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夏天
2019-07-22 11:17阅读：
胡同里的夏天
文/杨国明
啥叫幸福？我的答案是，知足！啥叫享受？我的答案是，拥有津津乐道的回忆！无论贫穷与富贵，也无论高低与贵贱，生活不是天花乱坠的调侃，生活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轨迹。我以为三四十年前，在北京胡同里生活过的五零后和六零初们，如今，都到了该知足和津津乐道回忆的时候了。北京的胡同见证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变迁，北京的五零后和六零初们，从蹒跚学步到黑发染霜跟胡同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就是五零后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住在北京体育馆对面的营房八条胡同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2005年前，住在前门楼子往南500米的培智胡同里。小时候的经历已经在我写的《父亲》里讲述过，今天着重讲述后半段胡同生活的趣事。
培智胡同在前门大街西侧的老煤市街里。胡同为东西走向，出东口是煤市街，出西口是陕西巷，胡同全长不足300米，宽不过七八米，北侧是单号，南侧是双号，南北两侧加起来30左右个院子，基本是大杂院，有三五户院子是私房，也是叔伯弟兄姐妹一大家子。
早年间培智胡同叫小马神庙，紧挨着培智胡同的培英胡同叫大马神庙。文革期间改名后才
叫培智胡同和培英胡同。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将原来胡同里的两座庙分别改造成两所小学，我们胡同里有许多五零后和六零初的好哥们儿都分别在这两所小学念过书。
我居住的院子在胡同南侧的中间位置，院子不大，院子中央是公共自来水管和一棵石榴树，秋后，树上挂满石榴，石榴个头不小但很酸。院门朝北开，南房为上，北房为下，南房两户北房两户，我就住在南房，东西两侧分别是进深很短的厨房配置。这样的格局不属于四合院范畴，但是在当时属于比较规矩的院子，当时在培智胡同里也算是比较清静的了。
有意思的是，我们院里所有的房屋都是没有承重墙的，南房和北房绕一圈都是由围薄糊泥做的隔断，虽然隔音效果很差，这边放个屁左右两边都能听见，但是据建筑专业人士讲，这样结构的房子安全性能好，由于所有房屋都是由粗大的梁陀和檩条连接，完全形成一个整体，遇到地震灾害时不容易倒塌，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就充分验证了它的坚固性。
当年，院门口两侧北房的后山墙上分别有两处大铁环，当时听我们院里德高望重的丁爷爷讲过，我们的院子在清朝末年曾经是旅店，两个大铁环是为进京赶考的举人拴马用的，后来民国时期被“恒大”牌香烟北平总代理的丁爷爷盘下来当作存放香烟的仓库了。
三十年前，我也是三十岁出头的人了，可是玩心仍然很大，就盼着过夏天，因为胡同里夏天最热闹，一年不怎么见的人在夏天全都能见得到。老街坊新邻居都是通过夏天，从认识到熟悉的。说夏天胡同口里热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打扑克牌，每年夏天我家院门口的空地上就是一个打扑克牌的阵地，因为整个胡同里只有我们院门口有一块可供围坐的空间，巧的是头顶上还有一盏路灯——开始不太亮，后来越来越亮的那种。
每天傍晚，七点刚过，我媳妇收拾完家务就把院门口彻底打扫一遍，然后端来一盆一盆清水把院门口的空地泼的一尘不染。刚收拾停当，我和住在胡同对门的好哥们——绍江准时拿着马扎端着茶缸子汇合在此，边喝茶聊天，边瞭望等候每天必到的牌友。当年，每天这个时候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
当年，扑克牌的所有玩法我都烂熟于心，基本是根据来到的人手多少选择玩什么，当年我和绍江就成了铁打的营盘，只要招来俩人就是“升级”，招来一个人就是“拱猪”或“捉黑枪”，来四个人就直接敲上“三家儿”了。总之，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最常玩的还是，四个人的“升级”，六个人的“敲三家儿”，和不受人员限制的“拱猪”与“捉黑枪”。
记得每年从五一开始，一直战斗到十一，记得有一年都穿上毛衣了，哥几个每天还坚守岗位呢。时间长了，哥几个的媳妇见面都不免问一句，“你们每晚点灯熬油的玩什么牌这么大瘾？”说实话，我都纳闷，只感觉每晚点灯熬油成为了一种生活模式。事实上我们输赢没有丁点的物质奖惩，玩“升级”就是追求从二开始谁先打到一，“敲三家儿”就是争取谁分高得以炫耀，唯有玩“拱猪”和“捉黑枪”不计分，一把一利落，谁输了谁站起来大声说一声“我玩的真臭”算是惩罚了。有一点需要强调，声音太小或嘟囔一句不行，必须要让在座的玩者都点头认可才算数。
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由此看来，当年我们这哥几个都属于心气很高的人。物质奖励远没有得到高分的冲击来得强烈。一声“我玩的真臭”就是奇耻大辱，就是投降。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不服气的，这或许就是我们点灯熬油，夜以继日“苦战”的动力所在。那个时候，只要听天气预报说傍晚和夜间有雨，大家见面都流露出一种不想活了的模样。我以为“敲三家儿”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小家顾大家的典范；“升级”就是把判断转换成现实，并为之努力奋斗到底的过程。
就是这大声的一句“我玩的真臭”有时会惊醒睡梦中的邻居，进而传来沉闷的关窗户声以示不满。就这样，每天基本是从七点多开始，一直玩到午夜十二点，有时赶上哥几个互不服气，，互不服输，加两三局玩到两三点钟的时候也有。刚开始，玩的时间差不多了有的家属往回叫人，叫半天不见人回去，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就不再往回叫了。当年，我们的牌局就是培智胡同夜里的一道风景。待到牌场散去，另一景儿就上演了，每人从自家院子里端出大盆小盆自来水，从头到脚洗个痛快，俨然把当街当作了天然浴场。
入秋以后，斗蟋蟀也是每晚不可或缺的一景。电线杆子旁，路灯下，大罐小罐码一片，大家自觉地围成一圈“观战”。“别搭天棚嘿，看不见了”……。
我童年玩蟋蟀都是利用周日不上学，用报纸卷成纸筒，有时找不到报纸就把作业本撕开卷纸筒，自己步行到周庄、十八里店、龙爪树、小红门菜地，猪圈、砖堆等地自己逮。九十年代初，不知大蟋蟀被逮穷尽了，还是玩蟋蟀的群体要求高了，都开始坐着长途汽车，到山东德州、宁津、乐亭一代购买。不管自己逮还是远赴山东去购买，都是要付出很大的辛苦和汗水的，为的就是饲养过程的享受和斗胜之后的成就感。
三十年后的今天，胡同还在，我们老了。胡同里停满了各种颜色的私家车，胡同变窄了，胡同里再也没有可供围坐在一起玩牌和斗蟋蟀的空间了。
我以为，夸夸其谈北京七百多年文化和历史，介绍元明清发展脉络，讲述外圆内方铜钱对北京人生活的影响，都显格局太大。我以为芸芸众生，生活在现时现世，工作之余有些许自己的嗜好理所当然，记录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亲身经历来的真实。老年间常说，人过四十天过午，当下人的寿命普遍延长，人过六十也天过午了，对于人生午后的人来说，是感慨是遗憾都已经不重要，记录下过往有趣的经历，给现在的自己找点乐子，也给没有经历过的人留点故事也不矢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