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神农通代诸炎帝传十七世二十一帝考（1）
2016-06-02 08:54阅读：
神农通代诸炎帝传十七世二十一帝考
张 颖 陈
速
提 要
五四前后，夏曾佑宣布“神农诸帝……皆神话”，顾颉刚据此说神农氏是许行一手杜撰及司马迁不记载神农氏，史学疑古派紧接否定《周易》、《周书》所述神农氏事迹，疑古过勇，取证不足。《史记》明载神农氏数事，与《孟子》同述及神农事的先秦典籍颇多，辑于春秋世和经孔丘整理的《周书》、《周易》都记述神农氏事迹，当依据春秋前写及神农氏的史传而来。神农氏其事是历史非神话。《史记》、《周书》坐实黄帝以前之“天子”神农氏即黄帝以前之“帝”炎帝。崔述的“神农非炎帝”说，全凭想当然。用《史记》、《周书》对照《世本》、《左传》、《国语》、《山海经》，可证神农氏又号烈山氏，神农一代初中晚期诸帝无不称炎帝。从神农一朝祗有整代诸帝共用帝号，到商、周两朝才有列王各用帝号或王号，符合历史上帝号或王号演化的渐进规律。简单提炎帝即神农氏或炎帝非神农氏，未能点到神农是诸炎帝的整代代号或炎帝是神农诸帝的一代通号这一问题要害，无任何意义。“烈山氏之有天下”，是说神农建号“有天下”在烈山，非说首代神农炎帝生在烈山。郦道元发现：皇甫谧的首代神农炎帝生于随州厉乡之说出自“父老相传”，无所本。汉以前人说首代神农炎帝生于华山之阳常羊山，初袭母性，后得姓姜名轨。炎帝姜轨“长于姜水”，始为部落后为国家于姜氏城，纳承桑氏女为妃，生姜堇诸子女，后纳尊卢氏女为次妃，生姜柱诸子。承桑氏女非赤水氏女听訞和佳巳。听訞属炎帝姜居生母。佳巳属炎帝姜魁生母，非炎帝姜轨生母安登。帝姜轨号皇神农在淇山，称炎帝在丽山即骊山，建都在陈即宝鸡。刑天争帝，补、遂二国反。炎帝姜轨以石作兵，杀刑天于常羊山，伐补、遂。炎帝姜轨崩，子姜柱立，始作
蜡寄。炎帝姜柱崩，子姜庆甲立。炎帝姜庆甲崩，叔姜临立。炎帝姜临崩，子姜承立。炎帝姜承崩，子姜魁立。炎帝姜魁与炎帝姜临及黄帝魁分别见汉代文献，是三人而非一人或二人。《绎史》谓“《路史》分临、魁为二人”，失考。炎帝姜魁崩，子姜明立。炎帝姜明崩，子姜直立。炎帝姜直崩，子姜宜立。“宜，帝直之子”，《通鉴外纪》首载“帝宜”，实有古文献依据。炎帝姜宜崩，子姜来立。炎帝姜来崩，子姜氂立。《通鉴外纪》、《通志》后误“氂”作“釐”或“裹”，“‘来’、‘釐’古通”之说更无的方矢。炎帝姜氂崩，子姜居立。炎帝姜居崩，子姜节茎立。炎帝姜节茎崩，子姜哀立。炎帝姜哀崩，子姜克立。炎帝姜克崩，弟姜戏立。炎帝姜戏崩，子姜器立。帝姜戏、姜器是二人非一人，可从《山海经》详考，《路史》无杜撰。炎帝姜器崩，子姜钜立。炎帝姜钜崩，子姜止立。炎帝姜止崩，弟姜榆罔立。炎帝姜榆罔为蚩尤所弑，长子后封榆州，次子姜参卢立。炎帝姜参卢后为轩辕黄帝姬荼取代，封于潞。神农氏亡。自神农炎帝姜轨至神农炎帝参卢凡十七世，二十一帝，九百多年。神农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确凿可考的第一个朝代，宝鸡是中国七千年文明史的第一座古都。
传统的治史者，一向信奉“三皇五帝”之说。故其编著史书，多记载神农氏事迹。现代之国人，转而称道“炎、黄二帝”。唯通行的历史著作，为一味看重地下考古发掘材料所局限，又往往改从夏、商二代写起，结果非少言轩辕黄帝，即避而不谈神农炎帝。轩辕黄帝的事且不说它。神农炎帝或神农氏究系一整代抑或一位历史人物，还是仅为一个神话英雄？这关系到神农氏其人是否华夏人文初祖的大问题，亦连带及五千、七千乃至上万年文明史能不能开宗明义首讲神农氏的一道新题目，倒也不可不辩。
笔者不苟同时下史学界视神农氏事迹为神话传说的许多习惯做法。为此，特专文考证神农诸炎帝的肇兴、传承及其衰亡历程，祈大雅驳正。
《古史辨》派否定神农之说不可信，中国历史该从神农氏讲起
无论是谁祗要一谈起神农氏，大概都没法儿回避“五四”以后史学疑古派断定神农其人其事纯出虚构的种种论述。那时候，矢口否定神农氏历史的好多代表性文字一旦发表后，就主要集中收编在二十年代以来陆续刊布的史学杂志《古史辨》上。而如要究其发端，此类否定神农氏的文字，恐怕更育于比《古史辨》还要早出版整十年的一部历史专著之中。时过数十载，当年疑古史学的影响至今俱在。今印各类历史教科书多不提或少提神农氏，骨子里全盘负面继承前辈学者否定神农氏事迹的疑古成果，便是一项明证。其实，现今史书讳言神农氏的此一写法起码值得商榷。倘若进一步检查往昔疑古学者全部有关论述的话，尤不难发现：前贤对神农氏的各种否定，是皆难成立的。
否定神农氏的言论最初出现于本世纪初某一通史作家笔下。此即清光绪三十（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率先宣布的一句话：“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牲、女娲、神农诸帝……皆神话也。”夏氏接下去固然未曾再讲出多少为什么，然在新学方兴未艾的晚清，他的话已足令石破天惊。往后，一方面恐缘夏氏通史进而作为大学教材且以《中国古代史》名义一版再版，一方面或因顾颉刚辈大做特做神农氏的否定文章并在《古史辨》上接连刊登，构成这样双重的权威疑古说教，再加上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袁柯《中国古代神话》先后将神农炎帝写进两部卓越或著名的神话文学作品而在一旁为之推波助澜，从此时起凡有学者“言中国信史者”，就果然“必自言、黄之际始”，真的不再述及神农氏了。尽管，夏曾佑早年充其量只说过一句“神农……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1】且又语焉不详，光有大胆的假设而无小心的求证，我们完全可以不忙于理会这位否定神农氏历史的始作俑者。
看上去似乎振振有词地发挥着夏曾佑所持“神农诸帝……皆神话”一说的史学家，自然首推前述《古史辨》的创办者顾颉刚。民国十二（1923）年，顾颉刚《与
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初次提出：“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2】。他的论点是“许行……抬出了神农”，意谓神农氏是许行一手杜撰的。民国二十四（1935）年，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二回提出：“‘六艺’中……的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的书也起于黄帝。黄帝以前，他已在传说中知道有神农氏，……但他依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3】。他的论点又是司马迁的书“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不闻不问”，意谓司马迁不记载神农氏的任何历史。另外，顾氏《<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还有一个说法：“神农已是起得够后的了，他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占得了一个位置”【4】。此说法由于发明权终归挂不到顾颉刚名下账上，是非曲直暂且搁置到后文再论。他的前二点意见对头吗？乍看，《孟子》的《滕文公上》倒是确实写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5】的话，《史记》的《五帝本纪》又是劈头讲了“黄帝者……”【6】如何如何，顾颉刚据此而说神农氏是许行一手杜撰及司马迁不记载神农氏任何历史，这话还会有假？难怪后学者对他的话总是深信不疑。1940至1960年，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自序>》称“伏羲、神农……至多是些社会进化的符号”【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谓“在春秋时代的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氏”【8】、“他（司马迁——笔者）只敢写一篇《五帝本纪》，对于……神农一个字也没有提”【9】，一再重复的话语也无非是顾颉刚讲腻了的老话而已。他们立说时根本不再考虑：顾颉刚氏否定神农氏历史的说法究竟有几分根据？
说司马迁的书“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不闻不问”，顾颉刚这话一开口，就未免其任意篡改《史记》原文之嫌。诚如前析，《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的确开篇写黄帝；其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又当真再三说：他的书“自黄帝始”及“余历述黄帝以来”【10】，等等。粗心一看，岂非《史记》真的不记载神农氏任何历史么？可惜此语只说对一半。倘以《史记》首卷起句即述轩辕黄帝而不及神农氏且全书只有《五帝本纪》而没有《三皇本纪》或《神农本纪》此两点为据，遂谓其书“以黄帝为断限”，这话也许对。若复以《史记》卷首下文转口忽言“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代神农氏”【11】及卷二十八《封禅书》另外别提“神农封泰山”【12】诸事作证，仍谓著者对“黄帝以前的一切付之不闻不问”，不记载神农氏任何历史，这话就肯定不对了。明明《史记》确凿记述神农氏在轩辕黄帝之前、神农氏衰亡后才由轩辕黄帝代其有天下及神农氏作为古君主登泰山封过禅的史实，还能说司马迁对“黄帝以前……不闻不问”吗？明明《史记》一笔笔写着“神农封泰山”、“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代神农氏”云云，写着神农氏的好几件事迹，还能说神农氏的任何历史都不记载于《史记》么？除非他敢于明目张胆或静悄悄删削掉《史记》的上述相关文字。
顾颉刚借口《史记》篇目以“黄帝为断限”，《史记》正文于不顾，硬说司马迁对“黄帝前……不闻不问”，祗能是似是而非！史学疑古派一哄而上，跟着说什么《史记》的《五帝本纪》“对于……神农一个字也没有提”，无视书有明证，亦祗能是以讹化讹。顾颉刚所谓神农氏历史皆不载于《史记》的第一个观点恰恰篡改了《史记》原文，显然站不住脚。
说“许行……抬出了神农氏”，顾颉刚这第二句话一说出，又难掩其随便附会《孟子》一书语意而全不顾及别种先秦古籍文本所述之实。《孟子》上讲的许行“为神农之言”一事，不管从其字面抑或从其语义来看，本意无非是讲许行假托神农氏的行事或话语阐发自己学说，绝不是说许行造出了神农氏其人。这正好比人们或许可以讲孔、孟一派儒家常假托尧、舜、禹、汤之言行宣传个人主张，却绝对不可以说孔、孟一派平白无故造出尧、舜、禹、汤诸帝王，道理没有二样。光据《孟子》的上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句话，那能看出神农氏其人也是许行造出来的丝毫含意呢？若定要不顾一切就此硬说许行意造出神农氏的话，起码还得有另外一个前提，那就是先需设想好《孟子》的“为神农之言”此番话之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必须是非属唯一的即系最早的不可。不幸的是，和《孟子》一样记神农氏而别述及“神农氏作”【13】、“神农之世”【14】、“神农不与存”【15】、“神农氏当是时”【16】、“神农之教”【17】、“神农和药剂人”【18】、“神农教而不诛”【19】等事的先秦典籍偏偏多得很，少算一点也有《周易·系辞》、《管子》、《商君书》、《庄子》、《吕氏春秋》、《世本》、《战国策》六、七部；该六、七部书内除了《吕氏春秋》、《战国策》二种似可判定应晚于《孟子》出世以外，其余几种均无那一学者举出过任何确证以表明其必定撰著于《孟子》之后。也许能设想据以论证“为神农之言”的记载本身或可能出现最早或确为当时唯一发现其情属实的所有必要前提，就这样恰恰皆缘无最低限度证据而落空。单凭上述先秦诸书几乎无不同载神农氏事迹且彼此的成书确切年代一般又与《孟子》莫辨先后这二点过硬反证，有何依据再认为《孟子》记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那段文字之写作时间一定在先秦其它书相关文字之前，并从而推论“
许行……抬出了神农氏”呢？除非他有本领能考出《孟子》内“有为神农之言者”一番话之问世时间真的领先于上述先秦他书相关文。
顾颉刚孤立地抓住《孟子》写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句话，不问此话究应作何解，不顾其它先秦古书有无别类相关记载，径自谓许行一派“抬出了……神农氏”，祗能是无稽之谈。史学疑古派借题发挥，紧接随声附和“春秋……传说里面并没有见到神农”云云，不虑及是否存在反证和悖论，亦祗能是错上加错的胡说。说详下文。顾颉刚所谓神农氏是许行一手杜撰的第二个观点恰恰掩不住它失考《孟子》“为神农之言”句本意及其他有关先秦古籍所述神农氏诸事明文的偏颇，更显然站不住脚。
接下只剩“神农……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站得一个位置”的顾氏第三种说法能否立足需要讨论。我们不知道，顾颉刚持此一说究竟具体依据何书。他自己对此亦讳莫如深，无详细交代。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写下“《孟子》书中有许行‘为神农之言’，……然此等语言皆当在战国以后”【20】一笔，很可能就是顾颉刚之说的最早出典。唯所异于顾氏说者，崔述的话仅是指出“许行‘为神农之言’……当在战国以后”，而未及其它。崔述此说那里包含有以此类推别种先秦书上的神农氏记载亦“当在战国以后”的任何意思，又何能为顾颉刚顺手牵羊用来作为支持己说的一件佐证呢？更不消说崔述似乎早已能预见其说法日后恐惹麻烦，故意先一步将“许行‘为神农之言’”的时间稍稍往前挪，笼统系于“战国以后”而非死板地定在“战国之末”，不象顾颉刚这般把话将得太绝了。撇开崔述意见暂不谈。要是一心一意按顾颉刚的见解治史，却又没办法进而证明所有记述神农氏治世为帝王的先秦古书统统不迟不早问世在“战国之末”的话，真不知如何才能走出这条史学死胡同，顾氏的“神农……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站得一个位置”说法岂不亦因此很容易捉襟见肘，一下子便暴露不能自圆其说么？怪不得后来的史学疑古派急忙要改口，说成是什么“春秋……传说里面并没有见到神农”了。后者徐旭生的讲法在这点上不用说比前者顾颉刚的讲法乖巧得多。试想，记述神农氏事迹的《商君书》、《庄子》、《吕氏春秋》、《世本》、《战国策》和《孟子》的编著者泰半是战国人，管仲其人活动于稍早的春秋世要算是例外，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21】也似乎早有成说，故谓春秋时著作里“没有见到神农”云云有何不稳妥？怎能够让我们反说错上加错？非别故，缘后者此说仍将如下文所述，实际上依旧或以推理代考证，或弃史料于一旁，治史方法的不科学甚至较前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既轻率否定《周易·系辞》所载“神农氏作”的可靠性而错在前，又公然抹煞《周书》载及“神农之时……耕而种”【22】之明文而误于后，说到底实越发未能正视两书之记述神农氏事迹恰好均在春秋直至春秋时代以前。
不信看载有神农氏事的《周书》辑于春秋世之铁证。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称：“《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2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谓：“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于灵王以后”而“《左传》引《周书》，……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24】；刘师培《<逸周书补释>序》道：“《周书》……盖与《尚书》百篇并列，春秋之际学士大夫竞相补习，下逮《管》、《墨》、《商》、《吕》之书各有称述”【25】。大量的可靠文献证实：它《周书》至迟是周景王（前544——520年在位）时已问世的一部著作，书确成于春秋时期无疑。《周书》明文记载“神农……耕而种”一条，当依据春秋前写及神农氏事的某些史传而来，
不是有力反证所谓春秋传说里“没有见到神农”之说的不能成立么？至于上述的《周书》引文不见于该书今本，仅见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及贾思勰《齐民要术》等他书转引，那是因其“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月令》十一篇，余亦文多佚脱”，如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汉书》引《周书》”、“《唐六典》引《周书》”在“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26】一样，本不足为奇，有什么可深怪呢？不信再看亦载有神农氏事的《周易·系辞》编在春秋直至春秋前的实据。《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篆》、《系》、《象》、《说卦》、《文言》”【2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八十八《儒林传》谓：“孔子为之《篆》、《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28】、“孔子……晚而好《易》……而为之《传》”【29】。两本最早的正统史书证实：它《周易》至少是孔丘生前已存并经他整理的一部著作，书亦成于春秋时期直至春秋以前无疑。《周易》卷二《系辞下》明文记载“神农氏作”一条，同样亦该本于孔丘生前流行的那些涉及神农事的传记而来，不是又有力反证所谓春秋传说里“没有见到神农”之说的不能成立么？
且慢，或许有人会不管占不占理，至少列举当年的史学疑古派曾提过《周易·系辞》非春秋时代或春秋前著作的下列各种疑问，以示异议。“孔子晚而喜《易》，序《篆》、《系》、《象》、《说卦》、《文言》却颇可疑”【30】，此乃顾颉刚在怀疑司马迁，初持记述“神农氏作”的《周易·系辞》成书于战国至西汉说。“《史记》不特没有‘说卦’二字，连‘序《篆》、《系》、《象》、《说卦》、《文言》’这一句，也是宣帝时京房等插入的”【31】。此乃李镜池在怀疑司马迁，别持记述神农氏事的《周易·系辞》成书于西汉说。李镜池说之非难原不值多费笔墨。只要一提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内原含《系辞》的事实，顺便挑明一下汉高帝时陆贾《新语》的《辨惑》、《明诫》二篇已引用过《周易·系辞》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32】等语这两项实证，所谓西汉人作《系辞》的说法早就不攻自破。倘再细心观照立说者原未经过任何求证，仅仅凭着“据我想”一句空头话，即大胆下了《史记》内“孔子……序《篆》、《系》”一节系“京房等插入”之妄断，其说的纯出杜撰更就一目了然。唯评判顾颉刚说的是非似乎倒需讲几句。
顾颉刚辈为了替自家说法找更多根据，毋庸讳言，曾煞费一番苦心，到处旁征博引所谓的书证。他，又是说倘《周易·系辞》成书在西汉乃至战国前，缘何《史记》、《淮南子》、《世本》却均未记载《系辞》上写及的“神农氏作”故事；又是说若《论语》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33】一语不虚，缘何“在《鲁论》里‘易’作‘亦’，连下句读，成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34】；又是搬出了欧阳修、叶适、康有为的话当救兵。谁知如此作为还是一场空折腾。上述《史记》载“孔子……序《篆》、《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载“孔子……为之《传》”，原本对得上号。两书之本意，祗谓孔丘整理过《系辞》等《易传》，何曾见“夫子自道”撰《易传》的半点意思，更为十分明显。既是孔丘仅仅“序”过《易传》却非著有《易传》，《易传》各篇成书在孔丘序《篆》、《系》等《十翼》的一番整理之前明甚，无论《论语》所载孔丘学《易》一事实情怎样皆不与《易传》著作年代发生直接联系，不是很清楚吗？《易传》诸篇间或《易传》与《易上下经》间兴许有矛盾，甚至《易传》与《论语》相关说法可能有歧见，不也是很正常吗？如以这几点作为否定那部记述“神农氏作”的《易传》至迟成书于春秋前的证据，岂不是瞎找对象的胡扯谈？他若“说《序卦》、《杂卦》并出刘歆伪窜”实在“没有确实的证据”【35】，连顾颉刚自己也不相信康有为，“说司马迁……不引用《系辞》”无非缘“《系辞》只是说理之书，太史公……故不把这些话收入《五帝本纪》”【36】，早有胡适指出顾颉刚无端怀疑之非在先，《淮南子》等不载《周易·系辞》的“神农氏作”同类故事故而不妨亦当作如是观，诸如此类，就不必再提它。还需一提的是欧阳修和叶适之所怀疑该如何看。
欧阳修《<易>童子问》、叶适《皇朝文鉴》和《太玄》诸文献，当初确讲过“《系辞》……非圣人之作”【37】、“《十翼》非孔子作”【38】或“《篆》、《象》为孔子之文，其他……皆非”【39】的话。他们的话语，乃猜测《系辞》著于《篆》、《象》的“或先或后”【40】,不是否认《系辞》作于春秋世直至春秋前，更非肯定《系辞》必成于春秋以后。后来，康有为《<汉书·艺文志>辨伪》倒是作过不少发挥，叫囔什么《汉书·儒林传》“云费直徒以《篆》、《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汉书·艺文志》“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汉儒们“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篆》、《系》……《文言》’”【41】等等，只可惜更没一句话说对。马王堆出土帛书《周书·要》明言“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42】，康有为对《史记》的“孔子晚而喜《易》……”这段记载真实性的一切怀疑先就落了空。《汉书·儒林传》原文说费直“治《易》……亡章句”【43】，意谓费直平生本无个人著作可言，现在纵然让康氏之流抹去这一句，也丝毫不能把费直“解说《上下经》”云云看作否定孔丘“序”《系辞》的依据。汉时人们习惯上径称孔丘所“序”《系辞》等《十翼》为《易》或《易大传》，别称“施、孟、梁丘三家”连同田何、周王孙、丁宽、齐服生诸家说《易》著作为《易传》或《小章句》，这在《史记》、《汉书》中本来交代得很清楚，极不容易混淆，后来故意“颠倒眩乱”【44】遂把水搅混的学者，恐怕唯有康有为。康有为也好，欧阳修、叶适也好，如同前文已述的崔述一样，节骨眼上都不能为顾颉刚辈增添那怕仅仅是一分的象样证据。企图证明那部记述神农氏事的《周易·系辞》非春秋时期直至春秋以前著作的任何作为都是徒劳的。
拿不出一点点直接的文献证据推翻“孔子……序《篆》、《系》”的《史记》这段记载的可靠性，却武断《周易·系辞》所述“神农氏作”一事乃系战国至西汉人伪托，这是想当然。干脆不想再找任何证据，却测西汉人伪造一部记述神农氏故事的《周易·系辞》，这更是胡说。史学疑古派之所以提出那部述及神农氏事的《周易·系辞》非春秋时著作的新说法，初衷或许是想给上述“春秋……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一说添个有力的注脚，没想到最终偏偏事与愿违，反因其以想象或伪据冒充实证之故而显得越帮越忙，露了疑古过勇、取证不足的马脚。
不管当年《古史辩》派竭力否定“三皇五帝”旧说的历史功过如何大概尚有待今后有识之士作出公正的全面评估，现在至少已可以在这里对本世纪初夏曾佑、顾颉刚辈判定“神农诸帝……皆神话”这件百年公案先下一个该案纯属虚构的结论，该是确定无疑了吧。
神农氏其事见于《史记》，见于成书春秋世直至春秋前的《周易·系辞》和《周书》。神农氏的相关记载是历史，不是神话，基本可信。写中华五千、七千乃至上万年文明史，应该从神农氏写起。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持“神农非炎帝”之说陷入自设误区，神农是一代代号，炎帝是神农一代诸帝通号
为神农氏写信史，头一步该解答神农氏有无称过炎帝，如称过炎帝，神农和炎帝又是何种关系的问题。此问题，最初实埋伏《史记》、其《五帝本纪》忽写“神农氏世衰，诸侯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忽写“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忽又写“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行文真恍惚得很；及《封禅书》前叙“神农封泰山，禅云云”，后述“炎帝封泰山，禅云云”【45】，叙事又语焉不详。“世衰”而“弗能征”的“神农氏”，“侵陵诸侯”并与黄帝“战于阪泉”的“炎帝”，可否看作一个人？“蚩尤……不用帝命”的那位“帝”，莫非神农氏或炎帝？古封禅十二家帝王中并列“神农”和“炎帝”两家本何意？司马迁遗留的这些疑窦，足令后人聚讼纷纭。
前引的崔述《补上古古考信录》就特意写下《烈山氏非神农》、《炎帝非神农氏》、《炎帝与黄帝同时》诸节文字，力持“以炎帝为神农氏，……余考之不然”【46】之说，独树一帜。崔述之说，在其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颇具代表性。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再声称：“炎帝绝不是神农”、“《书》（《史记·封禅书》——笔者）兼举神农与炎帝，……当日神农与炎帝还未通户”【47】，沿用的也还是崔述旧说。他们那里想得到，崔述的说法甚至还未读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压根儿回答不了神农氏与炎帝关系上的各个问题。
崔述持“神农非炎帝”【48】说，乃以炎帝和神农氏为两人并各传一世充前提。他的前提错在：对先秦文献提供的不少反证视而不见。
该“神农非炎帝”说，本针对前人的“炎帝为神农氏”一说而发。崔述自供：“谯周《古史考》即以神农、炎帝为两人，与《史记》同，惜余未得见其书”【49】，除了“与《史记》同”四字系其杜撰的妄断外，早一语道破该说立说权本出自谯周，原不属他崔述之实。孔颖达《<左传>注疏》卷四十八及《<礼记>正义》卷一引宋均《<文耀钩>注》道：“谯周《古史考》以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50】、“谯周以为……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51】，更旁证谯周早倡同说于崔述前。谯周之书久亡佚。当初谯周提过那些否定神农氏是炎帝的论据，已难详考。崔述的著作今尚存。究崔述其说之确立，不外乎援引《周易·系辞》上“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52】一条，以所谓“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为借口，先假设神农氏子孙“即不复嗣为帝”，复推定称炎帝的亦祗有彼“与黄帝战者”【53】一人，以此来作为维系“神农非炎帝”说的基础。“神农氏没”的“没”字是否仅如崔述所解，空头的笔墨官司不好打，暂且休管。神农氏子孙果“不复嗣为帝”或称炎帝的当真祗有“与黄帝战者”一人，关键在实证过硬否，却不可不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