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戏称“克格勃”
文/王兆贵
喜欢谍战片的人，对“克格勃”这个名头当不陌生。尽管原创的“克格勃”已经远去，成为历史，但它在世界情报发展史上留下的遗闻轶事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演绎“克格勃”题材的电影也有多部。
文/王兆贵
喜欢谍战片的人，对“克格勃”这个名头当不陌生。尽管原创的“克格勃”已经远去，成为历史，但它在世界情报发展史上留下的遗闻轶事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演绎“克格勃”题材的电影也有多部。
新浪博客
在进口片尚未开禁之前，我对“克格勃”还比较陌生，没有太多的印象，但因一件戏谑式的误会，让这三个字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仍感到好笑。
那一年，亚美尼亚独立出来的时间还不长，同原苏联经济联系完全中断，纳卡冲突后又遭到邻国的封锁，经济一路下滑，加之突然间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国民财产与分配重新洗牌，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作为敏感的新闻媒体，亚美尼亚国家电视台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倍加关注。当他们得知中国突破单一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很大，就产生了到中国实地考察的意向。经由我驻亚美尼亚大使馆与外交部新闻司联系获准，该台遂派出一行四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我省，由省电视台和外事部门派员接待、安排。
该摄制组的负责人谢尔盖·叶里强，身份比较特殊，当时身兼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国家电视台制片人等数职。他的外貌特征很鲜明，腿短身子粗，浑圆脸盘上嵌着一副浓黑的倒八字眉毛，看上去慈善而又风趣，特别喜欢讲故事、开玩笑，但一进入拍摄现场，便紧张地忙碌起来，特别留心采访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细节。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叶里強带领他的摄制组马不停蹄地赶场子，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在离开本地赴上海赶航班的那天中午，原计划出发的时间已过，可他们还在那里选镜头，陪同人员三番五次催他们用餐后上路，可他们仍在忘情地拍摄，直到叶里強觉得满意了才停机。坐下来用餐已经来不及，只好在路边买了几份肯德基带到旅行车上，一边赶路一边吃。
有一次，我们正在赶往下一个采访点的途中，叶里強从车窗望出去，不知发现了什么感兴趣的事，打算半路下车拍摄，就用刚学会的一句中国话，招呼司机“停一停，停一停”。司机用眼神瞥了瞥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见我没表态，就保持车速继续前行。叶里強大约是察觉出其中的奥妙，有点不高兴，就在我身后一字一顿地说“K—G—B”。起初，我没听清他是什么意思，也没当一回事。
事后，翻译告诉我，KGB是俄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缩写，全称“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拉丁字母转作“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中文简称“克格勃”。至此我才明白，在我们合作的初期，叶里強把我看作是派来监视他们采访活动的“特工”了。让我颇感意外，同时又忍不住乐了。心想，这老兄太敏感了，也忒抬举我了，我哪里像“克格勃”啊。作为接待方，我们不过是在陪同的基础上，按照双方商定的计划，规范拍摄日程，联络采访对象，协调相关事宜，说白了就是例行公事。当然，叶里強并非真以为我是“克格勃”，只是以调侃的口吻发牢骚罢了。
经过十几天的接触，叶里強是感到我们非常友好，并为他们提供了诸多方便，节省了不少费用，不仅消除了误会，而且混得很熟，了无隔膜。当他再喊我“KGB”时，伴随着的是狡黠的一笑，完全是戏谑的口吻了。临别前的一天晚上，他把我们请到他入住的饭店，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了几样简单的菜肴和本土带来的Vodka酒，算是非正式答谢宴会。小酌过程中，叶里強还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个中亚两国亲如兄弟的美好传说。大约是酒喝到了兴头上，拥抱告别时，他竟然把我举了起来。放下后又故伎重演，大笑着喊我“KGB”，并一叠声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附注：本文发表在《澳门日报》2016年8月10日新园地副刊，主编郑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