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怕”的赵秋梅
2021-06-01 16:11阅读：
今年5月中旬，省作家协会组织我们一行作家到舒兰市开展乡村采风。其间布置了任务，每人对接采访当地一名先进典型人物。之前从未去过舒兰，说起那里，我首先能够想到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2020年5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是1935年侵华日军制造的老黑沟惨案，10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遭遇屠杀。所以，我对那里多少是有一些偏见的。唯一有些好感的，可能就是那里盛产的大米了。
这次采风，因为行程安排紧，没能与安排给我对接的人见上一面，甚至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我们仍然没能见面。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我的对接人是北城街道旭阳社区的党委书记赵秋梅。说实话，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和舒兰给我的第一印象差不多。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第一次联系她，她拖了很长时间才回复我。记得那天，考虑到她可能正在午休，于是给她发的微信，表明身份和联系她的目的。她是晚上11点17分给我回复的信息，只有两个字“您好”和一个感叹号。我当时刚刚睡下，被她这条回复信息惊醒，结果直到后半夜1点多才又勉强睡下。之后又联系过她两次，同样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复我。一次说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忙事情，一次是在检查安全生产。
我以为她在敷衍我，但最终我相信了她。
她在深夜11点17分给我回复完信息的31分钟后，也就是晚上11点48分，向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则关于社区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通知。不是转发，而是个人编辑的文字。那个时间，她还在工作？我猜想，她可能有晚睡的习惯，或者神经衰弱，但从她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答案是，她身体比较健康，也没有晚睡的习惯。所以，她确实是在工作，在深更半夜。同样是这天，早上6点6分，她转发了一条关于疫情防控的信息。
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我想看一看这个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接近凌晨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可惜，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一直翻到
2019年的记录，没找到一张她的照片。几百条信息，全部与工作有关。
“她这个人，好像满脑子都是工作。”赵秋梅的同事张九梅这样评价说。
说到赵秋梅，张九梅滔滔不绝，生怕我打断她的话似的。她告诉我说，前几年有一个叫褚立民的低保户，无住房无工作，也没有子女，衣食住都没有保障，本身还患有糖尿病。赵秋梅心软了，跟大家商量，让褚立民到社区门房帮忙看门。其实社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岗位，也没有相应的工资支出。但不管怎样，既然“雇”了人，终究是要给“报酬”的。这钱，多半便都是赵秋梅自掏腰包。不仅如此，她还时常给褚立民买药，买一些生活用品。
张九梅的话，让我对这个未曾谋面的社区书记有了另一番认识。
我与社区书记接触不多，但对村书记还是比较熟悉的。早年间，我在农村生活了20余年，经历了好几任村书记。我的祖父也曾当过村书记，村里通电的事情还是他跑前跑后一个多月给办下来的。村书记官不大，工资也低，村民的吃喝拉撒睡却都要管，甚至还得管天管地。天不下雨要管，雨下多了也要管。收秋后烧秸秆要管，哪家人闹别扭打架也要管。可不就是管天管地。社区与村相近，我猜想社区书记和村书记也该是差不多的，都需要精通十八般武艺。
舒兰有很多人在国外打工，有在俄罗斯的，有在新加坡的，也有在韩国和其他国家的。这是我这次去采访才知道的。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一时间，俄返、新加坡返、韩返等这些新词在舒兰这座小城里流行开来。随之而来的，是疫情风险的急剧上升。终于，202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在舒兰突然爆发，疫情的阴影迅速将整座小城笼罩。
小城病了。赵秋梅就是在小城生病的那一个多月时间里，体重掉了22斤。她没生病，只是累坏了。
我从当时和她一起战斗在防疫一线的社区同事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同志那里得知，那段时间里，赵秋梅每天三四点钟就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还要挤出时间去各防疫卡点支援，几乎没有在晚上11点前回过家。甚至在小区实施封闭管理的头几天，因为疫情来得突然，很多事情千头万绪，忙得她3天几乎没时间合眼。除了去防疫卡点，还要组织工作人员对社区内6244户居民进行逐一排查，对224户外返人员提供隔离服务，帮被隔离家庭购买生活用品和倾倒垃圾。提着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粮食蔬菜爬上7楼，交接后，再把被隔离人员家的生活垃圾装袋消毒，拎着一个或者几个袋子的垃圾下楼。这样的工作一天里需要重复很多次。
“能不能把我跟我的孩子们一起隔离？”这天，赵秋梅和往常一样去给被隔离人员服务，期间有人向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提出这个要求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刚刚从新加坡返回舒兰。男人和妻子都在新加坡打工，留下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5岁的儿子，长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很不巧，孩子的爷爷重病住院，奶奶需要留在医院照顾，剩下两个孩子没人照顾。男人大约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才匆匆忙忙回国。按规定，要先经过14天的集中隔离，之后还要单独居家隔离，这么长时间没人照顾孩子，他实在不放心。
赵秋梅理解男人内心的担忧和焦急，但疫情防控需要，男人提出的要求不可能兑现。而且，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为了让男人放宽心，赵秋梅又心软了。是的，她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家里，自己帮忙照顾。
“您没征求一下爱人和孩子的意见吗？”我问。
“那段时间，我爱人守卡点，儿子在社区做志愿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忙。而且，他们会同意的。”赵秋梅在微信里这样回复说。
虽然这件事情最终以孩子的舅奶领走孩子的方式得到解决，孩子的父亲还是打心里感激赵秋梅。而赵秋梅对孩子的事情也确实上了心，没过几天，专门打电话给孩子的舅奶，问问孩子怎么样，家里有什么需要。
还有一次，社区迎来了从韩国返回的一家3口。由于其中有两位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不大好，不宜安置到集中隔离点，只能居家隔离。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旭阳社区将被贴隔离封条的第一户，大家都没有经验，而且当时韩国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大家对于由谁去贴封条这件事情多少都有一些抵触和害怕情绪。
“作为社区书记，我要带这个头。”赵秋梅对此说得轻描淡写。
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又有一名社区干部站了出来，跟着她以及小区物业人员一起，第一时间与韩返人员签订了居家隔离承诺书、告知书，并经对方同意后，给防盗门贴了封条。
“你当时就一点儿也没害怕吗？”我问。
“我不能怕，因为我是社区书记。”赵秋梅回答。
我能感觉到，那时她是害怕的。遇上这种事情，要说不害怕，似乎不太现实。记得我家对门被贴居家隔离封条那几天，每天进出家门时，我甚至要屏住呼吸快步离开，然后在放开呼吸之前，迅速用酒精完成全身消毒。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人。我是，她也是。但她与我不同，她是社区书记，是整个社区16000多人的主心骨。所以，她用了“我不能怕”这样的短语回答我。
一位从韩国回来的姓关的女士在解除隔离后，专门买了水果到社区，说一定要当面谢谢赵秋梅，因为隔离期间，她的生活物资配送和垃圾清理都是赵秋梅包揽的。
“她是我被隔离期间最亲的人！”关女士说。
赵秋梅在那段时间确实是太忙了。白天要组织带领大家入户排查和宣传防疫，晚上还要把排查情况及时录入表格。高强度的工作，终于把她的肩周炎累发作了。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没办法在电脑上录入信息，她就把表格传到手机里，夜里躺在床上工作。我在脑海里尝试还原当时的场景：平躺，两臂垂直举起，不能伸直，否则本就累得充血的两眼会因为手机距离太远而看不清原本就窄小的屏幕，所以只能保持屈伸状态。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我只能保持3分钟，然后两臂会因为酸疼得厉害，不得不放下来休息。我不知道她举了多久，是否深夜11点17分给我回复信息时依然保持着这种姿态。
“我儿子是我们社区第一个志愿者。”当我问起她的儿子田竣文时，赵秋梅这样回答我。想必，他是受了她的影响。而她，因为儿子的理解、支持，及至选择和她并肩战斗，应是充满欣慰的。
最终，在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直到舒兰解封时，旭阳社区没有一例感染新冠肺炎的。
我至今都没见过赵秋梅，可能未来也未必有机会见到她。她的面貌在我脑海里依然模糊。但若干年后，如果再有人向我提起舒兰，可能除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和老黑沟惨案，或许我还会想起赵秋梅这个名字。想起她，不是因为她曾在深夜11点17分时发微信吵醒我，而是她让我感受到了一丝人间温暖。是的，我会想起她，尽管这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