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抄书

这里抄书也就是引文的意思。引文较多，有人看不惯，遂贬之曰抄书。这是个老话题，从前就有“文抄公”的说法，特指周作人。被批评者曾辩解道：“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苦竹杂记·后记》)多年后重提旧话，又说：“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大概不被看做缺点了，更有论家视之为独特的文体，认定在其毕生创作中成就最大。但是好像还是特例，引文多亦即抄书仍然时时遭受非议。 　　从前引知堂翁的话看，抄书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其中必然有所选择，进而又涉及引用者的眼光和倾向.这可以理解为是他所采用的一种间接的表述方式，即“不愿意直说”。引用者隐身于被引用者背后，借助别人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有赖于引用者与被引用者之间一种心心相印的契合，他在发现别人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周氏在谈到何以将译文收入自己文集时讲过一番话，可以拿过来说抄书：“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永日集·序》)然而引用者应该领先于至少大多数人知道被引用者的存在，通常所谓发现的意义即在于此；所以非博览群书者不能为之。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谈抄书有无眼光，乃至倾向如何。而如果没有眼光与倾向，则成了掉书袋了.这样抄书，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写法。不过含蓄未必真正合乎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结果引用者隐而不见，大家眼里只有被引用者，所以要提出质疑了。
　　正是上述“借用”说法招来了批评：你为什么不另外讲自己的话呢。这种批评有个前提，即讲自己的话非常容易。恐怕并非如此，“日光之下无新事”。往往我们以为讲的是自己的话，其实不过在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意思。抄书与之的区别，不过其一指明本主，其一有意无意地据为己有罢了。但是揭示这一点，可以用以否定对抄书的否定，却不能因此肯定抄书。问题很简单，既然别人都讲过了，我们难道不能不讲话么。所以抄书还应该有别的道理。
　　胡适曾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文存·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觉得关于白话散文的写作，迄今还没有比这更精辟的意见。这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把写文章与说话联系起来。的确我们写文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