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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2025-11-28 00:4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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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晚清重臣左宗棠雕像




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近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晚清重臣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语，引起了人们热议。这段话是这样的：
“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这段话铿锵有力，寥寥数语，把日本的民族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加上出自晚清“铁血”人物左宗棠之口，更让人觉得信服。很多人在谈论相关话题时，都喜欢引用这句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然而，较真一下去翻阅左宗棠文集比如《左文襄公全集》，从他的奏稿、书信到文章，逐字逐句地去查找，根本找不到这段话的完整记录。 也就是说，将这段犀利的点评归于左宗
棠名下，很可能是一个误传。
有人考证，这段话的句式杂糅了儒家经典概念，如“礼/义”“小节/大德”“廉耻”“怀德”等传统史论常用语汇。如“畏威而不怀德”这句，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国时期，东吴行将灭亡之际，大臣张悌评价当时的枭雄曹操，虽然威震天下，但老百姓“畏其威，而无怀其德者”。再如“强必盗寇，弱必卑伏”，这句话原句出自唐代魏征。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奏疏里分析突厥习性时说他们“强必寇盗，弱则卑伏，此其天性也。”
其实，这段误传的“左宗棠论日警言”，更像是一件后人精心制作的“百家衣”。有观点认为，一些人（绝对是高手）摘取了不同时代、不同文献中针对不同对象的犀利评语，再根据明清时期到近代对日本的观察和感受，进行重新编排、组合，最终形成的一段总结性文字。它之所以模仿古文的风格，就是为了让它听起来更有分量，更具历史的厚重感。可以说，这段“左宗棠论日警言”虽非严格“原文”，却集中体现了左宗棠对明治日本的第一手观察与价值判断，可视为左宗棠的“思想真迹”。




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描画1592年史称“万历朝鲜之役”（又称“壬辰卫国战争”）的绘画作品
万历朝鲜之役，是指明朝万历年间（1592年~1598年），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
1592年，朝鲜宣祖统治末期，日本丰臣秀吉妄图称霸东亚，遂发动了前后持续近七年的壬辰倭乱。
中国出于宗主国责任，遣众将领率东征将士援助朝鲜，1598年，丰臣秀吉暴死，日军撤军。



左宗棠作为晚清重臣，对日本的认识主要基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化。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清廷内部对日本崛起及其威胁的警惕。
一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警惕。左宗棠活跃于19世纪后半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1868）初期。他注意到日本通过全面学习西方技术、军事和政治制度迅速强大，并认为这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他曾提醒清廷：日本“仿行西法，简练水师，势日强横”，强调中国必须加强海防，应对可能的外来挑战。
二是对日本扩张野心的担忧。左宗棠在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时（1875~1878），主要精力集中于西北边患，但他同样关注东南海防。他认为日本对台湾和朝鲜的野心日益显现，并曾支持加强福建、台湾等地的防务。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后，左宗棠更坚定主张建设近代化海军，以遏制日本的扩张。
三是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一样，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自强。他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培养近代海军人才，部分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日本的海上威胁。他认为，若中国不加速改革，可能在未来与日本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四是对中日关系的悲观预见。左宗棠晚年（1880年代）已预见到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首要外患。他曾指出，日本“狡黠思逞”，若中国不能及时振兴，必受其累。这一预见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得到印证，但左宗棠已于1885年去世，未亲眼目睹这场战争。
总而言之，左宗棠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觉，集中于警惕其现代化改革与扩张野心，并主张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加强自身实力。他的观点体现了晚清有识之士对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但受限于时代局限，清政府的改革未能彻底扭转颓势。左宗棠的担忧最终在甲午战争中爆发，标志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开端。




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图为日本国京都市丰国神社一个埋藏着大量朝鲜人与明军将士耳鼻的坟茔——“耳（鼻）冢”。
这里埋葬着“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人鼻十八万五千七百三十八个，大明人鼻二万九千十四个，
共计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二个。这是一座承载着中朝人民无数血泪与屈辱的坟茔。



百余年后再看“左宗棠论日警言”，不幸而言中，它像一把解剖刀，精准切入日本民族性格的多重裂缝：彬彬有礼与冷酷自私、精致细腻与道德淡漠、畏强凌弱与机会主义并存。从甲午海战到日本战败的历史验证，“论日警言”逐一应验。
一、 “知小礼而无大义”。日本外交辞令历来谦卑，甲午战前仍对清廷称“愿保东亚和平”；然而旅顺破城后，连续四天大规模屠杀，暴露“无大义”的战争伦理。
二、“拘小节而无大德”。日俄战争时，日军在战场上为“军容整饬”命令士兵系好风纪扣，却对旅顺203高地尸山血海面不改色，细节完美与对生命的漠视形成极端对照。
三、“重末节而轻廉耻”。1930年代起，日本国内为“国体”精心包装“八纮一宇”仪式美学，却系统性地否认南京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暴行，国际史学界普遍视为“轻廉耻”的经典案例。
四、“畏威而不怀德”。1945年两颗原子弹落地后，日本迅速放弃“一亿玉碎”，对占领者麦克阿瑟奉若“新幕府”；东京街头竖立美军司令铜像，正应“畏威而不怀德”。
五、“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强盛时发动甲午、侵华、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则以“和平国家”自我定位，对美安保体制俯首帖耳，同一国家呈现“强则盗、弱则伏”的急剧摇摆。




左宗棠论日警言误传背后的思想真迹
图为甲午海战一组老照片
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因战争开始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该战争爆发的标志是丰岛海战，
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告终。



“左宗棠论日警言”，是19世纪东亚儒家世界对日本急速现代化的第一声系统性质疑。它带着时代情绪，却精准戳中一个岛国在“文明”与“野蛮”“礼貌”与“暴力”之间的民族性格结构性矛盾。
其一，岛国资源焦虑与“外扩型”集体心理。地理狭小、灾害频发，使日本社会形成高度协作的“集团理性”，但也滋生“走出列岛”的深层冲动；礼仪的精致化可视作内部资源紧张的“秩序补偿”。
其二，武士道与“义理”分化。武士道把“忠义”收缩到主从关系，而非普世伦理；当“主”与国家利益重合时，可瞬间把“小节”升格为“大义”，也可把“大义”降解为“小节”。
其三，等级秩序与机会主义。日本社会森严的“上下”序列，使其对强者具有天然服从倾向；一旦力量对比翻转，原来的“谦恭”可迅速滑向“卑伏”或“盗寇”两端，呈现机会主义弹性。
其四，形式美学与道德脱钩。茶道、花道、书道把“形”推向神圣化，导致“形式正确”与“道德正确”被习惯性分离；当对外行为与“小礼”冲突时，优先维护“形”而非“质”。
“左宗棠论日警言”产生的语境，正是对明治锋芒下的战略警惕。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清政府被迫赔款50万两，朝野震动。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正全力收复新疆，骤感“海防”“塞防”双重压力。日本大规模移植西式军工业、派遣留学生赴英学造船。左宗棠一方面承认其“器物可成”，一方面又指出“礼义廉耻”并未同步升级，断言“重末节而轻廉耻”的改革必然失衡。左宗棠以程朱理学为根底，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而日本表面“知小礼”却行“盗寇”之实，触发左宗棠用最尖锐的儒式语言进行道德定性。
历史已多次为误传的“左宗棠论日警言”做出了“思想真迹”的注脚。未来能否改写这个注脚，关键在于日本能否跳出“畏威而不怀德”的旧循环，把“小礼”真正升华为“大义”，把“小节”沉淀为“大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而言，也应以此为镜：在欣赏“细节文明”的同时，保持对“大义”与“大德”的坚守与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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