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谢冕高昌
2026-01-12 15:32阅读：
新旧体诗的关系是百年难解的公案，二者分庭抗礼，各行其道。时至今日，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提出了新旧体诗和解的观点，所为何故？本期特刊发谢冕先生就这一话题对《中华诗词》杂志主编高昌先生的回答，以飨读者。
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
谢 冕
高
昌
2025年8月13日下午，《中华诗词》杂志主编高昌拜访94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位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某花园小区的谢宅，就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等话题听取了谢冕先生的见解。
高昌：前些年您提出“新旧体诗百年和解”的理论判断，在诗坛非常引人关注。提出这个判断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初衷是什么？
谢冕：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脉络说起。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包括我的老师王瑶先生等前辈学者在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写旧体诗，当时普遍认为旧体诗是落后的、封建的、不进步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而我也一直是站在新诗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的。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相隔一个多世纪。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愈发认识到胡适等前辈们功不可没，他们做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将新诗的革命与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改变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确实是向前看的，是建设性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气和坚定，今天的诗歌创作可能仍停留在“老干部体”的水平——既不能真正掌握旧体诗的格律规范、用典技巧
和文言表达，又写不出像样的白话诗，最终沦为不伦不类的快板诗。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诗歌离时代就越来越远了。
当年的黄遵宪先生也试图把科技等新因素引入旧体诗，比如他在诗句中“装”了火车、电报、照相，把地球的公转、自转也“装”了一下，但他没能打破旧诗的束缚，那些新的东西也没能很好地融合进去，所以他“诗界革命”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半途而废了。但是他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想法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正是因为旧形式的束缚阻碍了新内容的表达，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概念都进不来，所以胡适先生了不起，他的成功就是打破格律、采用白话，为诗歌开辟了新天地。这思想一解放，路子就宽多了。
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在肯定前人伟大贡献的同时，又觉得有一种惋惜：中国的旧体诗，积淀了这么厚重的文化底蕴、传承了几千年历史、承载着一代代诗人的诗歌理想，怎么能在我们的手上中断了呢？这个思考伴随我进入新世纪，最早是在接受上海一家报纸采访时候，我提出“百年和解”的问题，并在后来逐渐形成观念。这是我一生热爱的诗学研究当中一个比较靠后的课题了。
从胡适先生算起，至今已逾百年，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也成熟了，在文化认知上的看法也成熟了，对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融合，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我主张新旧诗歌要实现“百年和解”，不能再“打倒”，不应该是“宿敌”，而且我们的诗歌本来就是一家人。
高昌：回望新文化运动，您怎么看待当年新诗诞生的文化土壤，以及当时的新旧体诗生态？
谢冕：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有所涉及。新诗的诞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打先锋的部分。当新诗在新旧体制的角力中站立起来，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诗歌领域的变革最为艰难，遭遇的阻力也最为深重——旧体诗是一个形式非常漂亮的文体，不管是绝句也好、律诗也好、词曲也好，都是非常漂亮的。音韵美好，形质美丽。把这个打破了，大家其实都有点舍不得。
我曾做过一个比喻：新诗的文学革命，就像一群猴子闯入瓷器店，将那些精美的瓷器打得天翻地覆，都打碎了。事实也是这样，新诗的这场革命确实采取了极端方式——废除格律、摒弃对偶、取消押韵、突破五七言的限制，追求完全自由的创作。
为什么还要当猴子，来瓷器店中打乱一下呢？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桎梏，这是历史的选择。当时的中国很贫弱，要复兴中华，必须从文化根基上进行革新。先贤们的目光首先瞄准的就是文学。梁启超先生强调小说革新对国家变革的重要性，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那么套用一下梁先生的话，就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诗。他们认为诗写得“新”了，国家也就“新”了。
那一代人救国救民心切，找到的“革命”的对象，就是旧文化、旧文学、旧诗词。他们把文学的革命、文化的革新，同国家的命运、强国新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认为要强国新民，就必须有新文艺、新文学、新诗歌。其中最极端的话，就是胡适先生说的“作诗如作文”。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作诗就是作诗，作文就是作文，诗与文混在一块儿是不行的。诗和文相比，其中诗是最难写的，对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也有着更高要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贡献不容否认，但那一代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比如把旧体诗简单化地认作旧文化的包袱，就有偏颇之处。
高昌：写旧诗的诗人对新旧体诗的“和解”，大都是非常赞同的。比如四川大学的周啸天教授多年以前就写过一篇《敬畏新诗》，他文中体现的开放态度，是有代表性的；而新诗界虽未明确反对，但反应似乎相对冷淡。这种差异或许正是历史对立情绪的延续。两种诗体各有自己的创作难度与艺术特色，彼此之间的互见与互鉴，或许是实现真正对话的基础。新旧体诗的百年“对立”，您认为主要源于哪些观念分歧？
谢冕：新旧两种诗体历史对立的主要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当年一些有革命激情的人，想通过文学革命来改变国运。他们觉得旧体诗的形式容易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习，不容易写，担心会把很活泼的、很新鲜的一些思想局限在这里头。
古代的诗人对此已经运用得非常熟练了，许多大家、大手笔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没有用典，也没有什么很难懂的字词，却凭借简单反复的这28个汉字，把如此复杂的一种情感转移、异地转移，如此丰富的内心状态，如此深厚的对爱人（或者对朋友）的思念之情，表达得这么委婉动人、炉火纯青，确实很不容易做到。到了现、当代诗坛，确实也有旧体诗写得很好的诗人，但是为数不多。要通过多种艺术方式，比如用典、对偶、声律，把非常深厚的思想情感浓缩到诗词里头来，而且能够非常好，非常圆通，就更不容易了。
我前面也谈到过，我觉得当初这两种对立，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看到旧诗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就是隔绝，与世隔绝，另外还不好掌握，容易落入俗套。所以那时新诗人的想法就是还不如索性把这些格律束缚统统“打”破，把它的固定格式打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当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再想收拾起来也很难。打破不易，收拾也难，所以都难。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