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饮中国诗乡的源头活水
——评《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
曾庆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绥阳县先后被贵州省文化厅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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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饮中国诗乡的源头活水
——评《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
曾庆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绥阳县先后被贵州省文化厅和国家
文化部授予“诗乡”称号，著名诗人李瑛、贺敬之等人也为绥阳写下“中国诗乡”“乡有诗方为诗乡，诗有乡始具诗魂”的题词。绥阳作为中国西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省级以上作协会员竟达百余人，每年在各级刊物发表的文学作品达数千件。当代绥阳能涌现廖公弦、李发模等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著名诗人，百姓都能在田间院落自发开展诗歌转转会活动，其中的源头活水在哪里?读了绥阳县政协主编，吕金华先生为著者的《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得以畅饮一次绥阳成为中国诗乡的源头活水。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近代文学，从诗经、楚辞到先秦散文，从汉赋、乐府到魏晋南北朝文学，从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传奇和小说，许多文学史莫不是按照朝代的更替而分期编著，只有极少数国学大师如傅斯年者，对中国文学史的讲义，才按照作家和作品的风格进行归纳和总结。《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很好地传承了这一风格，没有严格按照朝代的更迭对绥阳诗歌进行分期，而是根据绥阳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其划分为播前时期、播州时期、明末时期、康雍时期、乾嘉道时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等七个阶段。当然，这样划分，看起来也有一些以皇帝纪年作为断限的影子，但其实不然，读了该书我们就会知道，它是极符合绥阳诗歌发展真实规律的。七个时期分别用“文化准备、诗歌萌芽”“暗夜微光、萤火点点”“流官主政、诗韵输入”“僧侣主导、多元并现”“教育发展、诗人辈出”“乱世有诗、诗关乱世”“铁血诗人、诗吟美景”概括各历史阶段的诗歌特色，更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地对绥阳诗歌进行追本溯源。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解读诗人诗作的严谨学风。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我深知严谨的学风是文史编著的生命力。这一点吕金华先生一直做得非常好，也是他能成为黔北乃至贵州公认的文史专家的重要原因。不管是《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卷首对绥阳县名来源、历史演变客观精准的阐释，还是内文中对每一位诗人、每一件作品创作背景的介绍，或者对诗中所涉山川、地理、历史、风物、故事和传说等的解读，都作了详尽的考证。即使未有定论的，也是数说并存，给读者留下继续探寻的空间。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平实，通俗易懂。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让更多的读者一看就懂，才容易让史实广为传播。《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作为当地的文史书籍，受众面首先是绥阳人，并非国内外专家学者或作家诗人。因此，编著者对每件作品都进行了白话浅释和评价，语言通俗易懂，十分利于普通读者阅读。当然，该书的受众对象绝不仅限于绥阳人或者在绥阳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但作为一部地方性的诗歌史来说，语言如果过于高深莫测和奇诡险怪，显然不太合适。
该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对绥阳地理历史风物人文的包罗万象。除了具备非常重要的诗歌史价值外，《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还是一部绥阳古近代诗歌作品集，一部绥阳古近代诗人简介，也是一部了解绥阳古近代建置沿革、府衙变迁、职官执政、科举应试、古道桥梁、旅游特产、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史志小百科全书。
《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的特点还很多，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介绍外，编著者还用了三章篇幅对绥阳辞赋、对联、民间歌谣进行了归纳和解读，全景式的向读者展示了绥阳县古近代诗歌的全貌。正如绥阳县政协主席、诗人刘志模在序言中说，非常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书中所涉历史时间概念容易让读者稍感迷糊。编著者在引言中把绥阳古近代诗歌的历史界定为有史以来至1949年11月21日绥阳县解放以前。然而，中国近代史的划分虽然止于1949年，但作为文学史的划分，近代文学却是止于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文学已经完全属于现代文学阶段了。尽管该书引言里已经作了说明，而且按绥阳诗歌的特点划分也符合民国时期绥阳诗歌的主流，但对熟悉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来说，还是会有些异样的感觉。同时，该书把辞赋、对联和民间歌谣分别作为专篇单独进行介绍，感觉也有些突兀。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最早来自民间，列入诗歌史是毫无疑问的。赋是在诗、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辞赋作为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也常常和诗歌一起进行解读。对联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语言艺术形式，虽来源于古代诗歌，但极少进入诗歌史进行介绍。如果在引言中说明一下，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对联与诗歌的关联毕竟十分紧密。此外，该书搜集的作品有欠缺，对收录作品优选不够，这在引言中已有说明。据吕金华先生介绍，该书出版后，他又在青杠塘镇民间发现了道光时期解元许鸿儒的诗文集，遗憾已经不能收录。为了让更多普通受众能读懂书中的作品，著者不厌其烦地详细解读每一件作品和相关术语、用典，有时也感觉稍显啰嗦。不过，上述不足对于一部县级编纂的诗歌史来说，已经如同一滴泥水之于大海，一粒尘埃之于天空，瑕不掩瑜了。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近代文学，从诗经、楚辞到先秦散文，从汉赋、乐府到魏晋南北朝文学，从唐诗宋词元曲再到明清传奇和小说，许多文学史莫不是按照朝代的更替而分期编著，只有极少数国学大师如傅斯年者，对中国文学史的讲义，才按照作家和作品的风格进行归纳和总结。《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很好地传承了这一风格，没有严格按照朝代的更迭对绥阳诗歌进行分期，而是根据绥阳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其划分为播前时期、播州时期、明末时期、康雍时期、乾嘉道时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等七个阶段。当然，这样划分，看起来也有一些以皇帝纪年作为断限的影子，但其实不然，读了该书我们就会知道，它是极符合绥阳诗歌发展真实规律的。七个时期分别用“文化准备、诗歌萌芽”“暗夜微光、萤火点点”“流官主政、诗韵输入”“僧侣主导、多元并现”“教育发展、诗人辈出”“乱世有诗、诗关乱世”“铁血诗人、诗吟美景”概括各历史阶段的诗歌特色，更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地对绥阳诗歌进行追本溯源。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解读诗人诗作的严谨学风。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我深知严谨的学风是文史编著的生命力。这一点吕金华先生一直做得非常好，也是他能成为黔北乃至贵州公认的文史专家的重要原因。不管是《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卷首对绥阳县名来源、历史演变客观精准的阐释，还是内文中对每一位诗人、每一件作品创作背景的介绍，或者对诗中所涉山川、地理、历史、风物、故事和传说等的解读，都作了详尽的考证。即使未有定论的，也是数说并存，给读者留下继续探寻的空间。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平实，通俗易懂。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让更多的读者一看就懂，才容易让史实广为传播。《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作为当地的文史书籍，受众面首先是绥阳人，并非国内外专家学者或作家诗人。因此，编著者对每件作品都进行了白话浅释和评价，语言通俗易懂，十分利于普通读者阅读。当然，该书的受众对象绝不仅限于绥阳人或者在绥阳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但作为一部地方性的诗歌史来说，语言如果过于高深莫测和奇诡险怪，显然不太合适。
该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对绥阳地理历史风物人文的包罗万象。除了具备非常重要的诗歌史价值外，《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还是一部绥阳古近代诗歌作品集，一部绥阳古近代诗人简介，也是一部了解绥阳古近代建置沿革、府衙变迁、职官执政、科举应试、古道桥梁、旅游特产、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史志小百科全书。
《绥阳县古近代诗歌史》的特点还很多，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介绍外，编著者还用了三章篇幅对绥阳辞赋、对联、民间歌谣进行了归纳和解读，全景式的向读者展示了绥阳县古近代诗歌的全貌。正如绥阳县政协主席、诗人刘志模在序言中说，非常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书中所涉历史时间概念容易让读者稍感迷糊。编著者在引言中把绥阳古近代诗歌的历史界定为有史以来至1949年11月21日绥阳县解放以前。然而，中国近代史的划分虽然止于1949年，但作为文学史的划分，近代文学却是止于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文学已经完全属于现代文学阶段了。尽管该书引言里已经作了说明，而且按绥阳诗歌的特点划分也符合民国时期绥阳诗歌的主流，但对熟悉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来说，还是会有些异样的感觉。同时，该书把辞赋、对联和民间歌谣分别作为专篇单独进行介绍，感觉也有些突兀。诗的最早的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最早来自民间，列入诗歌史是毫无疑问的。赋是在诗、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辞赋作为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也常常和诗歌一起进行解读。对联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语言艺术形式，虽来源于古代诗歌，但极少进入诗歌史进行介绍。如果在引言中说明一下，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对联与诗歌的关联毕竟十分紧密。此外，该书搜集的作品有欠缺，对收录作品优选不够，这在引言中已有说明。据吕金华先生介绍，该书出版后，他又在青杠塘镇民间发现了道光时期解元许鸿儒的诗文集，遗憾已经不能收录。为了让更多普通受众能读懂书中的作品，著者不厌其烦地详细解读每一件作品和相关术语、用典，有时也感觉稍显啰嗦。不过，上述不足对于一部县级编纂的诗歌史来说，已经如同一滴泥水之于大海，一粒尘埃之于天空，瑕不掩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