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这个冬天真的特别冷，一连下了几场大雪，老屋灰瓦片上积成足有二十多公分厚的皑皑白雪。雪水凝固在屋檐边形成一排排冰锥，它仿佛是个有生命的水晶体，雪水淌入晶莹剔透的冰锥，会被它寒冷的表体全部吸收，开始增大变长，如若一把把水晶宝剑，显示着它的锋利和尖刻。1月8日，中国人民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去世；7月6日一代功勋朱德元帅离去；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带走了二十多万中华儿女；9月9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巨星陨落、举国同悲，中国人民遍尝人间的酸心与苦涩。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龙年，这个泪洒山河的龙年，正当人们从酸心、苦涩的灵堂里走出，10月18日，“四人帮”粉碎啦！万里长空忽然阳光普照，祖国大地普天同庆，那是中国百姓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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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这个冬天真的特别冷，一连下了几场大雪，老屋灰瓦片上积成足有二十多公分厚的皑皑白雪。雪水凝固在屋檐边形成一排排冰锥，它仿佛是个有生命的水晶体，雪水淌入晶莹剔透的冰锥，会被它寒冷的表体全部吸收，开始增大变长，如若一把把水晶宝剑，显示着它的锋利和尖刻。1月8日，中国人民最最敬爱的周总理去世；7月6日一代功勋朱德元帅离去；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带走了二十多万中华儿女；9月9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巨星陨落、举国同悲，中国人民遍尝人间的酸心与苦涩。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龙年，这个泪洒山河的龙年，正当人们从酸心、苦涩的灵堂里走出，10月18日，“四人帮”粉碎啦！万里长空忽然阳光普照，祖国大地普天同庆，那是中国百姓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真可谓是欲悲欲喜、悲喜交集的年份。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事、要事都集中发生在这个龙年，也许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国运，也许这就是一个国运的转折年。一个国家真的有国运吗？这么严肃而又神圣的问题，答案只能留给未来喽。（四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变暖了，椒江再也见不到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锥；我们的祖国强大啦！、、、、、、）
这个龙年，我在两首歌曲的指引下（一首是毛主席的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首是李之金创作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奔赴三甲镇甲北公社幸福大队，下乡当上了一名农民（按照当时的下乡政策，一个家庭有两个子女，大的子女可以先招工。我是老大，家里只有一个弟弟，按政策我可以先招工；当时，能进浙江水泵厂这个省级国有企业工作是人人羡慕的，父亲却说，“你读书好，下放农村回城机会多，把招工指标让给弟弟吧。”我二话没说，挎起肩包，拎着行李就出发！）。
到了幸福大队报到，大队徐书记让我拜了一位农民师傅。他叫徐小梅，是第十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中等个子，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由于长期在田头雨打日晒，仅有三十五来岁的壮年，黝黑的脸上过早的爬上了道道皱纹；他不爱说话，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出于长期挑重担，双肩压磨得十分厚实，肩头上磨出两个小馒头似的“富贵包”，增添了他那强壮的体魄；他理个小平头，身穿一件褪了色、泛了黄的白背心，胸口上印着“农业学大寨”这五个暗红色的大字，表明了他的革命意志。初见师傅，他热情洋溢地拉着我的手，这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捏着我那双细嫩的、乳臭未干的小手，叫我有点发憷。蓦然，我想起了“决裂”电影那双长满老茧就能上大学的手，于是我便不再胆怯，反而感到非常亲切，有种莫名的快感倏地涌上心头。我开始仰慕师傅这双长满老茧的手，我一定要尽快练就一双像师傅一样长满老茧的手，这双有资格上工农兵大学的手！
师傅把我接到他家，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师母。她圆脸蛋、蜗牛眼（形状像蜗牛）、腮帮大，嘴巴宽、说话快言快语，是个爽直人；她见人热情洋溢、笑盈满脸，脸部肌肤黑里透红，看上去比师傅年轻许多；她没有城市女人柔美丰润，是位十足的农村妇女。
淳朴、厚道、殷勤、热情在我师傅、师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土气、黑肤只是农民外在的表象；朴实、热情这是农民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精髓。
师傅住的房子是农村十几户连在一起的两层老排房，每层大约十几平方米。排房的前面是每户的自留地，地里种着平时随摘随吃的各类蔬菜。排房的后面有条长河塘，提供十几户农户吃用水。河塘与排房之间种着一排翠绿的狭叶竹；成熟了的竹子农户们用来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竹篮、竹筐、竹帽等）。
踏进房门，地上没钱铺石板，黑灰色的烂泥地透着清凉。屋内水缸锅灶连着门床。墙角挤满各种农具：有锄头、铁铲、镐子、镰刀、耙子、扁担、箩筐等，应有尽有。壁上挂着蓑衣和自编的箬笠。房屋的几扇窗户由于买不起玻璃，全是用白色塑料薄膜封着，透光不透明。屋顶四周明显布满了蜘蛛网。
出后门有一间稻草屋，里面养着一头猪，发着呼噜、呼噜的叫声。叫声和异味时不时地飘进房屋，让整个屋子充满了猪的味道。
师傅一家三代八口人全挤在这间两层楼房，爷爷奶奶行动不便住在水缸锅灶连门床的一层，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师傅师母六人挤在一起住二楼；我来到师傅家，又多了一个人住，师傅把我的被褥放在靠窗的那张大床上（是师父师母自己的床）。
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对师傅说：“师傅，我可以和弟弟挤在一起，这张大床还是师父师母自己住。”
师傅执意让我住他的大床，“我跟你师母住楼下，和你爷爷奶奶一起，你们城里人本来就住不惯农村，哪能让你和弟弟一起挤小床。”
中午，到了吃饭的时候，师母端上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炒糯米圆。乳白色的热气袅袅上升，冲淡了房屋内的猪圈味；大碗的炒圆，香气扑鼻，增添了我心里的食欲。
师母把这一大碗炒糯米圆放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上，“吃吧！”口气亲切热情。
我看着这碗糯米圆里伴着肉片、菜花、虾干、跳跳鱼干等佐料，这大概师母已经把家里过大年享用的所有好东西都炒到这碗糯米圆里喽；然而，这口过大的碗（自己家从来未见过如此大的碗），糯米圆个个像乒乓球，调料又太重（加了太多的油和料酒），便感觉有些腻；勾起的食欲骤然下降，没吃几口，胃就觉饱和腻嘞，我对师母说：“我吃不完。”
师母笑盈盈地说：“你下午要干活，会饿的，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心里嘀咕着：“还加了个一定！”看着师母那张好客的笑盈盈的脸，出于礼貌，我只能一口一口地把糯米圆往肚子里咽；饱和腻充斥了整个胃，我感觉有点想吐。
师母在一旁还是笑盈盈地看着我，以为我吃的好香。
四个弟妹围在我的桌旁，咽着口水，流露着好馋的样子。
我还是不敢把吃剩的炒圆留给弟妹吃，只好一口一口地把这一大碗糯米圆吃完。
从此，我每次到师傅家，这一大碗糯米圆就少不了；每次都让我的胃经受一次饱和腻的考验。这也是当时农民招待客人的最佳美食和最高待遇。
下午上秧（下地干农活）时间到了，师傅看着我那单薄的、乳臭未干的、发育还没成熟的身体，不让我去地里干活，叫我在家休息，“你还是个学生，在家看看书，我就当你干活啰，记你的工分（农民评工分赚钱）。”
我楞了片刻，不服气地上去抓住师傅的手道：“师傅，我要尽快练就像您一样长满老茧的手，这样，我才能上大学！”
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的手，“凭我这双手，就能上大学？”
“是的，《决裂》电影里就这么说的！”我固执已见道。
这就是宣传的作用、舆论的力量！在特定时期，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
“师傅，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您就让我早点参加劳动吧！”
“那好吧，”师傅见我如此固执己见，就带着我去见一动物，那是圈养在队部的一头老黄牛，“下午你就牵着这头牛，去田边吃草。”师傅把牛缰绳交到我手里。
这是我人生干的第一份工作，“当放牛娃。”
师傅领着其他社员，爬在绿油油的水稻田里耘田（水稻成熟需要耘田三、四次，拔掉水稻田里生长的杂草；当时没有除草剂，农民全靠耘田除杂草）。
七月的田野，炙热的斜阳抚摸着绿茵茵的水稻，听到远处柳荫中白头翁的鸣叫声，抬头仰望朵朵白云像魔术师一样变幻着各种图案，低头观见路边清澈的河水中小鱼儿在水草间欢快的游荡，如痴如梦的乡间画景，让我真正享受到乡土气息的味道。
一缕清凉的风拂面吹过，摇曳着片片嫩绿的水稻叶，也给头顶箬笠，宛如一排整齐的大雁在绿色田野中劳作的农民，带来一丝凉爽。看到农民们头顶着烈日，浸泡在滚烫的水稻田里爬行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顿时浮上了我的脑海，想到自己也将成为他们的一员，也要和他们一样头顶烈日、浸泡水田、任由蚂蟥叮咬，我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辛苦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毛主席的教导，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能行！一定行！”
我牵着这头黄牛，看着它在田埂边恬静、贪梦地吃着绿草，心里思忖着：牛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它吃的是路边的草，一生拼命为人类干活，到头来（等到自己没力气干活时）还要给人类当肉食。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马路对面的黄岩冷冻厂，看到屠宰工人杀牛的画面：没力气干活的老牛围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屠夫的到来；屠夫用雪亮的尖刀从牛脖子捅进老牛的心脏；老牛一声不吭、毫无反抗、静静地淌着泪，等到鲜血流干，倒地身亡，成了人类的盘中餐。正当我为老牛的一生，深感惋惜、痛抱不平时，这头老牛仿佛感应到我心灵的叹惜，忽然发起了飙，跳进水田，吃起了绿油油的水稻。我为了不让这头畜生继续糟蹋农民如此辛苦种起的水稻，也害怕远处趴在水稻田里劳作的农民跑过来埋怨、责怪；情急之下，一个没经过大脑思考的本能反应，让我猛然跳进水稻田，死劲拽住牛的尾巴；哪知道这头发了飙老牛，后腿一蹬，把我甩了出去。我双脚朝天，一头扎进了水稻田，幸好扎进的是软绵绵的泥田，不然，我的小命恐怕就交给广阔天地啦！
当我缓过神来时，我仰头一望，碰到了师母那张笑盈盈的脸。原来师母怕我出事，一直悄悄地跟在我的后面，看到我被牛甩出，她飞速奔向我，把我扶起。
我的眼眶湿润了，嘴里说着：“师母，我错了，我不该开小差，我不该把牛缰绳松开。”
师母依旧笑盈盈地对我说：“这不怪你，你是第一次放牛，以后牛跑了，千万别拽牛尾巴，那是很危险的；牛是用来耕田的，它的力气谁能拉得住，碰到牛跑了，你抓住它的缰绳就能制服它。”
“当放牛娃，这么简单的农活也有技术，看来要当好农民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心里想着。
师母把牛系在树上，带我回家。她帮我打来河水，冲洗掉我身上的泥，让我换上新衣，我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几天后，幸福大队又来了两位女知青。一位叫何丽娟，长得白白胖胖的，性格开朗大方；一位叫潘小飞，身材苗苗条条、性格腼腼腆腆的。大队徐书记重新安排我和两位女知青到东海岸边的幸福大队柑桔种植场，和这里的十几位农民师傅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当起了桔农。看着这一排排墨绿色的桔树，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外婆，我现在也和她老人家一样当上了一名桔农。
记得当时大队书记带着我们三人来到桔组，一位方头愣脑的农民师傅接待我们。书记交代他：“陈组长，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他们可是我们大队的宝。”
陈组长年纪大约四十岁左右，方脸上长着一对三角眼，看上去有些凶相，其实是个老实人；他语言表达上仿佛有点障碍，不爱说话，张口有点结巴。他把我们领到几间破旧土坯房，爬上有点摇晃的木楼梯，站在低矮的二层楼。他让二位女知青住里屋，我就住在她们的外间。我和两位女知青仅相隔一垛用泥灰抹面的竹帘墙，隔音不好，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也似乎成了这两位女知青的贴身保镖。当我得知楼上这几张床是陈组长等几位桔组的负责人刚腾挪给我们的；他们把明亮的二层楼让给我们三位知青住，自己和十几位农民师傅挤在楼下两间阴暗潮湿的通铺，我的脑海里又一次闪烁着四个字：朴实、热情！这是农民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精髓。
我们这些插队三甲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安排在各个大队的桔组。从山东公社、甲北公社、三甲公社、、、、、、成片的柑桔种植场所，知识青年们一批又一批地相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撒在这片墨绿色的桔树林。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当好桔农，无论干什么活，做什么事，一定要尽快赶上农民师傅，一定不能让农民师傅瞧不起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
怎样当好农民，就得从外到内都像个农民，也就是说必须达到外在和内在的有机统一。首先从外在相貌上像个农民，我仔细观察农民师傅个个皮肤黝黑，那是头顶日烈劳作晒出来的；他们个个有着一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这是手握锄头、镰刀、犁耙等劳动工具长期劳作的结果；他们的双肩个个长着像小笼包子似的“富贵包”，这是他们的双肩长期挑着重担磨压成的。内在上是个农民，我们必须学会、并干好各项农活；掌握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
我在想，首先我得把皮肤晒黑，使自己外在上像个农民。这很简单，我开始脱去身上的衣裤，只穿条短裤衩干农活，让火辣的阳光尽情地抚摸自己白嫩的肌肤。
一天劳作下来，我的肌肤除了裤衩包裹着的部位，其他地方全部脱了一层乳白色的皮，红红的肌肤犹如细嫩的全瘦羊肉；日落时分，夕阳映红了天边。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晚霞，让西半天边彩旗飘扬。血红的夕阳映衬下，我那细嫩的全瘦羊肉肌肤看上去就像一团火球。
到了吃晚饭时分，我和农民师傅蹲在用几块石板铺砌的石桌旁等着开饭。食堂的师傅，打来一大盆没加半点油盐，煮得烂熟、飘着黄埔烂臭（异味）的青菜；几十只滚烫的铝制饭盒放在石桌上。饭盒的表面，每个人都做过标记，饭盒里煮饭的米，都是每个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吃的菜全是地里自己种的各种蔬菜，没有油盐，地里采摘的蔬菜洗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熟就可以吃啰。
每个人拿自己的碗，用勺子从大盆煮得烂熟的菜舀到自己碗里，放点从自己家里带来的盐和油，这就是我们每顿餐桌上吃的菜。我们刚到这里不知道需要自备盐和油，农民师傅纷纷争先恐后拿自己家里带的盐和油往我们碗里拌。
有位师傅看到我身上退了皮的红红肌肤，心疼地问道：“疼吗？”
不疼那是假的，我的肌肤就像被火灼了一样辣辣的疼。然而，嘴里却硬邦邦地蹦出两个字：“不疼！”
这“不疼”两个字既体现了我不服输的性格，又表达了我要像他们一样做个真真切切农民的决心。
还有两个字，农民是意识不到的，“苦吗？”因为农民长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他们对这种苦生活，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就不觉得那是苦喽。
晚饭后，夕阳从遥远的地平线西沉，天边已经看不见五彩缤纷的颜色，深蓝和黑灰色调形成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图案，仿佛天空在讲述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傍晚时分，农民师傅们喜欢聚在一起互相调侃，各自诉说许多不堪入耳的黄色小段：某某人夜里趁儿子不在，来到儿媳妇房间进行爬灰（调戏儿媳妇）；某某人爬上茅房偷看女知青洗澡，惊吓中掉进粪池、、、、、、农村人说起黄段子来比城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性行为细节讲述得比我们高中抄看的手抄本还要细腻。一天的辛苦劳作全都融化在傍晚这些黄色段子的调侃之中。
兴奋过后，睡意袭来，农民们个个回到土坯房，躺入硬板床，酣然入睡。唯有一位地主儿子，在月光下拉着二胡，我坐在他身旁听他拉“二泉映月”。他是地主儿子，在农村也算得上文化人，听说过去因言语不当坐过牢，一直未婚。现在年岁已大，父母双亡，大队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在桔组当会计。他的背有点驼，大家都叫他老驼。渐渐的，他的名字也被遗忘，老驼就成了他的名字。听说他在坐牢前曾结识过一位女孩，因为女孩父母坚决反对，不让女儿嫁给地主儿；也因为他当时言语不当，锒铛入狱，女孩一时想不开，跳河自缢。出狱后他就再也没找对象。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也不喜欢提及过去的事，很少有人接近他。然而，他的二胡拉得确实好，尤其这曲“二泉映月”，也是他平时最喜欢拉的曲子；乐音婉转凄凉、萧瑟缠绵，让人听着如若身临其境。
我坐在他身旁，听着二泉映月的乐章，赏着一轮明月，转眼看着这几间透风漏雨的土坯房，又把眼光收拢到土坯屋边的那座稻草披成的茅厕，那是我们十几个农民兄弟拉屎的地方。两位女知青的房间倒是放了个木制马桶，这也是陈组长想得周到，不然会勾引男人的目光，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凄婉的音符缓缓流淌，我的目光又回到了老驼那张毫无表情的老脸上。我思量着，也许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和那个为他自缢的女孩全都融化和寄托在“二泉映月”这一乐曲里囖；我的思绪跟随着他演奏的乐声再次飞翔，朦朦胧胧中我回到了母亲身旁。母亲经常会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海鲜夜市买来活蹦乱跳的膏蟹和大白虾，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在一张父亲自己制作的可收合的紫红色小圆桌，吃着鲜香爽口的膏蟹和大白虾，好是享受。想到今晚吃的没有经过油炒，煮得过熟，带点黄埔烂臭（异味）的青菜，有种天堂和地狱之别的感觉。
我家父母都在浙江水泵厂上班，人称双职工之家，六七十年代工人的工资超出一般行政干部，双职工之家在当时算得上富裕人家。那时富裕人家的标准是能买得起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我家在道台里十几户人家中是最先买上的。记得当年我们家刚买来第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家里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工友们谁来借，我们家都会借给他，哪怕自己不骑；当我们家买来第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邻居们纷纷来我家缝缝补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优越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我却成了一名如此辛苦的农民。在当年，农民对于城镇户口的人来说差别真的很大，它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差别，更大的是观念上的差别。城里的男人不愿娶农村姑娘，因为娶了农村姑娘，生下的孩子便会跟随娘家，落户农村；城里的女人更不会嫁给农民，嫁给了农民，你的户口也会迁至农村，成为农民。实际上这是歧视农民的一种户籍政策，但在当年就没人觉察；即便有人觉察，也不敢出声。在这种歧视农村的环境中，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先招工？这种意境下，我真的对父亲产生过一丝丝埋怨，但很快被脑海里闪烁的两首歌驱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再一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农民。诚然，不是为了一辈子扎根农村；我当好农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好、手上长老茧、农民推荐上大学。这样我就能回城啦。
这一天，长河边的石板坑（石板在地里搭建，用来储存人粪的坑）见底，桔树施的肥料不够用了，桔组人员要去城里掏粪（购买城里人拉的大小便）。农民师傅怕我们难为情，没让我们三位知青去（因为去城里掏粪，会遇到熟人）。我和两位女知青执意要去。女的当然愿意，因为她们去，只是为了做饭给我们吃，就当作一次野炊活动；我可是要肩挑粪桶，喊着：“肥有得掏嗄，肥嗄、、、、、、”挨家挨户去找“大小便”。
那天凌晨，披星戴月，我们一行十几人匆匆起床，挑着粪桶，坐上停靠在长河边的掏肥船；由一人在船尾摇着橹、划着桨，船儿咿呀咿呀的欢唱着，我们就像是坐在婴儿的摇篮里。
这条长河与海门河是同一条水系，它的源头也是黄岩长潭水库。我们三甲这一片桔组吃、用的水全靠它。即便桔农们的洗刷排污水全部流入长河，挑水倒入大水缸用明矾搅和沉淀的饮用水，还是来自这条长河；讲究卫生对于条件艰苦的农民来说，那叫天方夜谭。
船头指向椒江城里的方向，徐徐摆动前行。两个多小时过后，我们的掏肥船已经摇到了浙江水泵厂附近靠岸。
这时，天上的星星、月亮已经隐退；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我们大家一起肩挑粪桶上了岸，各自按分工开始做起自己的事。
我挑着粪桶，嘴里想喊，“肥有得掏嗄、肥嗄，”然而，声音就好像卡在喉咙里，怎么喊也喊不出声。我把头顶上的箬笠往下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生怕遇上熟人。几圈转下来，农民师傅已经掏满了两桶粪；我还是两桶空空。我自问自己，最苦、最累我都能扛过来，为什么就过不了这个坎？想想自己刚学挑担时，双肩肿的像馒头，那才叫苦、叫疼、真的累。今天我是用钱去向城里人买粪便（当时的大小便还分贵贱，小便贵、大便贱），我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大喊：“肥有得掏嗄、肥嗄！”原来我的心灵深处还是瞧不起自己是个农民、、、、、、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真正像个农民喽。我样样农活都学会，并且干得很出色，还当上了种植番茄的植保员。我肩上挑着一百四十多斤重的肥料，在一根独木桥上行走自如（桔树每年要施肥几次，每次就要肩挑肥料，走过二十厘米宽，两米多长的独木桥，到桔园地里施肥）；我的双手虽然没农民师傅的手那么粗糙，但也能见到满手老茧；我全身的肌肤晒得黝黑，看上去就是个农民。
到了年底，我们桔组十几个人围在一起，由陈组长主持，大家一起为每个劳动力评工分。由于我表现突出，得到了农民师傅的一致肯定，评到了满分10分；两位女知青评表现也不错，评到7分。我很是满足，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也充分证明了我能当好农民的意志和决心。
不知是因为我劳动的出色表现，还是因为我是一名知识青年，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977年初，我被幸福大队抽调到“揭批查”工作组工作。
“揭批查”运动，目的是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除他们的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我们幸福大队的“揭批查”运动学习班，关押着一名“四人帮”派分子，他叫徐金法，是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兼大队植保员。我住在师傅家就认识他。他的鼻子大而粗糙（酒糟鼻），小眼睛看上去犀利而尖刻，平时待人恳实热情，和我师傅一家关系也很好。他的皮肤比我师傅还要黑，因为他当大队植保员，工作认真负责，常年在田头暴晒，所以他的皮肤特别黑，像这样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怎么会是“四人帮”派分子？
徐金法被关押在大队部的一间仓库写交代材料，由我负责看管他。我思忖着，他不像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四人帮”派分子，他看上去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师傅。在农村，他还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满口俗话和谚语，还经常帮社员写对联、契约。像这样一个人和“四人帮”派分子简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和区革委会主任“四人帮”派骨干分子是朋友，还有就是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就是这两点原因，他被打成了“四人帮”派分子。本来是极其平常的朋友关系；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你的上级或你的朋友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就认定你是他的人，就会受牵连，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运动。
然而，有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徐金法的看法，也唤起了我心灵无比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接到公社传来的一份交代材料，打开一看，心里发怵，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有此事？我越看心里越犯怵，这是不是搞错嘞。这份公社来的材料是我师母交代的，内容是我师母和徐金法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师母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这份材料是别人替她记录的，是不是有人诬陷？我好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而且这份材料交代的细节，就像是一本黄色手抄本，里面有处文字是这样描写的：“我和徐金法的男女关系是这样开始的。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帮我换灯泡。他身穿一条短裤，他爬上桌子，换好灯泡下来，我问他，你阑尾炎开刀，伤疤好了吗？他脱下裤子让我看他的伤疤，我心里有些兴奋。他让我摸他的伤疤，我摸着摸着、、、、、、”这组省略号文字隐藏的内容简直不堪入目。是不是搞错了？我对于这份交代材料始终存疑。我想起师母那张朴实、热情洋溢的笑脸，和风骚女人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也见过徐金法的老婆，她要比我师母白嫩、丰满，有更多的女人味。他怎么会和我师母发生这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呢？带着怀疑的心情，我把这份师母交代材料放在徐金法面前，他看着看着，开始哭哭滴滴起来，喊着要寻死觅活。这让我好是迷惑，难道他们俩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不堪入目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份师母的交代材料是真实的？都说温饱思淫欲，当时农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怎么会有这档事？可见淫欲是人的本命所致，与条件无关。
不久，我被公社徐真德书记调到甲北公社中心校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这一定是知识青年这个称号在起作用。
一听到代课老师这四个字，就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逃学一个多月没被发现的那位小学代课老师。我可不能像这样一位不负责任的代课老师，我要像当好农民一样的当好一名代课老师。
到了学校，陈校长布置我的任务是，教初一（一）班的数学课，兼班主任，及初一年级段的历史教师。当年我高中毕业，仅有19岁，比初一学生大不了几岁；没教过书的我，就当班主任，可见当时农村师资力量有多薄弱。积极进取不服输的我，能信任这份工作吗？教数学我倒是很有信心；教历史我怎么也自信不起来。为了教好历史，我回了一趟母校，找到教过自己历史课的徐老师，他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讲课经常穿插一些历史故事，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历史课。我记忆犹新的是徐老师讲完高中最后一堂课，刻意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我一生最痛恨别人办事开后门；可轮到自己办不了的事，还是想着开后门。”这就是徐老师留给我们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一句话。徐老师得知我的来由，非常愿意帮助我，还给我一些自己备课的讲义，我很是感激。
我的数学基础牢固，学生们也很信服。我首先从如何启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如何剖析原理；如何求证每个数学公式来由出发，让同学们不要死记硬背数学公式，只有把原理搞懂，公式来由和推导过程弄懂，数学公式自然会记住。由于我教育数学的方法得当，得到了旁听老师的认可（学校对每位老师多要进行互相旁听，来督促和提高教育质量），也在较短时间里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和喜欢。
从当好农民到做好老师的华丽转身中，我还是有的陌生。那时的我，性情中更多地吮吸到农民身上的朴实、热情、小有竞争、毫无功利色彩；老师这一崇高而又神圣的职业，让我的心灵深处认知了许些农民身上找不到的矜持、清高、自傲和智颖。那时的我，还真的有些许不适应。由于经验不足，以至于发生了一件与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类似的事情。
那天我上历史课，有位女学生在发怪声；放学后我把她留下来，问她为什么上课发怪声。她不仅拒绝回答，竟然还背对着我。作为老师的尊严，我斥责她转过身来。喊了几声，她却无动于衷。恼火中的我，用手一把捏着她的小脑袋，用力一转，谁知把她摔倒在地。她哭喊着：“老师打人！老师打人！”边喊边跑出了教室。
我气急败坏地在她后面穷追。正遇中午放学回家，许多老师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种场景，让我可谓狼狈不堪。我再也无力追赶，驻足回眸，从许多老师眼里流露出的神色，不难看出对我行为的否定，仿佛我真的打了女学生似的。
幸好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代课教师帮我解了围：“朱老师，你干嘛追女学生呀，是不是她上课犯错惹你生气！”
她给了我台阶，让我有机会解释事情的原委，“甭提嘞，上课发怪声，我找她谈话，她竟然背对着我，气得我用手转她的头，结果让她摔倒在地；她爬起来就喊我打她，你说恼火不恼火！”
她见我如此怒火，便笑盈盈道：“生气伤身，还不利于解决问题。先吃饭，然后我们好好权衡。”如此体恤的姑娘，让我心存感激，便跟着她走进学校食堂。
她叫潘文丽，是个农村姑娘，高中毕业，和我同时来甲北中心校当代课教师。她教初一（二）班数学。我们俩同岁，她平时对我很好，帮我洗衣、洗被褥；她对我的好，我从心底里感激不尽。然而，我的心底里丝毫没有任何男女私情，因为我不想过早陷入恋情，尤其下乡期间，这恐怕是我的一种世俗偏见。虽然我心里喜欢和农民在一起，他们的热情、朴实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灵，但我还是不愿意一辈子拥有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对农村的偏见和歧视，让我的春心无法对农村姑娘敞开心扉。
填饱肚子，她要陪我一起到这位女学生家里做一次家访。她的主动，让我有些难为情；但她的建议，不愧为是个好主意；加之有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漂亮姑娘陪同，我何乐而不为。
到了这位女学生家，幸好这位女学生的父亲也是一名小学老师，认知上就不会出现太多反差，也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家长对我们也很热情。提起女儿，他说自己的女儿喜欢戴高帽（表扬）；说前班主任平时经常表扬她，她就很听话。我心里打了个问号，这女生除了调皮就是调皮，能得到前班主任的经常表扬？但我还是在学生家长面前认真地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方法处理不当，不能用粗暴手段对待她；并表扬了她平常喜欢乐于助人。也许是我的表扬起到了作用，这位学生从里屋出来，痛快承认自己上课发怪声的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触犯。
这次成功家访，我感触颇大，孩子是多么需要正面鼓励，即使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有他（她）的闪光点。
回校途中，我和潘文丽老师肩并肩，谈笑风生地走在乡间蜿蜒的小径上。清风拂面，吹皱绿茵茵的秧苗，绿浪涟漪，宛若层层绿绸缎在空中飘舞；近处的河面上一群鸭子，欢天喜地地拍打着翅膀，在白花花的水面上飞速前行；蔚蓝色的天空中黑白相间的小燕子，成群结队地迂回穿梭，那是一幅多么美丽、诗情画意的乡间美景呀！
享受乡间美景的同时，我把眼光收拢，偷偷憋了一眼离我近在咫尺的乡村女教师。初秋的阳光沐浴下，一身恰到好处的深蓝色紧身连衣裙勾勒出成熟女性的体型美；头上扎着两条动感的小辫子，未免带点乡土气息；弯弯的柳叶眉下镶嵌着一对多情的双眼皮；圆圆的脸蛋白皙、泛着红晕；嘴唇薄而性感，微笑时露出的那对小酒窝格外迷人。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窥视着她，乡间美景映衬着如此美丽的乡村女教师，分外耀眼、动人心弦。然而，还是没能打开我那世俗的心房，我只能有距离地加倍欣赏，却无心撷取；因为我们这代人对异性一旦动念，就是一辈子的许诺；因而，面对美女，我们只能“坐怀不乱”。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这一重大变革，让全国人民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信念；极大调动了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它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恢复高考制度对于知青点的知识青年来说，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一片欢天喜地，兴奋不已，毕竟通过高考上大学的下乡知识青年只是凤毛麟角。生活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在学校没学到多少知识；有的只是初中毕业，有点恐怕连初中也没上几天；实际上知识青年的定位是不准确的，称下乡城镇青年更为确切。
恢复高考制度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真的是传来一道福音。我们几位抽调到公社当教师的知识青年，大家满怀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情在一起复习，迎接高考；我们觉得通过自己努力，一定就能考上大学。那时，我们没有复习资料，只是把高中读的全部课文反复重温。我的数理化基础还好，自以为能考上。
这年的高考，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先淘汰一批考生，再进入复试。
初试那天，我们的考场设在三甲中学。还没进入教室考试，我们这些考生围在学校体育场等待。我发现考生们年龄差别实在有点大：有应届毕业生；我们算是正宗的文革生（66年文革上小学，开门办学运动高中毕业）；最耀眼的当属老三届考生（66、67、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无论教育质量和学习氛围都是最好的）；还有的考生年龄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的父辈。
那天初试，我考得很好，因为考的都是高中学过的基础知识。成绩出炉，在整个三甲区考场，我考的成绩名列前茅。
当时，潘文丽老师初试没通过，见她非常沮丧，我还鼓励她明年继续努力，仿佛自己今年就能考上大学。到了复试，我拿到数学考试卷就傻了，前面60分基础题我做得很好；最后两道大题，一道是几何题、一道是代数题，每道20分，我一道也做不出来。因为，这种难题我没见过，也就无从下手；出考场大家在一起议论，才知道，只要做过这类题型的题目，就不叫难题。因为我复习只是注重基础题，也没能得到更多的复习资料，见过的题型太少，所以无从下手。做不出这两道偏题，就等于这次的高考落榜。接着考理化，也是一样，化学全是基础题，我做得得心应手；物理只有力学、电学两道综合题，我也无从下手，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今年读大学的希望彻底落空喽。
不过，命运之神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门。应征入伍，这也是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改变命运的好途径。
高考落榜后，我便通过了应征入伍的体检和政审。我被录用的那支部队的兵种叫“特种政治文化兵”。好神秘的兵种，那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去干什么的？部队出于保密，无人知晓；然而这个部队的兵种，给人感觉就是个好兵种。
我这样一位高考落榜生，才配得上“特种政治文化兵”这个称号；我心感无比自傲，那真叫心花路放。
离开农村前，我先回了一趟桔组，那是让我真正成长为农民的地方。到了那里，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迅速扩大，大部分我都刚认识。
那天傍晚，知青们为我搞了一次欢送晚会，前后大队桔组的知青都来了。人群中我居然发现有一位女知青好面熟：她披着短发，微微笑起，细长的眼睛形成一条狭小的缝隙。她不就是我读初中时坐我前桌，读高中时坐我后桌，在我衣服上画图案，数理化考试抄我试卷的老同学陈曼娜吗？怎么下乡又跑到我的前村去啰。
我仔细打量了她好一会，粉红色的苹果脸变成了方脸形；体型没往纵向发展，而是横向扩张，女孩的可塑性真大？都说妙龄少女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我这么觉得眼前的少女越变越变得没味了呢？也许是自己的心在长大，就像孩时看椒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长大时看椒江就是一条江而已。因此，人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未定型时，对世事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假如你的行为超越年龄界限，就有可能被情感陷阱所囿。
她还是那么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浅笑着，也没有主动靠近我。这时的我不加思索的、有点高屋建瓴地来到她面前，主动问道：“老同学，你也下乡到这里，我们真的好有缘分呀。”她还是笑笑，没有和我搭话，也许是她看出我心里的变化；也许随着年龄增大，她变得腼腆喽；或者因为她下乡，我却即将离开农村，她心里在想：“有什么缘分，都快要走的人啦。”
她的不搭腔，让我有些尴尬，我无话找话道：“一年不见，你变化真大。”
她终于开口了：“变难看了吧。”
“不不不，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我只能违心地说了句善良的谎言。
第二天我想到了师傅。自从离开“揭批查”工作组，我就再也没去过师傅家。我怕到见师傅、师母。师母的那档事被我知道，我感觉无法面对师傅，有愧师傅；明明是师母不安于室，就仿佛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师傅肯定知道这档丑事。现在也不知道师傅、师母关系怎样？师傅会不会和师母离婚？带着许多疑问，我来到师傅家，见师傅和师母依旧和睦相处，没有因为那档有失伦理的龌龊事而影响夫妻关系；不过我还是怀疑师傅的大度，是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作为男人，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发生这档事，岂能视若无睹；倘若师傅真能做到不计前嫌、不离不弃，尤其农村，如此心量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40年后，我忽然接到徐师傅的一个电话，“海斌，我是你师傅徐小梅，你曾经住过的老屋，过段时间就要拆了，过来看看吧。”
“师傅，是您呀，都40年啦，还记得我；好的，我一定来。”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师傅还记得我；那是我的不对，40多年我没去看望他。
带着怀旧的心情，我和老婆一起，拎着两瓶五粮液和一些海产品，来到曾经让我看不起农村，又把自己磨练成真正农民形象的地方。
40年后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泥泞的乡间小道不见踪影；水泥路宽敞整洁；幢幢小康楼鳞次栉比。难怪现在的城市户口，已是毫无价值；农村户口，想迁也迁不进啰。
我师傅家也住进了别墅式样的小康楼。师傅、师母俩站在小康楼门口，喜气洋洋、无比自豪地迎接我们；当我再一次见到师傅、师母任然恩恩爱爱、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我的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分！
这个龙年，我在两首歌曲的指引下（一首是毛主席的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首是李之金创作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奔赴三甲镇甲北公社幸福大队，下乡当上了一名农民（按照当时的下乡政策，一个家庭有两个子女，大的子女可以先招工。我是老大，家里只有一个弟弟，按政策我可以先招工；当时，能进浙江水泵厂这个省级国有企业工作是人人羡慕的，父亲却说，“你读书好，下放农村回城机会多，把招工指标让给弟弟吧。”我二话没说，挎起肩包，拎着行李就出发！）。
到了幸福大队报到，大队徐书记让我拜了一位农民师傅。他叫徐小梅，是第十生产小队的队长。他中等个子，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由于长期在田头雨打日晒，仅有三十五来岁的壮年，黝黑的脸上过早的爬上了道道皱纹；他不爱说话，是个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出于长期挑重担，双肩压磨得十分厚实，肩头上磨出两个小馒头似的“富贵包”，增添了他那强壮的体魄；他理个小平头，身穿一件褪了色、泛了黄的白背心，胸口上印着“农业学大寨”这五个暗红色的大字，表明了他的革命意志。初见师傅，他热情洋溢地拉着我的手，这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捏着我那双细嫩的、乳臭未干的小手，叫我有点发憷。蓦然，我想起了“决裂”电影那双长满老茧就能上大学的手，于是我便不再胆怯，反而感到非常亲切，有种莫名的快感倏地涌上心头。我开始仰慕师傅这双长满老茧的手，我一定要尽快练就一双像师傅一样长满老茧的手，这双有资格上工农兵大学的手！
师傅把我接到他家，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师母。她圆脸蛋、蜗牛眼（形状像蜗牛）、腮帮大，嘴巴宽、说话快言快语，是个爽直人；她见人热情洋溢、笑盈满脸，脸部肌肤黑里透红，看上去比师傅年轻许多；她没有城市女人柔美丰润，是位十足的农村妇女。
淳朴、厚道、殷勤、热情在我师傅、师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土气、黑肤只是农民外在的表象；朴实、热情这是农民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精髓。
师傅住的房子是农村十几户连在一起的两层老排房，每层大约十几平方米。排房的前面是每户的自留地，地里种着平时随摘随吃的各类蔬菜。排房的后面有条长河塘，提供十几户农户吃用水。河塘与排房之间种着一排翠绿的狭叶竹；成熟了的竹子农户们用来制作各种生活用具（竹篮、竹筐、竹帽等）。
踏进房门，地上没钱铺石板，黑灰色的烂泥地透着清凉。屋内水缸锅灶连着门床。墙角挤满各种农具：有锄头、铁铲、镐子、镰刀、耙子、扁担、箩筐等，应有尽有。壁上挂着蓑衣和自编的箬笠。房屋的几扇窗户由于买不起玻璃，全是用白色塑料薄膜封着，透光不透明。屋顶四周明显布满了蜘蛛网。
出后门有一间稻草屋，里面养着一头猪，发着呼噜、呼噜的叫声。叫声和异味时不时地飘进房屋，让整个屋子充满了猪的味道。
师傅一家三代八口人全挤在这间两层楼房，爷爷奶奶行动不便住在水缸锅灶连门床的一层，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师傅师母六人挤在一起住二楼；我来到师傅家，又多了一个人住，师傅把我的被褥放在靠窗的那张大床上（是师父师母自己的床）。
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对师傅说：“师傅，我可以和弟弟挤在一起，这张大床还是师父师母自己住。”
师傅执意让我住他的大床，“我跟你师母住楼下，和你爷爷奶奶一起，你们城里人本来就住不惯农村，哪能让你和弟弟一起挤小床。”
中午，到了吃饭的时候，师母端上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炒糯米圆。乳白色的热气袅袅上升，冲淡了房屋内的猪圈味；大碗的炒圆，香气扑鼻，增添了我心里的食欲。
师母把这一大碗炒糯米圆放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上，“吃吧！”口气亲切热情。
我看着这碗糯米圆里伴着肉片、菜花、虾干、跳跳鱼干等佐料，这大概师母已经把家里过大年享用的所有好东西都炒到这碗糯米圆里喽；然而，这口过大的碗（自己家从来未见过如此大的碗），糯米圆个个像乒乓球，调料又太重（加了太多的油和料酒），便感觉有些腻；勾起的食欲骤然下降，没吃几口，胃就觉饱和腻嘞，我对师母说：“我吃不完。”
师母笑盈盈地说：“你下午要干活，会饿的，一定要把它吃完！”
我心里嘀咕着：“还加了个一定！”看着师母那张好客的笑盈盈的脸，出于礼貌，我只能一口一口地把糯米圆往肚子里咽；饱和腻充斥了整个胃，我感觉有点想吐。
师母在一旁还是笑盈盈地看着我，以为我吃的好香。
四个弟妹围在我的桌旁，咽着口水，流露着好馋的样子。
我还是不敢把吃剩的炒圆留给弟妹吃，只好一口一口地把这一大碗糯米圆吃完。
从此，我每次到师傅家，这一大碗糯米圆就少不了；每次都让我的胃经受一次饱和腻的考验。这也是当时农民招待客人的最佳美食和最高待遇。
下午上秧（下地干农活）时间到了，师傅看着我那单薄的、乳臭未干的、发育还没成熟的身体，不让我去地里干活，叫我在家休息，“你还是个学生，在家看看书，我就当你干活啰，记你的工分（农民评工分赚钱）。”
我楞了片刻，不服气地上去抓住师傅的手道：“师傅，我要尽快练就像您一样长满老茧的手，这样，我才能上大学！”
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的手，“凭我这双手，就能上大学？”
“是的，《决裂》电影里就这么说的！”我固执已见道。
这就是宣传的作用、舆论的力量！在特定时期，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可能会影响你一辈子。
“师傅，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您就让我早点参加劳动吧！”
“那好吧，”师傅见我如此固执己见，就带着我去见一动物，那是圈养在队部的一头老黄牛，“下午你就牵着这头牛，去田边吃草。”师傅把牛缰绳交到我手里。
这是我人生干的第一份工作，“当放牛娃。”
师傅领着其他社员，爬在绿油油的水稻田里耘田（水稻成熟需要耘田三、四次，拔掉水稻田里生长的杂草；当时没有除草剂，农民全靠耘田除杂草）。
七月的田野，炙热的斜阳抚摸着绿茵茵的水稻，听到远处柳荫中白头翁的鸣叫声，抬头仰望朵朵白云像魔术师一样变幻着各种图案，低头观见路边清澈的河水中小鱼儿在水草间欢快的游荡，如痴如梦的乡间画景，让我真正享受到乡土气息的味道。
一缕清凉的风拂面吹过，摇曳着片片嫩绿的水稻叶，也给头顶箬笠，宛如一排整齐的大雁在绿色田野中劳作的农民，带来一丝凉爽。看到农民们头顶着烈日，浸泡在滚烫的水稻田里爬行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顿时浮上了我的脑海，想到自己也将成为他们的一员，也要和他们一样头顶烈日、浸泡水田、任由蚂蟥叮咬，我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辛苦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毛主席的教导，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能行！一定行！”
我牵着这头黄牛，看着它在田埂边恬静、贪梦地吃着绿草，心里思忖着：牛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它吃的是路边的草，一生拼命为人类干活，到头来（等到自己没力气干活时）还要给人类当肉食。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马路对面的黄岩冷冻厂，看到屠宰工人杀牛的画面：没力气干活的老牛围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屠夫的到来；屠夫用雪亮的尖刀从牛脖子捅进老牛的心脏；老牛一声不吭、毫无反抗、静静地淌着泪，等到鲜血流干，倒地身亡，成了人类的盘中餐。正当我为老牛的一生，深感惋惜、痛抱不平时，这头老牛仿佛感应到我心灵的叹惜，忽然发起了飙，跳进水田，吃起了绿油油的水稻。我为了不让这头畜生继续糟蹋农民如此辛苦种起的水稻，也害怕远处趴在水稻田里劳作的农民跑过来埋怨、责怪；情急之下，一个没经过大脑思考的本能反应，让我猛然跳进水稻田，死劲拽住牛的尾巴；哪知道这头发了飙老牛，后腿一蹬，把我甩了出去。我双脚朝天，一头扎进了水稻田，幸好扎进的是软绵绵的泥田，不然，我的小命恐怕就交给广阔天地啦！
当我缓过神来时，我仰头一望，碰到了师母那张笑盈盈的脸。原来师母怕我出事，一直悄悄地跟在我的后面，看到我被牛甩出，她飞速奔向我，把我扶起。
我的眼眶湿润了，嘴里说着：“师母，我错了，我不该开小差，我不该把牛缰绳松开。”
师母依旧笑盈盈地对我说：“这不怪你，你是第一次放牛，以后牛跑了，千万别拽牛尾巴，那是很危险的；牛是用来耕田的，它的力气谁能拉得住，碰到牛跑了，你抓住它的缰绳就能制服它。”
“当放牛娃，这么简单的农活也有技术，看来要当好农民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心里想着。
师母把牛系在树上，带我回家。她帮我打来河水，冲洗掉我身上的泥，让我换上新衣，我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
几天后，幸福大队又来了两位女知青。一位叫何丽娟，长得白白胖胖的，性格开朗大方；一位叫潘小飞，身材苗苗条条、性格腼腼腆腆的。大队徐书记重新安排我和两位女知青到东海岸边的幸福大队柑桔种植场，和这里的十几位农民师傅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当起了桔农。看着这一排排墨绿色的桔树，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外婆，我现在也和她老人家一样当上了一名桔农。
记得当时大队书记带着我们三人来到桔组，一位方头愣脑的农民师傅接待我们。书记交代他：“陈组长，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他们可是我们大队的宝。”
陈组长年纪大约四十岁左右，方脸上长着一对三角眼，看上去有些凶相，其实是个老实人；他语言表达上仿佛有点障碍，不爱说话，张口有点结巴。他把我们领到几间破旧土坯房，爬上有点摇晃的木楼梯，站在低矮的二层楼。他让二位女知青住里屋，我就住在她们的外间。我和两位女知青仅相隔一垛用泥灰抹面的竹帘墙，隔音不好，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也似乎成了这两位女知青的贴身保镖。当我得知楼上这几张床是陈组长等几位桔组的负责人刚腾挪给我们的；他们把明亮的二层楼让给我们三位知青住，自己和十几位农民师傅挤在楼下两间阴暗潮湿的通铺，我的脑海里又一次闪烁着四个字：朴实、热情！这是农民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精髓。
我们这些插队三甲区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安排在各个大队的桔组。从山东公社、甲北公社、三甲公社、、、、、、成片的柑桔种植场所，知识青年们一批又一批地相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撒在这片墨绿色的桔树林。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当好桔农，无论干什么活，做什么事，一定要尽快赶上农民师傅，一定不能让农民师傅瞧不起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
怎样当好农民，就得从外到内都像个农民，也就是说必须达到外在和内在的有机统一。首先从外在相貌上像个农民，我仔细观察农民师傅个个皮肤黝黑，那是头顶日烈劳作晒出来的；他们个个有着一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这是手握锄头、镰刀、犁耙等劳动工具长期劳作的结果；他们的双肩个个长着像小笼包子似的“富贵包”，这是他们的双肩长期挑着重担磨压成的。内在上是个农民，我们必须学会、并干好各项农活；掌握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
我在想，首先我得把皮肤晒黑，使自己外在上像个农民。这很简单，我开始脱去身上的衣裤，只穿条短裤衩干农活，让火辣的阳光尽情地抚摸自己白嫩的肌肤。
一天劳作下来，我的肌肤除了裤衩包裹着的部位，其他地方全部脱了一层乳白色的皮，红红的肌肤犹如细嫩的全瘦羊肉；日落时分，夕阳映红了天边。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晚霞，让西半天边彩旗飘扬。血红的夕阳映衬下，我那细嫩的全瘦羊肉肌肤看上去就像一团火球。
到了吃晚饭时分，我和农民师傅蹲在用几块石板铺砌的石桌旁等着开饭。食堂的师傅，打来一大盆没加半点油盐，煮得烂熟、飘着黄埔烂臭（异味）的青菜；几十只滚烫的铝制饭盒放在石桌上。饭盒的表面，每个人都做过标记，饭盒里煮饭的米，都是每个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吃的菜全是地里自己种的各种蔬菜，没有油盐，地里采摘的蔬菜洗洗干净，放在水里煮熟就可以吃啰。
每个人拿自己的碗，用勺子从大盆煮得烂熟的菜舀到自己碗里，放点从自己家里带来的盐和油，这就是我们每顿餐桌上吃的菜。我们刚到这里不知道需要自备盐和油，农民师傅纷纷争先恐后拿自己家里带的盐和油往我们碗里拌。
有位师傅看到我身上退了皮的红红肌肤，心疼地问道：“疼吗？”
不疼那是假的，我的肌肤就像被火灼了一样辣辣的疼。然而，嘴里却硬邦邦地蹦出两个字：“不疼！”
这“不疼”两个字既体现了我不服输的性格，又表达了我要像他们一样做个真真切切农民的决心。
还有两个字，农民是意识不到的，“苦吗？”因为农民长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他们对这种苦生活，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就不觉得那是苦喽。
晚饭后，夕阳从遥远的地平线西沉，天边已经看不见五彩缤纷的颜色，深蓝和黑灰色调形成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图案，仿佛天空在讲述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傍晚时分，农民师傅们喜欢聚在一起互相调侃，各自诉说许多不堪入耳的黄色小段：某某人夜里趁儿子不在，来到儿媳妇房间进行爬灰（调戏儿媳妇）；某某人爬上茅房偷看女知青洗澡，惊吓中掉进粪池、、、、、、农村人说起黄段子来比城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性行为细节讲述得比我们高中抄看的手抄本还要细腻。一天的辛苦劳作全都融化在傍晚这些黄色段子的调侃之中。
兴奋过后，睡意袭来，农民们个个回到土坯房，躺入硬板床，酣然入睡。唯有一位地主儿子，在月光下拉着二胡，我坐在他身旁听他拉“二泉映月”。他是地主儿子，在农村也算得上文化人，听说过去因言语不当坐过牢，一直未婚。现在年岁已大，父母双亡，大队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在桔组当会计。他的背有点驼，大家都叫他老驼。渐渐的，他的名字也被遗忘，老驼就成了他的名字。听说他在坐牢前曾结识过一位女孩，因为女孩父母坚决反对，不让女儿嫁给地主儿；也因为他当时言语不当，锒铛入狱，女孩一时想不开，跳河自缢。出狱后他就再也没找对象。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也不喜欢提及过去的事，很少有人接近他。然而，他的二胡拉得确实好，尤其这曲“二泉映月”，也是他平时最喜欢拉的曲子；乐音婉转凄凉、萧瑟缠绵，让人听着如若身临其境。
我坐在他身旁，听着二泉映月的乐章，赏着一轮明月，转眼看着这几间透风漏雨的土坯房，又把眼光收拢到土坯屋边的那座稻草披成的茅厕，那是我们十几个农民兄弟拉屎的地方。两位女知青的房间倒是放了个木制马桶，这也是陈组长想得周到，不然会勾引男人的目光，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凄婉的音符缓缓流淌，我的目光又回到了老驼那张毫无表情的老脸上。我思量着，也许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和那个为他自缢的女孩全都融化和寄托在“二泉映月”这一乐曲里囖；我的思绪跟随着他演奏的乐声再次飞翔，朦朦胧胧中我回到了母亲身旁。母亲经常会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海鲜夜市买来活蹦乱跳的膏蟹和大白虾，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在一张父亲自己制作的可收合的紫红色小圆桌，吃着鲜香爽口的膏蟹和大白虾，好是享受。想到今晚吃的没有经过油炒，煮得过熟，带点黄埔烂臭（异味）的青菜，有种天堂和地狱之别的感觉。
我家父母都在浙江水泵厂上班，人称双职工之家，六七十年代工人的工资超出一般行政干部，双职工之家在当时算得上富裕人家。那时富裕人家的标准是能买得起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我家在道台里十几户人家中是最先买上的。记得当年我们家刚买来第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家里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工友们谁来借，我们家都会借给他，哪怕自己不骑；当我们家买来第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邻居们纷纷来我家缝缝补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优越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我却成了一名如此辛苦的农民。在当年，农民对于城镇户口的人来说差别真的很大，它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差别，更大的是观念上的差别。城里的男人不愿娶农村姑娘，因为娶了农村姑娘，生下的孩子便会跟随娘家，落户农村；城里的女人更不会嫁给农民，嫁给了农民，你的户口也会迁至农村，成为农民。实际上这是歧视农民的一种户籍政策，但在当年就没人觉察；即便有人觉察，也不敢出声。在这种歧视农村的环境中，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先招工？这种意境下，我真的对父亲产生过一丝丝埋怨，但很快被脑海里闪烁的两首歌驱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再一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农民。诚然，不是为了一辈子扎根农村；我当好农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好、手上长老茧、农民推荐上大学。这样我就能回城啦。
这一天，长河边的石板坑（石板在地里搭建，用来储存人粪的坑）见底，桔树施的肥料不够用了，桔组人员要去城里掏粪（购买城里人拉的大小便）。农民师傅怕我们难为情，没让我们三位知青去（因为去城里掏粪，会遇到熟人）。我和两位女知青执意要去。女的当然愿意，因为她们去，只是为了做饭给我们吃，就当作一次野炊活动；我可是要肩挑粪桶，喊着：“肥有得掏嗄，肥嗄、、、、、、”挨家挨户去找“大小便”。
那天凌晨，披星戴月，我们一行十几人匆匆起床，挑着粪桶，坐上停靠在长河边的掏肥船；由一人在船尾摇着橹、划着桨，船儿咿呀咿呀的欢唱着，我们就像是坐在婴儿的摇篮里。
这条长河与海门河是同一条水系，它的源头也是黄岩长潭水库。我们三甲这一片桔组吃、用的水全靠它。即便桔农们的洗刷排污水全部流入长河，挑水倒入大水缸用明矾搅和沉淀的饮用水，还是来自这条长河；讲究卫生对于条件艰苦的农民来说，那叫天方夜谭。
船头指向椒江城里的方向，徐徐摆动前行。两个多小时过后，我们的掏肥船已经摇到了浙江水泵厂附近靠岸。
这时，天上的星星、月亮已经隐退；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我们大家一起肩挑粪桶上了岸，各自按分工开始做起自己的事。
我挑着粪桶，嘴里想喊，“肥有得掏嗄、肥嗄，”然而，声音就好像卡在喉咙里，怎么喊也喊不出声。我把头顶上的箬笠往下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生怕遇上熟人。几圈转下来，农民师傅已经掏满了两桶粪；我还是两桶空空。我自问自己，最苦、最累我都能扛过来，为什么就过不了这个坎？想想自己刚学挑担时，双肩肿的像馒头，那才叫苦、叫疼、真的累。今天我是用钱去向城里人买粪便（当时的大小便还分贵贱，小便贵、大便贱），我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大喊：“肥有得掏嗄、肥嗄！”原来我的心灵深处还是瞧不起自己是个农民、、、、、、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真正像个农民喽。我样样农活都学会，并且干得很出色，还当上了种植番茄的植保员。我肩上挑着一百四十多斤重的肥料，在一根独木桥上行走自如（桔树每年要施肥几次，每次就要肩挑肥料，走过二十厘米宽，两米多长的独木桥，到桔园地里施肥）；我的双手虽然没农民师傅的手那么粗糙，但也能见到满手老茧；我全身的肌肤晒得黝黑，看上去就是个农民。
到了年底，我们桔组十几个人围在一起，由陈组长主持，大家一起为每个劳动力评工分。由于我表现突出，得到了农民师傅的一致肯定，评到了满分10分；两位女知青评表现也不错，评到7分。我很是满足，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也充分证明了我能当好农民的意志和决心。
不知是因为我劳动的出色表现，还是因为我是一名知识青年，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977年初，我被幸福大队抽调到“揭批查”工作组工作。
“揭批查”运动，目的是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除他们的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我们幸福大队的“揭批查”运动学习班，关押着一名“四人帮”派分子，他叫徐金法，是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兼大队植保员。我住在师傅家就认识他。他的鼻子大而粗糙（酒糟鼻），小眼睛看上去犀利而尖刻，平时待人恳实热情，和我师傅一家关系也很好。他的皮肤比我师傅还要黑，因为他当大队植保员，工作认真负责，常年在田头暴晒，所以他的皮肤特别黑，像这样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怎么会是“四人帮”派分子？
徐金法被关押在大队部的一间仓库写交代材料，由我负责看管他。我思忖着，他不像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四人帮”派分子，他看上去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师傅。在农村，他还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满口俗话和谚语，还经常帮社员写对联、契约。像这样一个人和“四人帮”派分子简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和区革委会主任“四人帮”派骨干分子是朋友，还有就是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就是这两点原因，他被打成了“四人帮”派分子。本来是极其平常的朋友关系；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你的上级或你的朋友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就认定你是他的人，就会受牵连，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运动。
然而，有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徐金法的看法，也唤起了我心灵无比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接到公社传来的一份交代材料，打开一看，心里发怵，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有此事？我越看心里越犯怵，这是不是搞错嘞。这份公社来的材料是我师母交代的，内容是我师母和徐金法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师母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这份材料是别人替她记录的，是不是有人诬陷？我好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而且这份材料交代的细节，就像是一本黄色手抄本，里面有处文字是这样描写的：“我和徐金法的男女关系是这样开始的。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帮我换灯泡。他身穿一条短裤，他爬上桌子，换好灯泡下来，我问他，你阑尾炎开刀，伤疤好了吗？他脱下裤子让我看他的伤疤，我心里有些兴奋。他让我摸他的伤疤，我摸着摸着、、、、、、”这组省略号文字隐藏的内容简直不堪入目。是不是搞错了？我对于这份交代材料始终存疑。我想起师母那张朴实、热情洋溢的笑脸，和风骚女人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也见过徐金法的老婆，她要比我师母白嫩、丰满，有更多的女人味。他怎么会和我师母发生这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呢？带着怀疑的心情，我把这份师母交代材料放在徐金法面前，他看着看着，开始哭哭滴滴起来，喊着要寻死觅活。这让我好是迷惑，难道他们俩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不堪入目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份师母的交代材料是真实的？都说温饱思淫欲，当时农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怎么会有这档事？可见淫欲是人的本命所致，与条件无关。
不久，我被公社徐真德书记调到甲北公社中心校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这一定是知识青年这个称号在起作用。
一听到代课老师这四个字，就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逃学一个多月没被发现的那位小学代课老师。我可不能像这样一位不负责任的代课老师，我要像当好农民一样的当好一名代课老师。
到了学校，陈校长布置我的任务是，教初一（一）班的数学课，兼班主任，及初一年级段的历史教师。当年我高中毕业，仅有19岁，比初一学生大不了几岁；没教过书的我，就当班主任，可见当时农村师资力量有多薄弱。积极进取不服输的我，能信任这份工作吗？教数学我倒是很有信心；教历史我怎么也自信不起来。为了教好历史，我回了一趟母校，找到教过自己历史课的徐老师，他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讲课经常穿插一些历史故事，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历史课。我记忆犹新的是徐老师讲完高中最后一堂课，刻意留给我们的一句话：“我一生最痛恨别人办事开后门；可轮到自己办不了的事，还是想着开后门。”这就是徐老师留给我们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一句话。徐老师得知我的来由，非常愿意帮助我，还给我一些自己备课的讲义，我很是感激。
我的数学基础牢固，学生们也很信服。我首先从如何启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如何剖析原理；如何求证每个数学公式来由出发，让同学们不要死记硬背数学公式，只有把原理搞懂，公式来由和推导过程弄懂，数学公式自然会记住。由于我教育数学的方法得当，得到了旁听老师的认可（学校对每位老师多要进行互相旁听，来督促和提高教育质量），也在较短时间里得到学生们的认可和喜欢。
从当好农民到做好老师的华丽转身中，我还是有的陌生。那时的我，性情中更多地吮吸到农民身上的朴实、热情、小有竞争、毫无功利色彩；老师这一崇高而又神圣的职业，让我的心灵深处认知了许些农民身上找不到的矜持、清高、自傲和智颖。那时的我，还真的有些许不适应。由于经验不足，以至于发生了一件与我初中班主任陈老师类似的事情。
那天我上历史课，有位女学生在发怪声；放学后我把她留下来，问她为什么上课发怪声。她不仅拒绝回答，竟然还背对着我。作为老师的尊严，我斥责她转过身来。喊了几声，她却无动于衷。恼火中的我，用手一把捏着她的小脑袋，用力一转，谁知把她摔倒在地。她哭喊着：“老师打人！老师打人！”边喊边跑出了教室。
我气急败坏地在她后面穷追。正遇中午放学回家，许多老师用异样的目光看着这种场景，让我可谓狼狈不堪。我再也无力追赶，驻足回眸，从许多老师眼里流露出的神色，不难看出对我行为的否定，仿佛我真的打了女学生似的。
幸好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代课教师帮我解了围：“朱老师，你干嘛追女学生呀，是不是她上课犯错惹你生气！”
她给了我台阶，让我有机会解释事情的原委，“甭提嘞，上课发怪声，我找她谈话，她竟然背对着我，气得我用手转她的头，结果让她摔倒在地；她爬起来就喊我打她，你说恼火不恼火！”
她见我如此怒火，便笑盈盈道：“生气伤身，还不利于解决问题。先吃饭，然后我们好好权衡。”如此体恤的姑娘，让我心存感激，便跟着她走进学校食堂。
她叫潘文丽，是个农村姑娘，高中毕业，和我同时来甲北中心校当代课教师。她教初一（二）班数学。我们俩同岁，她平时对我很好，帮我洗衣、洗被褥；她对我的好，我从心底里感激不尽。然而，我的心底里丝毫没有任何男女私情，因为我不想过早陷入恋情，尤其下乡期间，这恐怕是我的一种世俗偏见。虽然我心里喜欢和农民在一起，他们的热情、朴实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灵，但我还是不愿意一辈子拥有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对农村的偏见和歧视，让我的春心无法对农村姑娘敞开心扉。
填饱肚子，她要陪我一起到这位女学生家里做一次家访。她的主动，让我有些难为情；但她的建议，不愧为是个好主意；加之有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漂亮姑娘陪同，我何乐而不为。
到了这位女学生家，幸好这位女学生的父亲也是一名小学老师，认知上就不会出现太多反差，也有了许多共同语言。家长对我们也很热情。提起女儿，他说自己的女儿喜欢戴高帽（表扬）；说前班主任平时经常表扬她，她就很听话。我心里打了个问号，这女生除了调皮就是调皮，能得到前班主任的经常表扬？但我还是在学生家长面前认真地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方法处理不当，不能用粗暴手段对待她；并表扬了她平常喜欢乐于助人。也许是我的表扬起到了作用，这位学生从里屋出来，痛快承认自己上课发怪声的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触犯。
这次成功家访，我感触颇大，孩子是多么需要正面鼓励，即使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有他（她）的闪光点。
回校途中，我和潘文丽老师肩并肩，谈笑风生地走在乡间蜿蜒的小径上。清风拂面，吹皱绿茵茵的秧苗，绿浪涟漪，宛若层层绿绸缎在空中飘舞；近处的河面上一群鸭子，欢天喜地地拍打着翅膀，在白花花的水面上飞速前行；蔚蓝色的天空中黑白相间的小燕子，成群结队地迂回穿梭，那是一幅多么美丽、诗情画意的乡间美景呀！
享受乡间美景的同时，我把眼光收拢，偷偷憋了一眼离我近在咫尺的乡村女教师。初秋的阳光沐浴下，一身恰到好处的深蓝色紧身连衣裙勾勒出成熟女性的体型美；头上扎着两条动感的小辫子，未免带点乡土气息；弯弯的柳叶眉下镶嵌着一对多情的双眼皮；圆圆的脸蛋白皙、泛着红晕；嘴唇薄而性感，微笑时露出的那对小酒窝格外迷人。我还是第一次如此仔细窥视着她，乡间美景映衬着如此美丽的乡村女教师，分外耀眼、动人心弦。然而，还是没能打开我那世俗的心房，我只能有距离地加倍欣赏，却无心撷取；因为我们这代人对异性一旦动念，就是一辈子的许诺；因而，面对美女，我们只能“坐怀不乱”。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这一重大变革，让全国人民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信念；极大调动了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它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恢复高考制度对于知青点的知识青年来说，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一片欢天喜地，兴奋不已，毕竟通过高考上大学的下乡知识青年只是凤毛麟角。生活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在学校没学到多少知识；有的只是初中毕业，有点恐怕连初中也没上几天；实际上知识青年的定位是不准确的，称下乡城镇青年更为确切。
恢复高考制度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真的是传来一道福音。我们几位抽调到公社当教师的知识青年，大家满怀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情在一起复习，迎接高考；我们觉得通过自己努力，一定就能考上大学。那时，我们没有复习资料，只是把高中读的全部课文反复重温。我的数理化基础还好，自以为能考上。
这年的高考，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先淘汰一批考生，再进入复试。
初试那天，我们的考场设在三甲中学。还没进入教室考试，我们这些考生围在学校体育场等待。我发现考生们年龄差别实在有点大：有应届毕业生；我们算是正宗的文革生（66年文革上小学，开门办学运动高中毕业）；最耀眼的当属老三届考生（66、67、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无论教育质量和学习氛围都是最好的）；还有的考生年龄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的父辈。
那天初试，我考得很好，因为考的都是高中学过的基础知识。成绩出炉，在整个三甲区考场，我考的成绩名列前茅。
当时，潘文丽老师初试没通过，见她非常沮丧，我还鼓励她明年继续努力，仿佛自己今年就能考上大学。到了复试，我拿到数学考试卷就傻了，前面60分基础题我做得很好；最后两道大题，一道是几何题、一道是代数题，每道20分，我一道也做不出来。因为，这种难题我没见过，也就无从下手；出考场大家在一起议论，才知道，只要做过这类题型的题目，就不叫难题。因为我复习只是注重基础题，也没能得到更多的复习资料，见过的题型太少，所以无从下手。做不出这两道偏题，就等于这次的高考落榜。接着考理化，也是一样，化学全是基础题，我做得得心应手；物理只有力学、电学两道综合题，我也无从下手，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今年读大学的希望彻底落空喽。
不过，命运之神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门。应征入伍，这也是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改变命运的好途径。
高考落榜后，我便通过了应征入伍的体检和政审。我被录用的那支部队的兵种叫“特种政治文化兵”。好神秘的兵种，那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去干什么的？部队出于保密，无人知晓；然而这个部队的兵种，给人感觉就是个好兵种。
我这样一位高考落榜生，才配得上“特种政治文化兵”这个称号；我心感无比自傲，那真叫心花路放。
离开农村前，我先回了一趟桔组，那是让我真正成长为农民的地方。到了那里，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迅速扩大，大部分我都刚认识。
那天傍晚，知青们为我搞了一次欢送晚会，前后大队桔组的知青都来了。人群中我居然发现有一位女知青好面熟：她披着短发，微微笑起，细长的眼睛形成一条狭小的缝隙。她不就是我读初中时坐我前桌，读高中时坐我后桌，在我衣服上画图案，数理化考试抄我试卷的老同学陈曼娜吗？怎么下乡又跑到我的前村去啰。
我仔细打量了她好一会，粉红色的苹果脸变成了方脸形；体型没往纵向发展，而是横向扩张，女孩的可塑性真大？都说妙龄少女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我这么觉得眼前的少女越变越变得没味了呢？也许是自己的心在长大，就像孩时看椒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长大时看椒江就是一条江而已。因此，人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未定型时，对世事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假如你的行为超越年龄界限，就有可能被情感陷阱所囿。
她还是那么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浅笑着，也没有主动靠近我。这时的我不加思索的、有点高屋建瓴地来到她面前，主动问道：“老同学，你也下乡到这里，我们真的好有缘分呀。”她还是笑笑，没有和我搭话，也许是她看出我心里的变化；也许随着年龄增大，她变得腼腆喽；或者因为她下乡，我却即将离开农村，她心里在想：“有什么缘分，都快要走的人啦。”
她的不搭腔，让我有些尴尬，我无话找话道：“一年不见，你变化真大。”
她终于开口了：“变难看了吧。”
“不不不，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我只能违心地说了句善良的谎言。
第二天我想到了师傅。自从离开“揭批查”工作组，我就再也没去过师傅家。我怕到见师傅、师母。师母的那档事被我知道，我感觉无法面对师傅，有愧师傅；明明是师母不安于室，就仿佛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师傅肯定知道这档丑事。现在也不知道师傅、师母关系怎样？师傅会不会和师母离婚？带着许多疑问，我来到师傅家，见师傅和师母依旧和睦相处，没有因为那档有失伦理的龌龊事而影响夫妻关系；不过我还是怀疑师傅的大度，是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作为男人，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发生这档事，岂能视若无睹；倘若师傅真能做到不计前嫌、不离不弃，尤其农村，如此心量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40年后，我忽然接到徐师傅的一个电话，“海斌，我是你师傅徐小梅，你曾经住过的老屋，过段时间就要拆了，过来看看吧。”
“师傅，是您呀，都40年啦，还记得我；好的，我一定来。”放下电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师傅还记得我；那是我的不对，40多年我没去看望他。
带着怀旧的心情，我和老婆一起，拎着两瓶五粮液和一些海产品，来到曾经让我看不起农村，又把自己磨练成真正农民形象的地方。
40年后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泥泞的乡间小道不见踪影；水泥路宽敞整洁；幢幢小康楼鳞次栉比。难怪现在的城市户口，已是毫无价值；农村户口，想迁也迁不进啰。
我师傅家也住进了别墅式样的小康楼。师傅、师母俩站在小康楼门口，喜气洋洋、无比自豪地迎接我们；当我再一次见到师傅、师母任然恩恩爱爱、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我的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