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的方言里的“堡”
2024-01-02 09:48阅读：
在兴化方言里堡字有两个读音：称兴化北边的堡，读成上声（保），如兴化的中堡，时堡，高邮的柳堡；而将兴化南边的堡读成去声（报），如蔡家堡、穆家堡、史家堡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虽说是一个字，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
首先说兴化北边的堡。词书上说，堡寨，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子。这就是堡的源头。民间故事说，兴化中堡那个地方有个叫做中堡的孝子，知道发洪水了，就背起妈妈逃难，一口气把妈妈背到了可以避洪涝的高地，才歇下来。此地后来聚集的人多了，就叫做中堡。
其实不然。在兴化，四周有围墙的地方，叫做堡，才是正确的解释。根据家乡的老人回忆，民国20年（1931年）兴化发生洪涝灾害。兴化东乡里的农民，老远就听见“轰轰”的声响，来不及逃跑，洪水就奔腾而来。“人皆为鱼鳖”。人们为了生存，只得首先搭起水搁子，也就是用木板架高，用来生活和存放生活用品；再累土筑灶，生火煮饭。可怕的是，人在水搁子上生存，小动物也来争取生存空间了。人睡到半夜，发觉腿子发凉，原来青蛙钻进被窝了。更可怕的是蛇也钻进被窝了。为了生存，为了更长时间的生存，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少齐上阵，划船去取土，环绕村庄筑土圩子，俗称庄圩。然后排水，保障正常生活。
海拔高的地方，一等到洪水退去，就挖土还田，生产自救。
其实生活在低洼地区的村民，他们的先祖早以学会了这种生存之道。他们不断加高加宽土圩子。这地方久而久之地就被叫做什么堡。时堡，是住在那里的时姓是大户。有资料说，时氏家族从北宋景祐(1035年)至南宋末年（1279年），达到鼎盛时期，历代子孙家国情怀重，在朝廷为官者多，被后世誉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高邮的柳堡，则是那里的柳姓是大户。而中堡则是以方位
取名的，因为西边有西堡，东边有东堡，它在中间，理所当然的叫做中堡。
有资料印证：早在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实施移民政策，将苏州等江南地区的百姓分而治之，有两批移民先后来到兴化现在的大邹吉耿村一带。移民看到西侧有堤岸，可阻挡洪水；堤下有河道，可灌溉种田，且堤岸东侧稍高，可居住，于是便在此落脚，并在河道两侧插草为标，垦地种粮，繁衍生息。南边来的，有耿姓、吴姓、林姓、石姓、顾姓等族人，并取名“耿家庄”。北边落户的，有尚姓、孟姓、尤姓、蒋姓、王姓和敬姓等。明朝初期，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抵御兵匪骚扰，也为了阻拦洪水侵害，北边落户的人在村庄外围筑成较高的土围子，俗称“堡”。又因当时移民中有“敬”姓族人，因而便将村庄取名为“敬里堡”。
再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为了便于下乡扫荡，但是又怕抗日军民反击，就在重要关口，学着村民的做法，累土筑墙，形成又圆又高的土圩子，驻军把守，这就是俗称的碉堡。
同样是朱元璋的故事。
说是朱元璋在称帝以后，有人跟他说，张士诚造反的兴化（当时草堰归属兴化管辖），有一座茅山，形似凤凰，头南尾北，两翼东西，将会出皇娘。这消息传到后宫，马娘娘知道以后，闷闷不乐。一日，朱元璋驾幸后宫，见马娘娘面无喜色，就问是什么原因。马娘娘哭奏：“妾闻淮东茅山是块凤地，日后必出反王后”。朱元璋大怒。次日早朝，朱元璋令太史刘基前去勘察处置。刘基来到茅山，果然见到茅山形同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刘基就命令随从调集民众，砍断凤凰的颈脖。刘基又登上山顶，向北远眺。他又发现茅山通往苟家庄的河，河似龙身，还有五条长沟，形似龙爪。刘基认为该地又将出现像张士诚那样的“反王”，就立即返京上奏朱元璋。朱元璋又命令心腹大臣，找工匠，征劳役，将茅山景德寺的旧殿拆毁，新建高大的大雄宝殿；又以景德寺新殿为首，以茅山为中心，建九寺十八堡，用来镇住那条龙。
这九寺是：茅山景德寺，北朱庄旌忠寺，大陆庄双缘寺，蚌蜒河畔地藏寺、罗汉寺、宝福寺，茅山以西的青龙寺，戴家泽的护国寺，宋石庄的弥陀寺；并在九座寺周围筑了十八座堡。每座堡都派兵守卫，以防反王东山再起。这十八座堡是：茅山东南的孙家堡，东北穆家堡，（解放后为纪念烈士薛鹏，更名为“薛鹏”），西南蔡家堡、裘家堡、吴家堡、梁家堡，西北陈家堡、东里堡、西里堡，茅山直东的史家堡、朱家堡、吉家堡、杭家堡，现在属于东台的孔家堡，西南的郭家堡，正西的柯家堡、卞家堡，大垛南靠唐家舍的许家堡。这样一来，明太祖就以为明代江山万万年了。
这是统治者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手软，一手硬。建造寺庙是让百姓一心向善，烧香拜佛，安于现状，只求来世；建造十八座堡，用来屯兵，用来镇压百姓造反。别忘了，寺庙是九座，而堡是十八座。这硬的一手完全是软的双倍。
人们不禁要问：张士诚远在兴化东海旁边，怎么南辕北辙跑到兴化茅山这边来镇压“反王”的？其实九寺十八堡的故事，实质是在变相地反应一则真实的历史事件：“孙关保案”。说洪武初年，兴化的税赋是三万余担，马草五万余包。但到了永乐十七年（1419年），东台那边的有个刁民孙关保，他是元朝的遗老。不知他是不满朝廷，故意捣乱，还是看到兴化民众殷实富裕，心生嫉妒。他写奏章，报告朝廷，说兴化隐瞒田地，谎报田产，“欺隐田粮”。皇上一听，龙颜大怒，立即对兴化加大税收，将上缴粮从三万担增加到五万二千七百余担，将马草从五万余包增加到九万余包。后来，皇上还没有解气，不久又追加征收民粮一万六千一百担，作为水马站粮。生怕兴化民众反抗，此时又编充三所六驿夫头四百五十名。岁办夫银七千余两。直到明朝宣德年间，朝廷还在兴化再次为宁国府宣城县推养种马五百四十匹。还在本县人丁中7560丁，加增岁征备用解京银7000余两。水草费银2000余两。还再次征收岁办等等项目的杂样官银不下20000余两。这样额外征收比高邮、通州、江都等县力度都大。征收的钱粮重大，养马的繁劳，使得兴化人们已经不胜重负。这事实是明朝嘉靖年间兴化县令胡顺华所编的县志里记载的。
俗话说，打不过，就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由此兴化的许多乡民选择了逃难。兴化许多的乡民迁家带口，有的去了北京廊坊，有的去了河北涿州。早先有人写过专稿，说“天津有个兴化村”。
来兴化做知县的傅珮看到兴化人口逐渐稀少，荒芜的田地逐渐被临近县的恶霸吞噬，为了正疆界，均粮站，究欺瞒，以资国赋，以安贫民。他得不硬着头皮，给朝廷写奏章。
回过头来，再说九寺十八堡。普通话里“堡”字没有去声读音。“堡”字，倘若读去声，就是铺（堡）。铺是什么？铺，在早年就是驿站。
应该是传递塘报，邸报的堡（铺）。兴化南边的百姓将堡字，读成报，很有可能与这些有关。其实铺舍即驿站，掌邮递，迎送官员事务。
为了保障传递安全，堡（铺，驿）后来也有住兵，兼有军事作用。
明朝制度，兵部车驾司掌管全国邮驿。可见堡（铺）的重要性。
前文所说的，编充三所六驿夫头四百五十名。岁办夫银七千余两。可见朝廷对于兴化人们的重拳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