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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记忆理论的基础。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需要探讨有哪些历史条件、心理机制、政治策略，包含在记忆的建构之中？
语法学和类型学不同。类型学是一种静态、封闭的分类方法，而“语法”首先指的是语言生成意义的方法，亦即有意义的陈述得以生产的机制。作为规范话语表达的规则，语法是集体的建构，包含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语法作为一套规则，构成了语言交往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握其形式性质，把握其作为交往行为的成功和失败。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也受一套“语法”的规范，这套规范紧密联系于叙述惯例和传播类型。探讨记忆的语法，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中，有没有可能分辨出某些基本的、可重复的模式？当然，依据结构的可重复性来思考隐含在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动力学之下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这些逻辑是普遍的和超时间的。相反，在分辨某些基本模式的同时，还要把它们历史化、具体化，并指出其中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一、谁在记忆？
在《消极记忆的形式和传统》中，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2]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谁是正在被记住的人?什么正在被记住？他/它们正在如何被记住？ [3]我想再加上一个问题：谁在记忆？我将探讨下列问题：记忆者的视角是如何影响其记忆建构的？谈论某种在记忆建构中起作用的、受到骄傲、羞耻、罪感、苦难影响的、类似心理逻辑的东西是可能的吗？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巩固了记忆的建构？
胜利者和失败者
勒南(Ernst Renan) [4]说过：民族就像个体，有一个漫长的奋斗史、牺牲史、献身史。 [5]英雄式的过去，伟大的形象，这些都是我们建构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这表明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体制下，记忆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这个语境中重要的是用作强化积极自我形象的历史关节点，以及与特定的发展轨迹（比如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历史关节点。那些被认为与这个英雄式的图像、与该民族所描绘的“发展路线”不相协调的人物和事件，都会被迫遗忘。在巴黎地铁站，受到纪念的是拿破仑的胜利而不是失败；而在伦敦的地铁扎，你可以看到标志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的名字。这些例子最典型地体现了民族国家记忆的选择性。一个民族自己的胜利、邻国的失败，通常被认为是值得纪念的，历史上的对抗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延续，扩展到其自己的时代之外。但在变化了的政治条件下，这些记忆建构也可能带来混乱。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时刻，反法西斯联盟国家齐聚一堂，这个时候强调这些国家之间在历史上曾经的对立，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但这不是说只有光荣的胜利才能在国家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条件下，失败也能成为核心的历史参照点：有时候共同的灾难、受难、耻辱和遗憾，更能够把人民团结起来。有些悼念活动比胜利庆典更有效，是因为它赋予人们一种共同责任，要求共同的道德行动。在法国败于普鲁士后10年，勒南首先意识到：关于失败者、死难者的记忆，比关于胜利者的记忆具有更为强烈的效果。胜利者所庆祝的凯旋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过去的一个方面，而对失败者的记忆则常常指向未来。记住失败的迫切要求本质上更为强烈。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因胜利而失败，也可能因失败而胜利。失败并不必然挫败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更多情况下它强化了民族团结的感觉。有一些民族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作为一个牺牲者的感觉上，失败常常被带着极大的悲伤之情牢牢记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不公正和受伤害的记忆持续活跃，以便创造在面对外来压力时强大的共同体团结，并有效地动员起抵抗。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抵抗奥特曼帝国时惨遭失败，这一失败被代代铭记，牺牲的英雄被尊为国家圣贤印制在年历上，为其举行周年纪念活动。捷克民族、爱尔兰民族也都通过这种方式，将失败圣化、赋予其荣光，同时也强化了民族独立的意志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同化。失败所具有的动员力量，也在魁北克市民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记住了1759年蒙卡尔姆将军（Louis-Joseph de Montcalm）在抵抗英国殖民统治时的失败，直到今天还公开纪念它。在这些例子中，所有关于失败的记忆都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群体认同和动员力量。这种动员力量还联系着一种警戒：“我们绝不再做牺牲者。” [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民族的历史记忆采取了这样一种叙事形式：其强有力的情感力量在几个世纪通过仪式化的演示得到反复激活。与此同时，一个特定的历史日期被选出来，作为一个神秘的创始事件的标志，这就发展出了一种持久的、作为国家记忆的卡里斯马，所有以后的进一步的历史经验，都可以在其基础上得到阐释和评价。
显然，如果羞辱的时刻可以被通过英雄花的历史意象的语义学加以处理，它就像胜利的光荣那样被民族记忆所接受。
失败不同于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的民族记忆是典型的失败记忆，其核心是羞辱和丢人。重建荣誉的唯一途径是：羞辱必须转化为英雄式的伟大，充满羞耻感的羞辱和无力感，必须变成强大和果断的表达。失败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赢回他们由于失败和一切丢人的结果而失去的荣誉。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纳粹专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关于失败的英雄式记忆的影响。纳粹时期，柏林的新岗哨纪念亭被改为纪念死去英雄的地方。 [7]而希特勒举行慕尼黑暴动的日子，即1923年11月9日，对第三帝国而言成为一个重要的纪念时刻。
二战结束后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和平条约，只有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它彻底摧毁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德国，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被摧毁得更为彻底。1945年的民族记忆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失败民族的记忆。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极度暴力使得德国的民族记忆变成了犯罪记忆。对这种记忆，需要全新的、历史上未曾有的标准加以衡量。“只要失败民族还有未被触动的民族身份，他们就可以顽强地拒绝胜利者要求他们在道德上、精神上投降的命令。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物质财富与它的精神和道德的脊梁一起折断时，情况就不同了。” [8]德国在1865年、1871年的失败乃至1918年的失败，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1945年的失败就不同了。在民族记忆的语法中，这个历史性转折使得英雄式的荣誉语义学（heroic semantics of honor）转向了罪犯和创伤的话语。创伤正好是英雄叙事的反面：它所标志的不是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动员，而是身份认同的混乱，甚至是它的彻底崩溃。
谁书写历史：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语法学和类型学不同。类型学是一种静态、封闭的分类方法，而“语法”首先指的是语言生成意义的方法，亦即有意义的陈述得以生产的机制。作为规范话语表达的规则，语法是集体的建构，包含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语法作为一套规则，构成了语言交往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握其形式性质，把握其作为交往行为的成功和失败。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也受一套“语法”的规范，这套规范紧密联系于叙述惯例和传播类型。探讨记忆的语法，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中，有没有可能分辨出某些基本的、可重复的模式？当然，依据结构的可重复性来思考隐含在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动力学之下的逻辑，并不意味着这些逻辑是普遍的和超时间的。相反，在分辨某些基本模式的同时，还要把它们历史化、具体化，并指出其中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一、谁在记忆？
在《消极记忆的形式和传统》中，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2]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谁是正在被记住的人?什么正在被记住？他/它们正在如何被记住？ [3]我想再加上一个问题：谁在记忆？我将探讨下列问题：记忆者的视角是如何影响其记忆建构的？谈论某种在记忆建构中起作用的、受到骄傲、羞耻、罪感、苦难影响的、类似心理逻辑的东西是可能的吗？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巩固了记忆的建构？
胜利者和失败者
勒南(Ernst Renan) [4]说过：民族就像个体，有一个漫长的奋斗史、牺牲史、献身史。 [5]英雄式的过去，伟大的形象，这些都是我们建构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这表明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体制下，记忆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这个语境中重要的是用作强化积极自我形象的历史关节点，以及与特定的发展轨迹（比如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相协调的历史关节点。那些被认为与这个英雄式的图像、与该民族所描绘的“发展路线”不相协调的人物和事件，都会被迫遗忘。在巴黎地铁站，受到纪念的是拿破仑的胜利而不是失败；而在伦敦的地铁扎，你可以看到标志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的名字。这些例子最典型地体现了民族国家记忆的选择性。一个民族自己的胜利、邻国的失败，通常被认为是值得纪念的，历史上的对抗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了延续，扩展到其自己的时代之外。但在变化了的政治条件下，这些记忆建构也可能带来混乱。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时刻，反法西斯联盟国家齐聚一堂，这个时候强调这些国家之间在历史上曾经的对立，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但这不是说只有光荣的胜利才能在国家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定条件下，失败也能成为核心的历史参照点：有时候共同的灾难、受难、耻辱和遗憾，更能够把人民团结起来。有些悼念活动比胜利庆典更有效，是因为它赋予人们一种共同责任，要求共同的道德行动。在法国败于普鲁士后10年，勒南首先意识到：关于失败者、死难者的记忆，比关于胜利者的记忆具有更为强烈的效果。胜利者所庆祝的凯旋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过去的一个方面，而对失败者的记忆则常常指向未来。记住失败的迫切要求本质上更为强烈。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人可以因胜利而失败，也可能因失败而胜利。失败并不必然挫败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更多情况下它强化了民族团结的感觉。有一些民族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作为一个牺牲者的感觉上，失败常常被带着极大的悲伤之情牢牢记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不公正和受伤害的记忆持续活跃，以便创造在面对外来压力时强大的共同体团结，并有效地动员起抵抗。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抵抗奥特曼帝国时惨遭失败，这一失败被代代铭记，牺牲的英雄被尊为国家圣贤印制在年历上，为其举行周年纪念活动。捷克民族、爱尔兰民族也都通过这种方式，将失败圣化、赋予其荣光，同时也强化了民族独立的意志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同化。失败所具有的动员力量，也在魁北克市民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记住了1759年蒙卡尔姆将军（Louis-Joseph de Montcalm）在抵抗英国殖民统治时的失败，直到今天还公开纪念它。在这些例子中，所有关于失败的记忆都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群体认同和动员力量。这种动员力量还联系着一种警戒：“我们绝不再做牺牲者。” [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民族的历史记忆采取了这样一种叙事形式：其强有力的情感力量在几个世纪通过仪式化的演示得到反复激活。与此同时，一个特定的历史日期被选出来，作为一个神秘的创始事件的标志，这就发展出了一种持久的、作为国家记忆的卡里斯马，所有以后的进一步的历史经验，都可以在其基础上得到阐释和评价。
显然，如果羞辱的时刻可以被通过英雄花的历史意象的语义学加以处理，它就像胜利的光荣那样被民族记忆所接受。
失败不同于创伤。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的民族记忆是典型的失败记忆，其核心是羞辱和丢人。重建荣誉的唯一途径是：羞辱必须转化为英雄式的伟大，充满羞耻感的羞辱和无力感，必须变成强大和果断的表达。失败者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赢回他们由于失败和一切丢人的结果而失去的荣誉。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纳粹专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关于失败的英雄式记忆的影响。纳粹时期，柏林的新岗哨纪念亭被改为纪念死去英雄的地方。 [7]而希特勒举行慕尼黑暴动的日子，即1923年11月9日，对第三帝国而言成为一个重要的纪念时刻。
二战结束后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和平条约，只有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它彻底摧毁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德国，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被摧毁得更为彻底。1945年的民族记忆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失败民族的记忆。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极度暴力使得德国的民族记忆变成了犯罪记忆。对这种记忆，需要全新的、历史上未曾有的标准加以衡量。“只要失败民族还有未被触动的民族身份，他们就可以顽强地拒绝胜利者要求他们在道德上、精神上投降的命令。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物质财富与它的精神和道德的脊梁一起折断时，情况就不同了。” [8]德国在1865年、1871年的失败乃至1918年的失败，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1945年的失败就不同了。在民族记忆的语法中，这个历史性转折使得英雄式的荣誉语义学（heroic semantics of honor）转向了罪犯和创伤的话语。创伤正好是英雄叙事的反面：它所标志的不是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动员，而是身份认同的混乱，甚至是它的彻底崩溃。
谁书写历史：胜利者还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