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茅盾是2011年清明节，我去桂林旅游。坐公交车去靖江王陵时，经过观漪桥，在观漪桥西南角的小广场处，立有一座茅盾先生的石刻雕像。茅盾于1942年3月至12月在桂林居住约九个月。在此期间，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等重要作品。他当时住在丽泽门外一栋楼下的小厨房里，就在观漪桥附近区域。
我最早接触茅盾是初中时学茅盾的一篇散文《白杨礼赞》，知道了茅盾是中国近现代一位作家。2015年暑假，我回母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校的图书馆正在搬迁，在三楼空荡荡的小说书库，遗落一本比较厚的书，是茅盾写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从母校回家后，我阅读了这本小说。这几天，我看完了李标晶著的《茅盾传》，了解了茅盾的一生。
1896年7月4日，沈德鸿（茅盾本名）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观前街的一户沈姓人家。这个有着'
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之称的江南古镇，将在未来作家的精神世界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乌镇度过的童年岁月里，茅盾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5岁起，他就在家塾中学习《三字经》《千家诗》等蒙学读物。母亲陈爱珠的诗词修养对他影响尤深，这位知书达理的母亲不仅亲自教子读书，更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最初兴趣。乌镇市河的桨声灯影、青石板路上的市井生活，都成为日后《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中最生动的描写素材。
1905年，9岁的茅盾进入乌镇立志小学（今乌镇植材小学前身），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在这里，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文学天赋，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现存的少年作文《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已显露出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力，这种特质将成为他日后现实主义创作的基因密码。
1910年春，14岁的茅盾离开乌镇，考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这所创办于1902年的新式学堂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在湖州求学期间，他系统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同时也接触到《申报》《时报》等进步报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种子开始在心中萌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茅盾正在湖州读书。这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给少年茅盾带来了巨大思想冲击。他在自传中回忆：'我们剪去了辫子，又惊又喜，感觉一个新时代真的来了。'
1912年，因学校合并，茅盾转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今嘉兴一中）。在这座文化名城，他的文学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参与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嘉兴求学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新青年》杂志，这为他日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1913年，17岁的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在预科三年里，他师从翻译家陈汉章学习国学，又受到胡适等新派教授的影响，思想日趋成熟。他特别喜爱外国文学，常常整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阅读西方名著。
在北京求学期间，有两件事对茅盾影响深远：一是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这份杂志成为他接触新思想的重要渠道；二是1916年结识了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元老的张元济，这为他打开了进入出版界的大门。由于家道中落，茅盾未能完成北大本科教育，但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1916年，20岁的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了他与这座东方巴黎长达二十余年的不解之缘。在商务的最初几年，他主要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翻译了包括契诃夫、莫泊桑在内的众多作品，并参与改革《小说月报》，使其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
1920年，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位于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当时新文学作家的聚集地。1921年，他正式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文学评论，并开始使用'茅盾'这个后来享誉文坛的笔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曾短暂流亡日本，但1928年又回到上海。1930年代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期，先后完成了《蚀》三部曲、《子夜》等代表作。他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大陆新村（今山阴路132弄），与鲁迅、瞿秋白等左翼文人往来密切，共同推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展。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茅盾被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和京都生活的十个月里，他经历了创作上的重要转折。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他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并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小说创作。
在日本期间，茅盾完成了《幻灭》《动摇》《追求》（后合称《蚀》三部曲）的写作。这些作品通过对知识青年心理的深刻描写，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代人的精神困惑。京都的宁静氛围与中国的动荡局势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时空错位感强化了他作品中的矛盾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日本期间仍然密切关注国内文坛动态，与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学团体保持联系。1928年，随着国内形势变化，他决定返回上海，继续投身文学革命事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茅盾离开上海，开始了战时流亡生活。1938年初，他辗转抵达香港，在此主编《文艺阵地》和《立报》副刊，发表了大量抗战文学作品。香港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使他能够继续坚持进步文化工作。
1939年初，茅盾接受杜重远邀请，前往新疆学院任教。他带着全家穿越战火，历时三个月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并主持新疆文化协会的工作，为推动边疆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创作《新疆风土杂忆》的素材来源。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新疆督办盛世才转向反共，茅盾被迫于当年5月离开新疆。这段边疆经历虽然短暂，却让他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国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对其后期创作产生了微妙影响。
离开新疆后，茅盾辗转来到延安。在延安的半年时间里，他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延安的革命氛围和文艺政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在他后来的文学观念转变中有所体现。
1940年底，茅盾接受党的安排前往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在山城的四年间，他创作了《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重要作品，并积极参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茅盾在重庆组织学习讨论，开始调整自己的文艺思想。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茅盾移居桂林。在这座战时文化名城，他与柳亚子、田汉等文化界人士交往密切，继续坚持创作和编辑工作。从上海到香港，从新疆到延安，从重庆到桂林，这段长达八年的抗战流亡生涯，构成了茅盾人生中最为动荡但也最具创作力的时期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定居北京，担任首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在位于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的住所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十余年。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文化行政工作和文学评论，创作了《夜读偶记》等理论著作。
作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者，茅盾参与了多项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主持创办了《人民文学》《译文》等刊物，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他依然坚持文学研究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后，他积极支持文学界的拨乱反正。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临终前，他捐出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这一奖项至今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故乡乌镇也建立了茅盾纪念馆，纪念这位从水乡走出的文学巨匠。
茅盾的感情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1981）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左翼文学的旗手，也是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然而，在他辉煌的文学与政治生涯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复杂而充满张力的感情经历——一段交织着传统婚姻、现代情感、理想主义与现实妥协的人生故事。
1、夫人孔德沚
1918年，22岁的沈雁冰与同乡女子孔德沚成婚。这是一桩典型的旧式包办婚姻：两人自幼订亲，女方不识字、缠小脚，初见时茅盾心中满是失望。他曾坦言：“我本以为她是个粗俗村妇。”
但命运往往出人意料。在母亲的鼓励下，茅盾开始教妻子读书识字。孔德沚天资聪颖，进步神速，不仅很快能阅读报纸，还主动承担起抄写、校对丈夫文稿的工作。渐渐地，这对“旧式夫妻”建立起一种超越形式的精神默契。
婚后，他们育有一女沈霞、一子沈霜。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孔德沚始终是茅盾最坚实的后盾。1927年大革命失败，茅盾遭通缉流亡，她独自抚养子女、操持家务；1930年代家庭经济拮据，她精打细算，甚至以“沈太太”名义代领稿费，维系全家生计。
尽管茅盾一度因感情动摇提出离婚，但最终未能如愿。孔德沚用沉默的坚韧守护了这个家，直至1970年去世。晚年茅盾曾感慨：“她是我一生中最可靠的人。”
2、与秦德君的四年之约
1928年，因小说《蚀》引发左翼文坛争议，茅盾选择东渡日本暂避风头。同行者中，有一位23岁的年轻女性——秦德君。她是川东女学生、共产党员，热情奔放，思想激进，与茅盾早有师生之谊。
在日本东京的孤寂岁月里，两人关系迅速升温。茅盾向秦德君倾诉婚姻不幸，称自己是“封建礼教的囚徒”，并描绘了一个脱离旧家庭、共同追求新生活的未来图景。秦德君被他的才华与痛苦打动，甘愿成为他的情感依靠和创作灵感来源。
1929年，秦德君怀孕。茅盾以“生活艰难”“你要去苏联留学”为由，劝她堕胎。次年回国后，两人在上海同居，秦德君再次怀孕。这一次，茅盾提出了一个看似郑重的承诺：“给我四年时间，我攒够2000元给原配作补偿，就娶你为妻。”
秦德君信了。她再次堕胎，等待那个“四年之约”的兑现。然而，四年后，茅盾悄然消失。他没有离婚，也没有再联系秦德君，只托人送来一张合影，作为这段感情的终结仪式。绝望之下，秦德君吞下200粒安眠药，幸被救回。此后，她的人生跌入谷底：被捕入狱、颠沛流离，建国后虽任教育部干部，却在“文革”中被打致残。
直到1985年，80岁的秦德君才首次公开讲述这段往事；1999年，她在自传《火凤凰》中写道：“他用我的血肉写小说，却想抹去我的存在。”
令人唏嘘的是，在茅盾晚年撰写的百万字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对秦德君只字未提。仿佛那段炽热而痛苦的情感从未发生。这种“选择性遗忘”，既是对过往的回避，也折射出一位知识分子在道德、名声与内心愧疚之间的挣扎。
茅盾的后人
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1981）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著述丰富，代表作包括《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文学成就，茅盾的家庭生活也备受关注，尤其是他的后人，在继承其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
1、女儿沈霞：早逝的理想主义者
茅盾的长女沈霞（1921–1945）是家中第一个孩子，自幼聪慧敏感，深受父亲进步思想熏陶。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随家人辗转内地，目睹山河破碎，逐渐萌生投身革命的志向。
1940年，在茅盾的支持下，19岁的沈霞与弟弟沈霜一同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她在延安期间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性格开朗、信念坚定，被同志们称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女性”。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沈霞因意外医疗事故（据记载是在做人工流产手术时感染）不幸去世，年仅24岁。她的离世对茅盾夫妇造成巨大打击。茅盾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流露出深切悲痛，称“心如刀割”“此生难释”。
沈霞的早逝，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让中国革命文艺队伍失去了一位有潜力的年轻骨干。她的生命虽短，却闪耀着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的理想光芒。
2、儿子沈霜（韦韬）：沉默的守护者
茅盾与妻子孔德沚育有一子，名为沈霜（1923–2013），后改名韦韬。之所以改姓“韦”，是因为在抗战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