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静斋
为巩固新生的满族政权，清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两面措施来笼络汉族文人。他们一方面科举取士，另一方面以“八股文”、“馆阁体” 这种“钦定”的文体与字体窒息文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康熙帝好董香光书，至乾隆帝又转向圆腴丰甜的赵体书法。于是，一时朝野风从，书法的实践与创作走向就变得更为狭隘，逾趋衰微。面对千人一面、毫无生机的“馆阁体”，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掀起了与这一帖学末流相对立抗衡的另一新体系－－“碑学书风”。对金石碑刻的研习，结果使各种书体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给当时书坛带来全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重大转折。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康有为）。随着金石碑刻的大量出土和陆续发现，碑学的队伍不断地壮大。同时也就掀起了批评王羲之书法的浪潮。郑板桥在跋《临兰亭序》中道：“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学也！”；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学《圣教》者，致成院体”；赵之谦更是说：“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君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砂所眯，甚足惜也”。这些振聋发聩之语，掀翻了当时帖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石。赵孟頫、董其昌以及其他帖学名家，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现在看来，这些批评确乎有失偏颇。但在当时，这些言论为打破帖学对书坛的一统天下，突破障碍，解放思想，对于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开道之功。
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以宗法“二王”为主的帖学书风，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趋淡漠了。于是，秦砖汉瓦、断碑残碣，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
为巩固新生的满族政权，清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两面措施来笼络汉族文人。他们一方面科举取士，另一方面以“八股文”、“馆阁体” 这种“钦定”的文体与字体窒息文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康熙帝好董香光书，至乾隆帝又转向圆腴丰甜的赵体书法。于是，一时朝野风从，书法的实践与创作走向就变得更为狭隘，逾趋衰微。面对千人一面、毫无生机的“馆阁体”，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掀起了与这一帖学末流相对立抗衡的另一新体系－－“碑学书风”。对金石碑刻的研习，结果使各种书体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给当时书坛带来全新的活力，并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重大转折。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康有为）。随着金石碑刻的大量出土和陆续发现，碑学的队伍不断地壮大。同时也就掀起了批评王羲之书法的浪潮。郑板桥在跋《临兰亭序》中道：“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学也！”；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学《圣教》者，致成院体”；赵之谦更是说：“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君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砂所眯，甚足惜也”。这些振聋发聩之语，掀翻了当时帖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石。赵孟頫、董其昌以及其他帖学名家，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现在看来，这些批评确乎有失偏颇。但在当时，这些言论为打破帖学对书坛的一统天下，突破障碍，解放思想，对于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开道之功。
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以宗法“二王”为主的帖学书风，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趋淡漠了。于是，秦砖汉瓦、断碑残碣，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