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泰山封禅史迹新考

2022-03-13 09:1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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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泰山封禅史迹新考
周郢
（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

汉武帝刘彻曾于元封元年（前110）、于元封五年（前106）、太初元年（前104 ）、太初三年（前102）、天汉三年（前98）、太始四年（前93）、征和四年（前89）前后共八次巡幸、封禅泰山，留下众多遗迹。今对其中若干史迹史事予以探考。

一、汉武帝“泰山下东方封坛”考
汉武帝封禅泰山，在礼制上师心自用，一改旧说山顶筑坛以祭天，山下小山筑坛以祭地即一封一禅之成规，于山下增筑一封坛，成为二封一禅之格局。于此《史记·封禅书》记云：“天子行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据此汉武所筑之封天坛有二，其一在岱顶，另一在“泰山下东方”。后坛具体地址则史所未详。东汉时马第伯《封禅仪纪》中记山虞署有祭山坛：“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太平御览·地部》引作“石二枚，一是武帝时石，用五车载不能上，因置山中为屋，号五车石。一是刻号纪功德，立坛上）。”

[]
据马第伯所记祭山坛有“纪号石”，系“刻号纪功德”，可知即汉武帝所立《泰山刻石文》，亦即封禅刻石。则此祭山坛实为汉武封天坛。至于“祭山坛” 之名，刘兴顺先生《泰山国家祭祀史》推测系后来郡中祭祀泰山时，“借用汉武帝山下封天坛”，故而得名，言之成理，实可采信。
那么此一“东方封坛”位于何方呢？据马第伯记汉光武帝封禅驻跸奉高时，“国家（指皇帝）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卫公、褒城侯、东方诸侯、雒中小侯，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斋山虞。”君臣止宿皆在奉高城内外，太常下榻之山虞署虽在城外，亦应距奉高城不远。东方封坛既在山虞幕府（此应指后庭）中，则必在奉高城附近无疑。（过去或据《风俗通义》“岱宗庙在博县三十里，山虞长守之”语，认定山虞署设岱宗庙中，不确。“守”为掌管之义，并不是指驻守庙中。）
汉武帝为祀天而建的封天坛，为何不专建于泰山极顶，而是另建一处于“泰山下东方”，此恐与秦汉时代的“崇东”观念相关。清儒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八“东向坐”条言：“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此一古礼同人类认知空间方位先后及朝日风俗相关，除去堂室位次与交际之礼外,都城、陵寝布局及一些日常习俗也均体现此“东向为尊”观念 [] 。故汉武帝封禅时，首先行封天礼于“山下东方封坛”。山下之坛实为正坛，故封瘗玉牒书、立纪功刻石等一系列礼仪皆是在此坛举行。此后汉武帝屡屡“至奉高修封焉”，应主要指修葺此奉高城外的封天主坛。
由于世代变易，此汉武“泰山下东方”封天坛，在东汉之后便湮没无闻，但若细考史料，其遗址仍可指实。奉高故城（今故县）以北有村名北墠，姚庄大云寺金大定五年（1165）所立《华藏世界海图》碑（原碑已毁，日本京都大学藏有旧拓本，《八琼室金石补正》有录文），后香众中有“北善栾真、侯温、谷宽、姜顺、孟通” [] 等题名（善盖为墠之俗写），另民国十二年（1923）红门小泰山香社碑中也有“韩家北墠庄”“杨家北墠庄”“唐家北墠庄”等村名，知其名传之久远。而“墠”字之义，据《说文》：“祭处筑土为坛，除地为墠。”又《礼记·礼器》正义云：“封乎泰山者，谓封土为坛，在于泰山之上；禅乎梁甫者，读禅为墠，谓除地为墠，在于梁父，以告地也。” [] 《康熙字典》又谓墠字“与坛通”。《说文解字注》云：“凡言封禅，亦是坛墠而已。经典多用坛为墠。古音略同也。”关于墠之字意及与祭祀的关系，杨英《“封禅”溯源及战国、汉初封禅说考》有详细考述：“总地说来，在较早的文献（战国以前）中，‘封’指祭祀的含义是其指土堆上植树之‘封’的引申义；‘禅’字则尚未出现，当时有的是‘墠’字，指清整出的平地或于这平地上进行的祭祀或礼仪活动。‘封’、‘墠’均被纳入‘礼’体系内，这跟周代发生的‘礼’对早期宗教的彻底改造有关。经过周‘礼’的改造，因自然宗教而来的‘封’、‘墠’均被纳入了‘礼’的等级范围之内。” [] 要之，墠是与封禅之典密切相关的建筑。此村以北墠为名，自必与封禅有涉。而在岱东、奉高立有坛壝者，只有汉武帝一家（东汉光武帝时已“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故此墠址应即汉武帝之封天坛遗址。北墠村名当源于这一民间记忆。言“北墠”者，以其在奉高城北之故也。
此前泰山研究人员考察唐北墠村时，访问了李振华、于方林等几位八旬老人。据李振华介绍：“杨北墠原来有片苹果园，地势较高，很早以前叫北墠崖；唐北墠以前有座老石桥，叫唐桥子，也叫北墠桥。清末民初有位私塾先生叫李传师，是清末秀才，学问很深。听他讲，北墠是块风水宝地，一条神龙卧于村中，汉武帝曾在此筑坛。”学者李继生对唐北墠村发现的汉代砖瓦、陶器残片、画像石等遗存物进行分析，认为画像石与北墠崖均为汉代文化遗存 [] 。
汉武帝在奉高之营建，今又获一新史证。2005年前姚庄出土一瓦当，其文据书家之辨识，系“过宫盖观”，字体系汉代风格。其义为“超过所有的宫殿和观宇” [] 。按此语绝非普通宫室廨宇所可僭用，推测应为汉代封禅宫室或祠宇，此或为北墠为西汉封坛在此提供一则旁证。

二、汉代铜器中的“泰山宫”考
1961年12月28日，在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北部出土西汉铜器22件，其中12号铜鼎铭通高35.2厘米，口径32厘米，腹径29厘米，腹深22厘米，重15.3公斤。直耳，扁圆腹，环底，三蹄形足。有盖，盖上有三环钮。鼎盖朱书“第廿六”三字，器身有铭文五行三十字，文云：
泰山宫鼎，容一石，具盖并重六十二斤二两。甘露三年，工王意造。第百一十六。 []
又1972年，陕西乾县文物部门征集到一泰山宫铜行灯（一种悬挂或持用之灯具）。上灯盘直径为11.5厘米，深11.9厘米，下灯盘直径2.5厘米，深二点三厘米、通高7.5厘米。柄长6.5厘米，高7.5厘米，宽3厘米。灯足高2.5厘米。其下灯盘镌铭文曰：
泰山宫行灯，二盘并重四斤九两，甘露二年，工王意造。第四十一。 []
上述泰山宫鼎及行灯今分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及乾县文物管理所。
（一）汉“泰山宫”之建置：上述两件铜器皆镌“泰山宫鼎”，故引起考古学家之特别注意。陈直先生认为：“泰山宫，《汉书·地理志》在泰山郡下漏注，当为武帝封泰山时所建筑，以地名宫，与东阿宫同，皆不见于《地理志》注文。” [] 黄展岳先生对此说则持异议，认为此鼎应是立于泰山庙之物，称：“陈直先生断此泰山宫乃武帝封泰山时所建，而责《地理志》漏注，似尚有可议。案武帝元封元年始封泰山，翌年建明堂，其后又六次修封，史汉皆有翔实记载，苟另建有泰山宫，史汉恐不至漏失”，认为泰山宫可能即泰山庙之别名，“此鼎疑为泰山郡博县泰山庙原物。” [11] 泰山研究者多采后说，认为泰山宫即泰山庙（岱宗庙）。
今按：汉鼎铭中之“泰山宫”见于汉人旧籍。今试举证：《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一·总载帝王》引东汉蔡邕《独断》云：
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当乘舆以（或应为行）天下，故谓之车驾，天子自谓行在所。今虽在京师，言在行所也。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长安宫，在泰山则曰泰山宫，唯当时所在。
《四部丛刊》本《独断》卷上此段文字作：
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天子自谓曰行在所，犹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京师曰奏长安宫，在泰山则曰奏奉高宫，唯当时所在。
——蔡邕于此缕叙汉家制度，将“宫”专指为皇帝之“奏事处”，“在泰山则曰泰山宫”一语，更明确指出“泰山宫”为汉帝巡狩泰山时所居。蔡邕的这段记载，为辨清汉鼎中“泰山宫”属性提供了确证。
在《汉杂事》中也有一条类似记载，《太平御览》卷七十六《皇王部一·叙皇王上》引其书云：
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舆以行天下，犹谓之车驾，今虽在京师，京师言在行所。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长安宫，在泰山则曰奉商［高］宫，唯当时所至。
《汉杂事》与《独断》文字略同，当同出一源。有趣的是：《独断》称“在泰山则曰泰山宫”，而《汉杂事》则称“在泰山则曰奉高宫”（商为高之讹），这二字异文，遂使我们由此获知：泰山宫又名奉高宫。
“奉高”者，系汉武帝为祀泰山，而割嬴、博地所置之县。《太平御览》卷三九《地部四·泰山》引邱渊之《齐记》云：“泰山东岳也，瀛（嬴）、博二县共界，汉武封禅割置此县，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奉高宫名又见晋《太康郡国志》。《通典》卷五四《礼十四》注引其书云：“奉高千五百六户。此为奉高者，以事东岳，帝王禅代之处，是以殊之也。故有明堂，在县西南四里。又有奉高宫。”宫以“奉高”为名，当是因宫室建于奉高县境，而以地名宫（此例甚多，如陈直所举之“东阿宫”，此外见之于史籍还有“东平宫”、“汶阳宫”等）。西汉帝君巡狩至泰山者，惟有汉武帝刘彻一人，故“泰山宫”之建，应为汉武时事。
根据这两条汉人载记，我们可明确获知“泰山宫”为汉帝东巡泰山之行宫，建于奉高县境，而泰山庙为奉祀泰山之所，在相邻之博县境内（《汉书·地理志》“博有泰山庙”一语可证）。两者不仅性质迥异，地点亦自不同。可见陈直先生泰山宫为汉武封岱所筑宫室说实为确解，而他家认为泰山宫即泰山庙则不尽得当。
（二）汉“泰山宫”之罢废：“泰山宫鼎”之出土地，为汉上林苑故址；同时出土之铜器中，铭文多有“上林”之字可证；而“泰山宫行灯”现身地则乾县。现存两件泰山宫铜器全部出现于关中，当非偶然。这或与西汉晚期泰山宫之罢废有关。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在论述西汉后期祭祀状况时指出：“宣帝对封禅、巡狩兴趣有限，泰山及其周边的名堂等高等级祭祀不被强调。常规修封或仍有祠官代理，但皇帝从未亲巡，这当然使得泰山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又称：“因封禅与修封活动的冷却，以泰山为中心的东方祭祀圈逐渐衰微。” [12]
从大的历史轨迹来看，田天的论述是准确的，但若细绎史书，其间还是颇经曲折。汉武帝封禅停止后，泰山各种祀典渐次冷落。但宣帝即位后，为宣示其为武帝嫡曾孙之正统性，于本始二年（前72年）下诏称：“朕以渺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向）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书》卷八《宣帝纪》）下诏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为立庙。泰山为武帝封禅之所，其庙祀规模自应超出他郡。接着元康后数年间，凤凰、神雀数集泰山，宣帝至为大赦天下。宣帝对泰山加以崇祀，对先祖武帝之泰山行宫进行修葺也事在必行。铸造泰山宫鼎、泰山宫行灯应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随着昭宣中兴的结束，西汉进入衰败阶段，政局动荡，皇帝对东方之祀无力顾及，不仅再无帝王巡狩封禅，泰山祠祀在正史中也不被提及，至此泰山地区祠祀终被彻底“弱化与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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