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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兴学惠泽流芳-北衙髙氏在贵州教育上的贡献

2022-10-05 10:28阅读:

重教兴学 惠泽流芳
——北衙髙氏在贵州教育上的贡献


在贵阳乌当北衙村寨门洞旁,矗立着一座长方形的石碑。碑上字迹略有湮没,但是“崇礼明教”几个大字尚能依稀可辨。人们告诉我,这就是由廷瑶公撰文,培龄公亲手书写的《修学房记》石碑。旁边有好几间房子,那就是当年廷瑶公邀集寨中耆老商议修建的“学房”。 学房虽已显破败,但是依然屹立着,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嘉庆二十三年(1818
),时任广州知府的老祖宗高廷瑶因病辞官,返回故里乌当北衙寨。道光二年(1823),朝廷又降旨左迁,他再次出任广州知府。
在乡里的这几年,他没有闲下来。一方面养病,筹划家事,准备举家搬进城内“大坝子”;另一方面,他关心乡梓,重教兴学。北衙寨离贵阳城颇近,但“地处僻壤户鲜,居者十之八九为贫者,无力延师。“坐视子弟之废弃,良可惜也。”于是,就在他领命圣旨,即将离开家乡,再次远涉广州赴任之际,1822年冬日,他邀约了乡里的耆老,族中诸公,商议,筹划在北衙寨中,修建书房五间,为族中子弟,为寒门学子,筹一个德化涵儒之基,谋一个修学读书之所。
他们选择了寨口的一块地作为校址,并定规立章,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其中包括:聘请先生要有标准,要全寨公议;先生的薪酬伙食要有保证,不能随意减少;学房要整洁肃静,不准在内酗酒、赌博;非寨中子弟,只要愿意读书,且能自备学费,也准允他们就读。
廷瑶公还自捐白银四百余两,购买学田,作为聘请先生之束脩及各项经费开支。为此,他专门撰文《修学房记》,述说清楚这件事,并将此文镌刻于石碑之上,并立于书房。告诫后世子孙必须遵从,必须依章守规。
他在文中盛赞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赞助皇猷二百年来,德化涵儒,遍于海隅,日出康乐,和亲之俗,睦姻任恤之风,盖超千古而独隆焉。”他憧憬学房建成,蒙童成材,教化育人给乡里带来的变化:“童蒙之肆业有所,誉髦之成,就可期士乐诗书,民安耕凿。一乡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出作入息,彬彬儒雅,猗兴盛哉!”
这是他留给家乡的念想!这也是他理想中的教育教化的图景!!
这篇《修学房记》是这位宦海奔波,深谋远虑的官员,重教兴学,造福乡梓的告白,是他,春风化雨,训迪后学的精心部署,也是他,亲民恤民,宽厚仁泽的真情流露。
高氏的兴学善举还体现在资助乡里穷苦人家子弟求学读书上。苗族子弟唐植民,因家庭贫困,无力进学校。高氏资助他进私塾,后来又进了正谊小学,毅成中学。他与高言志一道,读书求学,接受进步思想,在人生道路上成长。此后,在三十年代,在贵州地下工委遭遇“七一九”事件时,他与高言志一道,为党做了很多具体的革命工作,并将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的隐蔽点,掩护了秦天真,徐建生、刘茂隆等同志。
高氏的“学房“修建,兴学之风对周围村寨也是有影响的。当时,乌当境内大一点的村寨都办有私塾,文化教育的星星火炬辉映贵阳北郊的这片天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隐蔽斗争需要,地下党在北衙开展活动,确定新的工作思路:“办学育人,传播火种”。成立了“苗夷委员会”,并筹措资金,办起了北衙小学、新场小学、黄连小学、鹅坡小学等四所小学。教育的作用得以显现。
其实,在廷瑶公的《宦游纪略》中也渗透了他重教育,重教化的善举。他老人家儒学浸润,学识渊博,已光照于他的仕途。在宿州城惊扰时刻,汉周亚夫平定吴王叛乱的英武之举激励着他;在六安回顾折狱判案时,他想起了《诗经》的“不悔鳏寡,不畏强御”,坚信“肥沃的土地怎会长不出好木材,刁顽的百姓怎会难以治理?“在安徽任职时,他常用《汉书》的士不习吏,视己成事,提醒自己遇事要谨小慎微,更不能存有侥幸的念想。
这些故事不再一一列举。
廷瑶公的兴学善举也影响着他的儿孙们。
儿子高以庄,字秀东,青年时入痒,在贵山书院读书,有才子名声,为清代名儒、贵州巡抚贺长龄所赏识。曾出任四川云阳县知县,合江知县。他开仓廪设粥厂以救饥民,置医药局为民治疾。在云阳兴办云安书院,虽公务繁忙,但还亲自到书院授课,政声远播。
孙子高培榖,字怡楼,曾任四川资州等地行政长官。他在资州任职十二年,受其祖父北衙倡教兴学的影响,他拿出俸禄,并发动士绅捐助,在资州首创艺风书院。他不惜重金,从成都礼聘尊经学院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以及多位才俊前来襄办教育。他们讲经世之学,旁及词章。还从各地大量收购经、史、子、集达一万八千余卷,供学生阅读。他亲自和老师一起批阅文章,加强督责。这样,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打开思路,文章大进。川人骆成骧君脱颖而出,廷对第一,金榜题名,以为清代川省唯一状元郎。(因四川抗清尤甚,朝廷不让川省出状元)他还筹资考棚费以恤新进寒士,拨还旧有宾兴费,纾解乡试膏秣之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培榖公兴教崇礼之善举,深得地方人士推崇爱戴。川东、川西尽传“高资州”之名。至今,资中城内仍立有牌坊,建有祠寺,纪念这位前清官员。
民国时期,廷瑶公的后世子孙高昌炯,字士光,首开贵州职业教育之先河。他的墓碑上书有“贵阳高工创始人首任校长”的字样,铭记他煌煌功绩。他曾考上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回国后,先后任南京工专电机科主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工科主任兼苏州工业学校工科主任,并为该校设立机械科。
194010月,得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原上海大夏大学副校长)资助,正式筹建成立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1960年并入贵州工学院),第一年设土木、机械两科,1945年增设化工科,1948年增设电机科。1941年,新校舎于太慈桥建成,高农的土木科并入高工。学校的教育方针和课程设备,尽仿照苏州工专,重视实习与理论结合。故校内设有工场及各种机床和测量仪器。
当时的贵州教育厅不能拔款增助,办学的艰苦可想而知。
解放后,校址迁至罗汉营,并入安顺职校,高士光一直任校长。以后,合并于后成立的“贵州工学院”。高士光毕生为发展贵州工业职业教育,鞠躬尽瘁。在高工十二年,诲人不倦,春风化雨,门下桃李芬芳。高工的学子中,有曾任贵州省交通厅副总工程师之邓时思、黄洁,贵州省建设厅副总工程师吴继武、机科所总工程师何土昭、轻工厅副厅长高德文等,他们为贵州工业的建设发展而作巨大贡献。
现代,高家 “言”字辈当教师的近20余人,分别在国家的大、中、小学任教,为国家和地方上的教育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高言诚,北京体育大学教授。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从事运动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40年。曾任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教研室主任、体育生物科学系副主任、中国运动医学会委员、中国运动医学杂志编委、国家体委教材委员会运动医学组织长、国家体委职称评审委员会卫生系列高职称评委等职。多次参加编写《运动医学》与《体育保健学》教材,并主编《营养学》专业教材。获国家体委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饱读诗书,深受儒学浸润的先祖,深谙教育的重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先祖重教兴学,泽被后人,惠泽流芳,蔚然赫赫。是为记。

资料提供:
高旭《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贵阳高家花园的历史
俞樾《培榖公墓志铭》
赵毫《人文北衙 红色二小》
2022919日于玲珑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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