识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同时，也感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一方面只有进入仕途才能施展抱负做道德文章，另一方面却不能忍受道德上的耻辱，为官场逻辑所排斥。做官无望了，杜甫还要面对家中的惨剧，但是这些都无法阻隔自己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华清宫中的皇帝还在寻欢作乐，回到家中自己幼儿已活活饿死，这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就在写这首诗的前两年，杜甫42至43岁期间，曾自信而大胆地据理向唐玄宗申诉并提意见。一次上书说：“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他在长安等了将近十年，根本不能进入主流官僚阶层，回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家庭不能保全孩子的生命，面对昏暗的政治，自己又无力进行抗争，属于有道德操守、有理想诉求知识分子的不甘沉沦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灵，处于困境和渴望灵魂突围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奴性十足的封建帝国年代，此种处于边缘状态的官场失意人士成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长期为了攀附官僚阶层的压抑在这个时候抑制不住一发不可收拾，“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这才是这个富有道德感的知识分子最痛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