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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散文)/程远

2026-04-23 10:49阅读:


春天生了虫似的使劲儿往脑子里钻,警示几百公里以外的我每年一次的祭奠。夜里有什么在身体里疯长,贴着心脏阵阵疼痛,我知道那是阴雨天触发了本就带着伤痕的记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越是在粗暴野蛮的深山中生长过的人,越是懂得在众生里分食大地馈赠的同时还能保持对自然的无限虔诚。那些被雨水打湿的梦境,被烈日蒸发的幻想,被风雪侵没的呐喊,都像在惩罚那许多只晓得掠夺而没有心存敬畏的灵魂。于是有人迹开始,他们就在山腰筑建庙宇,并在周围移植上松柏,借此警告那些贪婪的欲望在神明的看护下有所节制。当人们学会适度索取,赏赐便照例分布在春雨婆娑的太行脚下:草间的白蒿苗,岩石上的雷公菌,还有槐树上挂满露珠的粉白花骨朵,当然也有我自小就能在纷杂的植物里仅凭借味道便将其找到的柴胡。
从小就听大人们说,柴胡是老天爷馈赠给那些懂得寻觅之人的隐秘宝藏。它生长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茎秆纤细却坚韧,叶片狭长如剑,边缘带着细微的锯齿,做好了随时抵御风雨侵袭的准备。它的根深深扎入贫瘠的土壤,汲取着地底的精华,虽不显眼,却蕴藏着治愈的力量。它不仅是药材,更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它的味道苦涩中带着一丝清冽,相和着山风的低吟与露水的呢喃。那些懂得它的人,只需轻轻一嗅,便能从纷繁的草木气息中辨认出它的存在。采药时,人们需要小心翼翼,用手拨开杂草,再轻挖开泥土,像对待一位老朋友那样,既敬畏又珍惜。
其实柴胡并不难分辨,除了本身特有的味道,形似竹子的茎叶和开着淡黄色的花都使自己很容易在杂草中暴露。我的命运能和柴胡这味中草药捆绑在一起的缘由是贫穷。母亲曾经跟我讲过,刚出生的我无论如何也不喝母乳,年轻的父母在我执拗烦人的哭声中无计可施。父亲咬咬牙说买奶粉,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罐国产奶粉的价格也得大几十块钱。翻遍了家里,也只搜罗到二十来块钱,父亲停了地里的活,开始挎着布袋扛着镢头在山上刨柴胡。那个时候有进村收药的三轮车,顺带拉一些方便面、面包、汽水来卖。倘家里没钱,也能用粮食换,具体多少粮食换多少吃的,父
亲也早就不记得了。他把柴胡卖了,来不及往家走便攥着钱坐上收药人的车去供销社买奶粉,我因此没有被饿死。这么说起来,它还是我的“救命恩药”呢!后来我长到五六岁时,跟着大人们上山放牲口或打理庄稼,我总要挖一把柴胡回家,然后晾晒在窗台上。一个夏天过去,便能堆满整个窗台。它们被我换成零花钱,用来买袋装的汽水和糖果。那些钱甚至能存到年底,够我买几盒摔炮和一百响的“大地红”。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关于柴胡的记忆能在时光的穷兵黩武之下幸存在我的脑海中。尽管后来搬了家,我又常年在外,但它好像穿透时空,用根须紧紧地和我的神经缠绕在一起了。
我们家算是最早一批离开那个山沟的,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中,人们陆续离开,只剩下掩映在山间茂密植被里的窑洞。再到后来那些院落日渐荒芜,连同窗户门框和篱笆也一并被放羊放牛的人卸了去当柴烧。母亲去世以后葬回了老家,就在老宅对面的山上。她孤零零地睡在那里,守着那些像张着嘴哭的孩子一样的旧屋子。亲戚告诉我,窑掌早就塌陷了,院里的草有一人来高,原来通往我家狭窄的小路也早就失了踪迹。后来我的梦里长满野草,蒲公英在阳光下纷飞,可我就是找不到家的方向。于是我连夜坐飞机回去,再倒火车,下了火车坐巴士,到家后再和父亲步行了十八里山路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因为地势原因,那里的春天总会迟到,即便已经清明节也还是满目灰黄。父亲去时从家里带了镰刀和铁锹,清理母亲坟头周围的杂草或钻出的小树苗。他把几株柴胡拿在我眼前说,这东西已经没人来收了,收药的人也早就不干这营生了。
我伸手接过柴胡,好像把童年紧握手中,那个不顾母亲呼喊奔跑向山口的小男孩突然停顿在我的恍惚中。仿佛他能感知到有一双充满羡慕的眼睛正隔着单向透视玻璃一样的时空凝望着自己。我确实在未成年阶段不止一次有过这种被“监视”的感觉,倒不是被害妄想症,似乎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另一个我。这种我认为还比较浪漫的警觉在后来像蚯蚓一样被逐渐升起的太阳晒干了。
好在我还记得那条小路通往晒谷场,还记得我奔跑是为了看一眼前来收药材的三轮车。夏天里,那辆三轮车总要来几趟,开车的人叫“七斤小”,据说是他出生的时候重七斤,因此有这么个外号。还有个人始终坐在车斗里,手上拿着账本和笔,七斤小管他叫姐夫。听人说,七斤小姐夫是残疾人,双腿无法站立,所以只能坐着。除了柴胡,车上还拉着一箱箱方便面和汽水。有时候中午到饭点了,俩人就拆两袋方便面干嚼,再开两瓶汽水边吃边喝。庄里的妇女们爱逗七斤小,问他怎么还不谈媳妇,或者说他见了女的脸红。七斤小和她们争辩不过便把目光转向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一边说“吃过了”一边从口袋里掏一把柴胡的根递给他。七斤小有些为难,他说这不值得上秤,也不知道咋给我算钱。有个凑热闹的大娘一把夺了七斤小的钱包抽了一张两毛钱塞给我。七斤小哭笑不得,带着求助的眼神问他姐夫该怎么上账。七斤小姐夫也只是笑,问我念书了没有。我没回答,只是把两毛钱递给他说买一瓶汽水。他把汽水给了我,却没有收钱,只是说还是要念书的,不念书记不了账。后来我才知道,七斤小不大识字,算数也不灵,所以无论去哪儿做买卖都要把他姐夫带上。他们有时候收药材,有时候收蝎子或卖西瓜。后来我终究是念了书,念得稀里糊涂,勉强认识几个字。但要是让我给七斤小记账,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我念书也从没想过以后要算什么账,也没有相信过念书的意义在于做什么样的贡献。我很感激母亲从没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似乎她一个农村妇女便知晓文化攀比是一件极无聊可耻的事。人若能乘坐知识的便车在旅途中赏心悦目,那自然令人羡慕,但那些止步于成功的“负箧曳屣”者,他们的每一步又何尝不是在丈量人间的温度呢?完成自我升华,完善自己的人格才更应该是读书的意义,而不是拖着被知识诅咒过的灵魂装扮起救赎者的模样。当然,后来因为书念得不好,使我混沌了许多年。所幸的是,那些喘息在记忆的碎片将我牢牢拴住,在成长的星际旅途中没有被虚无主义的黑洞所吞噬,在和生活搏斗的中场能够平静地唤回蛰伏在灵魂草丛深处的虫鸣。这使我没有因嘘声自卑,也没有在少数的掌声中触礁。因为我深刻认识到终点处在何等高度跟途经的风景比起来变得微乎其微。生命只有一次,世界区分了你我,定义这一生怎能在他人的影响下。这一场艺术旅行,除了对抗生活抛出的苦难,还要在被历史狙击的同时跟其他生灵一起和平生长,和大自然拥抱出绚烂的火花。
“人活着怎么也得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是家族长辈曾教育我的话,我也被这样的使命驱使了很多年。不记得哪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不是为了延续或者继承而存在。庆幸的是,父亲逐渐接受了我这种“大逆不道”,尤其是母亲离开我们以后。这种接受在父亲那里一定经过了无数痛苦的淬炼,他愣是带着对我的偏爱,在自己心中的大山开凿出一条通往开阔地带的隧道。对于这样宽容的释放,我的感激里充满了愧疚的情绪。特别是他和别人置换了一块地用来做坟地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对生命有了一点粗浅的思考。


(节选)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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