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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公平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教育不公也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公。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尤其被关注。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促进教育公平，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
当务之急是让薄弱学校有好老师
新京报：教育发展不均衡，以地区间差异尤为突出，例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学校间的差距，这些是由哪些因素造成？
朱永新：最大的原因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教育投入的不平衡，而投入的不平衡，就体现在学校硬件设施和学校建设标准的差别。
所以我今年提出，要建立一个国家教育标准。只要是公办学校，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应该按照一个基本的教育标准来配置。
但有一个标准至关重要却很难配置，那就是教师。决定教育的是教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教师待遇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优秀的教师在西部和农村留不住。就像我们小组讨论时所说，普遍存在“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在东南飞，只要能飞的都飞了。
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也是最当务之急，就是教师的问题，就是让农村、薄弱学校拥有好的老师。
新京报：建立学校的基本标准，来弥合学校间的差别，是要建立国家标准吗？
朱永新：我们国家这么大，不可能一个模式。但可以建三个标准。一个是基本的，也是最低标准，只要是学校就该达到这个标准。按照生均配备，图书、实验室、操场、活动室等等。所有设备，哪怕是一个人的学校都要达到，这个是国际惯例。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有中等和高等标准。像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不能满足于最低标准。国家去考核，不是考核好标准，而是最低标准，确保底线。
新京报：实际上西部一些城市里个别中学，比东部的农村学校，甚至比东部部分城市学校条件还好。谈及地域发展不均衡时，又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朱永新：这就是所谓的“县中”现象。现在有些“县中”的教育经费超过了这个县其他学校所有经费的总和。这是长期以来“锦上添花”的政策造成的，就是重点学校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走的是“锦上添花”的路线，不断强化效率优先，不断地帮助重点学校越来越强。
建重点、评重点，一些地方评五星、四星、三星学校，以及示范性学校。上面来评，下面就要应对。所以就拼命往重点学校投钱，让这些学校去拿牌子。这就造成了两极分化的教育怪相。
学校间可以“手拉手”对口支援
新京报：刚才提到要让农村、薄弱学校拥有好的老师，这个要如何实现？
朱永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有好的政策，肯定也能让好老师下去。主要还是靠国家的政策，来保证乡村薄弱学校有最好的老师。
我提出了几个办法。第一就是学校与学校间的对口支援。我觉得“手拉手”是中国一个很好的传统和方法，但一直没有做起来。如果所有城市的好学校，能对口支持一个农村薄弱学校的话，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而且完全能够做得到。财政可以拿一笔资金来支持，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建立“学校共同体”。在同一个区域内，让当地好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建共同体，十年前我在苏州曾进行过这样的试验，效果非常好。现在杭州、北京等地也在尝试建学校共同体。
第三，我主张组织全国的退休教师到这些地方去支教。这块资源其实很大。现在女教师55岁退休，男教师60岁退休，他们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余热却很难发挥。国家可以将此作为一项工程来推动。
其实国家还可以采取很多办法来支持，包括提高农村教师津贴。可以保证在农村教书的钱比在城市的钱多，至少在同一区域内，农村学校的老师比县城学校的老师待遇要多得多，等等。多管齐下，就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可建信息数据库作为政策依据
新京报：目前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几个部委的文件，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从现在各地出台的政策措施看，节奏是不是有一点缓慢？
朱永新：总的来说方向是对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应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
之所以政策的开放度不够，我觉得是因为对“家底”不清楚，心中没数，到底能开放到哪一步，不是很清楚。
新京报：现在在提“教育公平”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特殊人群。在“教育公平”中，对他们的关注是不是少了些？
朱永新：是，对特殊学校的教育的关注是不够的，应唤醒全社会对这一人群教育的关注。针对特殊学校的教育，国外现在很流行的是融合教育，因为特殊人群也要融入社会之中，所以好的特殊教育不是把特殊人群关起来单独去做。北京市残联在这方面在做一些尝试，这个方向是对的。
新京报：在教育决策时，有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政策执行结果看，出现了不利于教育公平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农村的撤点并校，学校远了，甚至出现了一些学生辍学问题。如何避免类似现象？
朱永新：第一，就是要加强决策的科学性。不能出台一个政策就立即全国推广，不能搞一刀切，应在不同的区域选择不同的点试验，逐步推广。一个政策要是一出台就大面积推开，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中国各个地方差别太大。
第二，就是要摸清家底，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为什么很多政策会出现“一放就乱”？就是因为很多情况没摸清楚，针对性不强。
今年我专门写了一个提案，就是关于建立国家教育数据库。我设想的这个国家教育数据库里，每个学生的信息都能很清晰地找到，每个学生的信息有变动时，也能实时跟踪和更新。这样制定政策就有基础数据依据，有针对性。
最大的不均衡是起点不均衡
新京报：高中阶段大家感觉到不公平，可能就是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均等？
朱永新：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进行逐步调整。在国外，不同种族、不同区域有配额制度，就是要保证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机会进入大学。现在大家开玩笑说，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学，这个就有问题。
我觉得，国内的中央财政支持的部属高校，应按照区域的人口来分配名额。像北京市的市属大学，是以北京市的财政支持为主，可以对北京当地考生予以倾斜。关键要看用谁的钱来办的大学，纳税人的钱是根本性的问题。这方面，还要逐步进行资源配置的调整。
新京报：在谈论教育公平问题时，谈得较多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不均等，或高中生入大学机会不均等。其实高校间发展也面临不公平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更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问题？
朱永新：最大的不均衡是起点的不均衡。在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学生受的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就差。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也是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以后会连生存能力都出问题，就更别提竞争力了。所以我觉得，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前移，要往义务教育去移，往小学阶段去移，甚至往学前教育阶段去移。有了比较好的早期教育，才能为今后的公平创造基础。整体来讲，整个教育都要讲公平，但义务教育的公平是整个教育公平的基础，因此它是最关键的。
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学生受的义务教育就差。如果他们没接受良好的、也是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以后会连生存能力都出问题，更别提竞争力了。所以我觉得，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前移。
新京报记者 郭少峰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