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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2025-08-25 14:1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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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李晓东
作为返城的知青，1974年我被安排到开原一家商店当营业员，那一年我22岁。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共有108名返城的知青，其中102人是未婚的女知青，只有6人是未婚的男知青。
按理说，我在一百多的女知青中找个对象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更何况当年我的外表还是颇有些帅气。记得，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看到王洪文的“标准像”，有人跟我开玩笑：“怎么你跟他有点像呢？”后来，电影《庐山恋》公映后，更多的同志又说我像男
主角郭凯敏……然而，即使我外表“有模有样”的还可以，但是，百余名未婚女青年中竟没有一人看上我。
为啥陷入如此困境？不是自己“开价太高”。据好心的介绍人事后告诉我：“只要对方一听说你是商店营业员，人家连看都不想再看一眼了……”我也知道，也有个别的女孩没事来商店溜我一眼，觉得外表还过得去，等到一打听我的家庭背景，不由分说，立马就给我亮了“黄牌”。
这里所说的“家庭背景”，所指的就是父亲是当年的“摘帽右派”。那个年代讲政治、讲阶级斗争。伟大领袖曾教导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自然要分出阶级的阵营，一方是工农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无产阶级阵营，即“红五类”；另一方便是“地、富、反、坏、右”组成的资产阶级阵营，即“黑五类”。因父亲是“摘帽右派”我自然属于后者。找不到对象，纯属正常。
下图是：在开原百货商店当卖布营业员的我 拍摄于1975年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直到三年后，我仍然属于无人看上眼儿的大龄剩男。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如此的尴尬？我自己翻来覆去地思考和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自己认为的几点理由：
记得，那个年代青年男女找对象的标准与现在截然不同。现在的女孩子找男朋友首要考虑的是：“有钱、有车、有楼”。若是有学历、有姿色、条件好的女孩，找对象的标准会更高：不仅要求男孩：“有同等学历，还得有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最好是机关公务员。另外豪车、豪宅也要考虑......”
记得，七十年代初有一句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楷模。男青年若是一名军人，那他就是女青年羡慕的偶像。选择女朋友时就会给小伙子加分，男孩就有自我骄傲的资本。
那个年代，女孩子找男朋友首选的是身穿绿色军装、戴红领章红帽徽的现役军人。若是共产党员，那则是最佳人选（相当于今天既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又有大学文凭）！周围的人都会对女孩高看一眼。作为军人家属，军嫂还享受特殊待遇、受人尊敬，军婚还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受法律保护。社会上的舆论也认为，女孩子要能找到一个军人作男朋友，那是会令所有的人都十分的羡慕的。即便是转业军人（无论转业后分到什么单位），也是所有女孩子的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其次是工厂的工人，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所有的工作单位几乎都有两种领导机构，一种叫“军宣队”，就是部队派到地方的工作组。军宣队的队长，取代了地方单位的一把手。另一种叫“工宣队”，就是工厂派到地方的工作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领导班子，比如，我们念书的中学就有“工宣队”，负责领导整个学校的工作，“工宣队”的队长就相当于学校的校长。由此可见，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技术工人（俗话说：“车、钳、铣没个比；铆、电、焊没人干”，意思是车工、钳工和铣工是最好的工种；而铆工、电工和焊工是没人愿意干的工种）。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女孩嫁人就是要找个有一技之长且身手不凡的工人。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要找一个会一门手艺的人。当时人们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一门手艺，无论什么年代，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靠自己的手艺赚到钱，都能因为养家糊口提供保障。
比如，男孩若是工厂的车、钳、铣、铆、电、焊工种，也会令许多女孩子欣赏。因为有技术的男孩，就等于掌握了婚后生活的谋生之术。而卖布的男孩不会任何技术，谁都知道卖布不用学谁都会，不过是开一张小票，再拿一把竹尺量量布就OK了。因此卖布的职业是不受任何人待见的。
而当年的我，既不是军人（退伍军人）、也不是党员，更不是有一技之长的工人。那些讲实际、追求婚后生活实惠的女孩谁又能看得上我呢？
当年，我找女朋友难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在商店卖布的男孩子，我的工作实在是不招人待见的（女孩当营业员则属于最理想的岗位，因为商店是全日制的白班，不像工厂实行三班倒，这样就有充份的时间和条件照顾家庭。而且当营业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穿得又紧跟潮流，打扮得时尚漂亮）。按当时人们的观点，大家公认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整天待在女人堆里混日子，不学无术，无一技之长，只能在柜台里当“人样子”（服装模特）混日子。实在让人看不起，哪个女孩子又能看得起呢？仅此一条，就让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了自信，因此我对那些既有姿色，工作单位又好的女孩，根本就不敢高攀。
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社会环境，使我所在的商店100多个未婚女孩无一人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就在我着急想找女朋友，却根本没有一丝着落的情况下。大约是1976年夏日，时任商店播音员的刘虹姐姐悄悄告诉我，她想把“黎明副食商店”一个卖菜的女孩卢志杰介绍给我。对我来说，听到这消息简直如同雪中送炭。首先我感谢刘姐对我的关心关爱；其次，甭管成功与否，我都非常的感恩刘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关心我的这件大事，也没有人给我提亲介绍女朋友，更没有女孩主动向我示好。
由于黎明商店与前进商店近邻，平日里我与小卢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彼此都认识只是没有过交流而已。小卢女孩给我的印象是：外表：皮肤雪白，面容娇好，身材婀娜，人也特别的漂亮；内在：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由于我们刚刚接触，她在我面前表现有些羞涩，但她说话的声音甜美，慢声细语而且彬彬有礼，我猜测她的父母一定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她有良好的家教……当时我对她的心情是100个满意。但是，由于一点“差头”后来我俩最终没能结缘。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年，眼见着商店里的90%女青年已“名花有主”，而我却仍然是“光棍一条”。说是不着急，但心情如打翻了的“五味瓶”，一点不是滋味。当时，对25岁的我来说，找女朋友已经成为最让我犯愁的一件事儿。既然在本单位已经毫无希望，我只好把寻找女朋友的目标转移到外面单位去寻找。
外面哪里有未婚女孩呢？我又怎样才能同她们认识和结缘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唱曲儿”，因为我刚刚从农村抽调回来，认识的人很少。考虑再三，我只好求同学的父母帮我联系。
同学的母亲在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告诉我，她们单位尚有二十几个未婚的缝纫女工。我听到这一消息后特别高兴，心想，在这么多女工中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还是有希望的吧？
半个月之后，我心情焦急地去同学家询问。同学的母亲告诉我：“早就给你问过了……”。我疑惑地问：“那怎么一直没有告诉我呢？”她回答我说：“别提了，女孩子一听说你是商店的营业员，她们马上就表态‘免谈’了……”
我听懂了同学母亲的话外音，仅仅因为工作的性质，就让我彻底“凉快了”！原来男青年从事商店卖布工作，实在是最让男孩没有面子的工种，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最低档的工作，也是被女孩最看不起的职业。这个结果令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求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呢？不难想象当时我的可怜相。
1977年，我中学毕业已经5年多了。大多同学已经结婚生子，而我却尚未尝试过谈恋爱。找对象已经心急如焚的我，只好心情低落地等待天赐良缘。
跟她认识，已经是1977年。那一天她来到我工作的商店并为我所在的柜台刷油漆。原来她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她是商业系统修建队的油漆工。正是这次为柜台刷油漆，使我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
事后想起这段见面，让我感到也是老天爷给我的缘分。因为她是修建队的油漆工，主要是负责建筑物的维修，与我们营业员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百货商店的里面的柜台都是玻璃的，根本不需要修建队的维修。巧合的是，只有卖布的柜台却是木头制作的，需要刷油漆美化，因此我们才有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那个年代，年轻青年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我平时从来没有与女孩说过话，也没有机会接触女孩，更不敢主动搭讪女孩表示想与其搞对象谈恋爱。所以男孩想与女孩谈恋爱必须需要有以为介绍人从中作媒。
由于上述原因，在我没有其它办法的前提下，我只好求和我同一摊位的一个叫吴静波的女孩，求她从中穿线搭桥，让她当我的媒人。一开始，她是一百个不同意，理由是她本人还没搞对象呢，怎么能给别人当媒人呢？无论如何她也不答应我。
吴静波的回答让我特别的着急上火，因为她若不帮我的忙，不帮我穿线搭桥，我就没办法和女孩对话，那么我所希望的事情就会落空的。
我在商店已经工作了三年多，才好不容易看中了眼前这个女孩。我担心一旦失去这个机会，恐怕过这个村儿就再也没这个店儿了。于是，我不厌其烦地找吴静波，甚至用哀求的语气求她帮忙。最终，我的诚恳终于打动了她。她勉强地答应了我，只帮我问一问女孩，其它的事情一律不管。
为了防止她询问女孩的时候表述不清楚，我再次叮嘱她：首先，你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如果人家说已经有了男朋友，那咱们就轻轻放下，不要再多问；其次，你可以转告她，让她侧面看一看我，对我是否有感觉？如果没有眼缘那就算了。如果觉得我还可以，你约她与我认识一下。接下来，关于我的具体事情，我会单独向她说清楚，我们两个人互相交流就可以互相深入地了解了。我是这么说的，她也是照我说的这么做的。结果，我和女孩从这一天起就认识了。
其实，我们俩的相识仅仅是开始，后期的恋爱过程也是很曲折的。
最初，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对彼此对对方有好感，仅此而已。
回家之后，当她把我的情况跟父母说明之后，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嘛，首先就是对我的工作十分不满意，理由嘛就是我在前面的文字中描述的那些内容。
除此之外，女孩的母亲还提出了另外几个问题。原来女孩的母亲与我的母亲同是一所高中的教师，两位老人之间对双方的家庭互相有较多的了解。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女孩的母亲提出我的父亲是右派。这一点在那个年代是大忌，因为那个年代是讲阶级斗争的，家庭成分不好，找对象是非常难的。特别是，“黑五类”的子弟（“地富反坏右”），属于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的家庭出身是要低人一等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谁都不愿意找这样家庭出身的对象。针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我赶紧向女孩表示，这个事儿属于政治问题，你必须得慎重考虑。若你不能接受，那咱们轻轻放下也未尝不可。当然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既然摊上了就得面对。如果你能够接受我，我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后来，女孩跟我表示：“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阶级斗争也不再是今后唯一的政策。找对象关键看人，看人的思想品德，看人的脾气秉性，只要你人品好，就足够了。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她的话给了我充分的自信，我认为自己的人品好，自己能够做到当一名丈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能够对女孩好，于是我们开始了恋爱之旅。
由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我们的恋爱时间十分有限。又因为我们两家随也不具备良好的恋爱环境，我家的房子不过15平方米，去了一铺炕、一个灶台，就没有空闲的之地了，所以她来我家非常不方便；她家的房子比较宽敞，她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本我去她家很方便，但她母亲不允许我去他家。所以，我们只能晚饭后到外面散散步，仅此而已。为了不打扰她的父母，我和她约定了一个暗号，只要我敲敲她房间外面的窗户，她就会出来与我见面，于是，我俩就一同去公园里面散步。我们的散步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母亲要求她天黑之后必须回家，所以我们每次总是刚刚热乎，就得分道扬镳。
几个月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恢复全国高考，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听到这一消息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卖布的营业员了，我觉得这个工作岗位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如果不是缘分让我认识她，我好像很难找到女朋友。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决定参加高考，我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由于高考之前需要争分夺秒的复习功课，所以我们的恋爱暂时告一段落。别人参加高考是随便报名的，我参加高考报名关就很难通过。单位领导说我报考大学，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他坚决不同意，而且不给我盖单位公章；单位的主管局——商业局的领导认为我没文化，考不上，也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主导我命运的两级领导对我均是如此的蛮横无理。他们这样的态度，导致我不可以请假复习功课，不可以参加高考辅导班，不可以请老师给我辅导，也没有时间与其他考生在一起交流切磋。要求我必须每天8小时的工作之外，还要班前一小时的打扫卫生，班后一小时的政治学习（“两报一刊”）。
我只能起早贪黑去看书复习（我不得不每天学习到后半夜2点），而且完全靠自学，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高考复习的难度。但是，丝毫没有打消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和信心。最终，我终于金榜题名，实现了考大学的梦想。随之而来，我的恋爱过程又来了新的难题。
女孩的母亲劝说女孩：“你别让他去读大学了，一旦让他读了大学，恐怕他会在大学里重新找女朋友。万一有女同学看上他，他会不会喜新厌旧呢？那可没有准儿了。”“再者，他在百货商店卖布这个工作也没啥不好的，毕竟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挺安全的，继续当他的营业员好了”。对女孩母亲的这番言论，我十分不理解。当初母亲不同意女孩与我处对象，不就是贬低营业员工作不好，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本领，现在怎么突然又改变了呢？怎么又夸营业员的工作“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了呢？
接着，我跟女孩进一步分析了母亲的心理想法。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母亲担心我会因为读大学而变卦。因为考上大学之后的我，不再是商店卖布的营业员了，身价提高了的我，就会有变心的可能。再说了，这小伙子外表很帅，难免有女孩会看上他、追求他。谁能保证他不当陈世美呢？别说你俩还没有订婚，即使结婚了也可以离婚的啊！
我觉得，女孩母亲的理由比较现实而且客观。虽然我们俩人之间早已海誓山盟，但毕竟没有履行结婚的法律手续，因此不受法律保护。万一我要是变卦，后果真的无法想象。因此，作为女孩男朋友的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提出一个方案帮老人解除后顾之忧。
我提出的方案有以下三点：
第一、 双方家庭将两个孩子的恋爱正式订婚。订婚的程序有三项：一是男方家交给女方家3000块钱的定金（当时我35元/月薪）；二是男方家购买泥料两块交给女方，供结婚时制作结婚礼服；三是男方家购买“四铺四盖”的缎子被面和褥面交给女方家；四是男方家做东，举办“订婚宴”宴请女方家。
第二、 大学入学签到时，请女孩和我一同到学校签到。我会向全班同学公开表示，女孩是我的未婚妻，让所有女同学都知道我已经是有妇之夫，这样就会避免其他女同学再和我处对象。
第三、入学签到后，我请女孩和我一同到照相馆拍摄了“订婚照”留念，也可以作为“订婚”的证据。
经过上述一番的操作后，似乎解除的女孩母亲的后顾之忧。此后，老人不再过问我们之间的婚事，所以我们的恋爱再没有发生其它的挫折。
两年之后的1980年10月，我大学毕业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组织上的分配原则是家在哪儿就分配到哪儿。按照当时国家政策，我父母落实政策官复原职。父亲被安排到辽宁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母亲到辽宁电影制片厂任编导。于是，我分配到了辽宁省实验小学任教。我对小学老师不感兴趣，跟学校提出调整单位的要求，学校又给我调整到沈阳“七二四”军工厂的学校当高中老师。
当我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完完全全的告诉了女孩之后。她却告诉我，他不想离开母亲，也不想去沈阳工作，她希望我能回到开原小县城。我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坚持非去沈阳不可。其实，在这期间，我曾经去沈阳辽宁电影制片厂找父亲办事，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有人现场表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就是他们电影厂正在拍的一部故事片里的“女一号”。父亲说：“我儿子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开原的”。我也急忙表示：“我已经与女朋友订婚了，不能再找对象了！”当我把这些过程都告诉女孩的时候，她早已经没有了顾虑重重，她对我早已是一百个放心了。于是我遵照女孩的愿望，义无反顾的回到了小县城开原。
好在两年前母亲空出的旧房子依然空闲在那里，于是我和女孩就在这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里结婚定居了，我们终成眷侣。
如今我和老伴已经年过古稀，我们俩人之间的婚姻依然是和谐幸福。我觉得时代有时代的痕迹，我的婚恋过程中有挫折有困难，那是受时代的限制所造成的。现在我们婚姻幸福，那是我俩的人品得到的回报。
下图是：是当知青时的我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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