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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那支笔

2023-12-27 09:29阅读:
我心中的那支笔


不知用过多少这样或那样的笔,有一支笔却一直烙在我心中,印记越刻越深,永远地激励着我前行。
其实,这是一支世间极其普通极其普通的圆珠笔——桃江一中图书室奖励给我的纪念品。
四十年前,我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来到桃江一中——凤凰山下的桂花园求学,分配在高38班。教学楼是一个笼统的名字,不像现在,没有什么家辉楼之类的名字。我们的教室当头一座小小的水泥桥连着小山丘,山腰上有不少合围的樟树,青砖平房盖着小青瓦,是一排老师宿舍。山脊的黄泥巴路走得溜光溜光,山嘴南侧是初中部,最当头是学校图书室。
图书室的管理员是位女老师,姓常,解放前随丈夫从东北南下来到湖南。她没有北方女人那种高挑身材,很是清瘦,北方的风早早地把皱纹刻在她脸上,很趋老,略显老态,有人称她为常老太太。不过,她总是笑吟吟的,眉宇间扬着慈祥,似乎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划走她心中永远的快乐,抑或对孩子们那片热忱的爱。图书馆很清静,我时常到那里去读书。
我们那一届是在全县招生的,共5个班。那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我脑袋笨拙,不开坼,中考分数排名靠后,尤其是数理化差人一截,什么左手定测,什么电磁场,脑壳里一窠麻,费了很多力气也没起到什么效果,时常生出些懊恼来。有一天,我坐在阅览室里发呆。常老师笑盈盈地走过来,坐在我对面,主动找我谈起心来。“我观察了你好几回,看你有点心不在焉,肯定有心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无非是成绩无法快速提高,参加《凤凰山》文学社的申请没有批准之类。常老师劝慰我:“你们南方人爱讲的,洞庭湖的麻雀满天飞,满天的麻雀不要全捉到,也不可能都捉到手。读书也一样,要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偏科就偏科嘛,反正要分科的。何必纠缠?理化成绩不好,可以主动放弃呀,多在文科上下功夫。至于作文,确实可以写得精妙一点,到时候,水到渠成,自然会成为文学社社员的。”常老师一番话拨亮了我的心灯。没过
多久,图书室搞了一次“我与图书室”征文,我得了个一等奖,刊发在《凤凰山》文学社社刊上。常老师发给我一张小小的奖状,还有一支圆珠笔——蓝色的金属笔筒,闪闪发亮,笔筒上拧有笔帽,笔帽上拴着一条细细的金属链子,吊着一颗红色的小五星。奖状盖着图书室的章,并不是学校发的,但我如获至宝,换了若干支笔芯,一直用到她真的不能用了,才舍得放弃。于是,我把圆珠笔的有形刻在心坎里,变成无形的力量,永远蕴藏着,呼唤着下一个梦想音符。
走进大学校门,正值秋收时节。系里组织我们大一新生到学校附近农村去帮助秋收。我们和农民伯伯一起割禾,一起撸禾,一起踩打稻机,田野里不时传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喜悦飘荡在天空中,抒写在我们的脸庞上。秋收,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而对于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却难解其中滋味。秋天天气干燥,打禾时扬起谷灰,粘在身上痒痒的,越挠越痒,怪不舒服。城里的同学坐在田埂上挠痒,把皮肤挠得通红的,但没有一个言累。晚自习时,我紧握着那笔,赶写了一篇《[1] 大学生支农享丰收喜悦》的通讯稿投给了市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电台给我寄来了广播通讯和一张八毛钱的稿费单——这是我人生第一笔稿费。不久,我成为了《益阳日报》、益阳市广播电视台和校刊的通讯员。桃江一中的《凤凰山》文学社办得有声有色,声名远播。1989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应丰为社刊题写了刊头,我回母校采写了一篇《雏凤展翅》,发表在《益阳日报》上。那时,报社不寄发样刊,我又只想保存文章,于是,躲到学校阅览室的角落里,用圆珠笔一点一点地把报纸“刺”了一个天窗,用孔乙己的话“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自嘲一下,当了一回不光彩的“小偷”。“走进大学三十年”聚会,说起这件事,系主任嗔怪地说道:“也不能怪你们呢,资源有限呀。当几回孔乙己也未尝不可。”老主任暖暖的话语,顿时把我几十年来“皮袍下面藏着的‘小’”释放了出来,倍感轻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偏僻的桃江八中工作,当上了班主任,利用班费办了一个阅览室,免费为学生提供书刊,不时奖励给他们笔呀本呀书呀,希望像常老师一样把我心中的火炬传得远远的,长长久久的。可好景不长,只两年光阴,桃江八中就被撤销了。临别时,我把报刊装订成册,赠送给我的孩子们。至如今,我的学生还保留着那些“自订本”。
四十年了,无论是教书,还是从事行政工作,我紧紧握住那支笔,不停地爬着格子,敲着键盘,文字散见于《写作》《武林》《湖南文字》《文萃》《杂文报》等报刊,辑有杂文集《另一只眼》、游记集《山川行走》,即将付梓。不能说我取得了多少成绩,但常老师的笑容永远萦绕在我心底,我衷心地感谢那支极其普通而发光发亮的笔,衷心地感谢常老师们点亮我心中那盏照我前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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