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校在三里桥。
南校是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身中文系部分年级1982年以前之所在。
1995年毕业十年聚会去看望她的时候，已然是阜阳教育学院。二十年、三十年聚会地点在合肥，虽然也安排了回母校的议程，好像南校不在探望之列。2019年我带着家人去南校时，拆迁已近尾声，断壁残垣里，南校已不复存在。从此，南校便只在的心里，在隐隐约约的记忆中。
南校大门朝着公路，自阜阳去阜南出城至此三华里，三里桥地名也许就是因此而来，出大门向右不远确实有一座并不很宽的公路桥，水泥预制的栏杆不但不显精致，反倒在风尘之中给人一种灰灰蒙蒙的感觉，它是不是三里桥其时未作考证，今日更是无法确定了。
南校大门朝东，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朝着学校的本部——西清河畔那令人神往的六七座高楼和两排十几幢分三行南北向排列的平房，那时候，四层以上的房子都可以被算作是高楼大厦的。南校是相对于本部而言的，因此，本部也叫北校。其实，南校在北校西南，北校在南校东北。
中文系不在学校的本部，不在学校本部的还有艺术系音乐专业。音乐专业的师生要吊嗓子，在本部之外，在天籁和鸣的旷野是可以理解的，中文系为什么被拒之门外？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并不清楚。
42年前，初秋时节的一个下午，我从岳西经舒城颠簸了一天多，在合肥火车站得以中转阜阳。日以继夜的北上，经蚌埠、宿州在青龙山折而向西，到达阜阳火车站的时候，已是深夜，灯火昏黄。离别家乡，一怀愁绪中，倍感温暖的校车将我们接到了学校行政
楼兼图书馆前的小广场。下了车，我们被告知还要等，等有车来再将我们运往南校。黎明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理想和现实一经碰撞，失落便油然而生。尽管如此，从那时起就注定了这一生一世的经历中多了一个地方，增加了一个概念——南校。
南校由院里院外两部分构成。院外在北边，院里在南边。
院外是操场，空旷的场地里有一圈椭圆的跑道，大约400米的规格，一个暑假疯长的草尚未艾芜，也还没来得及铲除，跑道就像一个嵌在草中环。
院里是院舍。从大门进去一条东西走向大约两三米宽的已记不得是什么质地的路将院舍分成南北两部分。左边的建筑坐南朝北，大门向里，先是教室和夹杂其间的少量的教工宿舍，然后是学生寝室。寝室一直向西延伸，最西边的一排一改朝向，坐西朝东，南北向横着，直接做了院里的西院墙，那一排寝室住着的是女生，女生的宿舍和男生对宿舍之间不存在高墙阻隔，没有障碍，原生态般的连在一起。右边的建筑坐北朝南，大多是教工宿舍。最西边有一栋较长较高的建筑被隔成两段，东边一段是食堂，西边一节是礼堂。食堂大约有四五个饭菜窗口朝西开，一日三餐，从那里面出来的“辣糊汤”、“小酥肉”、“油炸馍”……是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美食。饭菜窗口外的另一段，按道理应该是食堂用餐的地方，但却被用作礼堂，记不清礼堂有没有集会的桌椅，餐桌是肯定没有的。打到饭菜以后我们大多都是蹲在寝室的门口或坐在寝室的床沿上要不就是坐在寝室里为数不多的骨牌凳上狼吞虎咽。蹲在门口用餐的大多是因为抵不过游离于寝室旁边叫卖声的诱惑。“馓子”、“麻花”、“花仁”、“打酵子”……小贩子并不是声嘶力竭的叫喊，是一种勾魂的吆喝，他那里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我这厮垂涎欲滴心慌意乱，不是食堂饭菜不好，端的是我这厢过于嘴馋！学生囊中羞涩，不碍事，若是上旬，饭菜票刚刚领过，“馓子”、“麻花”、“花仁”、“酵子”是可以用饭菜票去兑换，饭菜票按实折成人民币，汇率一比一；倘若是月底饭菜票快要光了，一番望洋兴叹后，千方百计中也会有成功的买卖，大胆的小贩子和信誉良好的学生便运用赊欠的方式成交。那种买卖过程中双方都表现出一种豪爽，一方说：“你怕啥？我又没毕业，还能跑了！”，另一方答道：“嘻，你说啥呀，你一个大学生，我还能怕你不讲信誉不成？”
礼堂开会的情景已经淡忘了，但是1981年初冬，大家在礼堂里就着那台电视看中国女排夺冠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女排战胜日本之后，整个南校沸腾了，大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表达那一刻的疯狂，便敲响自己的脸盆，瓶瓶罐罐，甚至于燃烧自己的衣物……
南校的平房中，除了教室和兼作食堂的大礼堂以外，大部分屋面还是麦秸秆的。我们的寝室就在低矮的麦秸秆屋面的房子里。这样低矮的屋子里偏偏住着一些高个子的同学，同寝室的“大个子”一米九几的身躯，瘦削，却挺拔，他睡在门口的地床，床不够长便用锯子锯掉床头的横木档，然后延伸一张骨牌凳。到班主任卢老师家去时，卢老师笑容可掬的在门里招呼我们进屋，“大个子”会在门前犹豫再三，然后低头弯腰在大家的笑声和聚集的目光里穿门而过。“大个子”的益处我们寝室的同学可以共享，冬日暖阳，砖块镶嵌的地上，砖缝里有时会冒水，不是晒鞋子的好地方，这样的时候，“大个子”便会将同学们的鞋子直接递到屋面上，不用骨牌凳垫脚。
南校很少有现代化的教辅器材，教室前后两块黑板，一方讲台。
苏老师心中藏着古代山河，动画着人文历史，悠悠千古兴亡事都在他仰天合目的叙述里付诸流水；当代人物形象在潘老师双手合拢、前倾后仰、抑扬顿挫中声情并茂、活灵活现……
南校的课是新颖而扎实的。天南海北的口音汇聚在一起，现代汉语老师口干舌燥地矫正着无奇不有的方音，有时她甚至要像口腔医生一样掰动着我们嘴里的发音器官矫正方音。“我是南京人”、“凤台刮大风，船到三里湾翻了”是至今不忘的前后鼻音以及“f”、“h”声母的矫正谱。
英语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因为基础差，最怕钱老师的课。一次课堂提问，我正怀着侥幸心理时，“…… Chu
Xianliang”，我隐约听到我的名字，像是不懂日语而认识汉子一样，我在望文生义中怯怯地、将信将疑地从座位上立起，接着她用流利的英语对我提问，我像听天书一般呆呆的望着她，上天入地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她给了我台阶：“I'm
sorry，Please sit
down”。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应该为此而脸红，可那一刻我分明地看到钱老师低头去翻动她讲台上的教本时姣好的脸上现了绯红，她或许是在为自己的对牛弹琴而羞赧……
“以群的本子”深奥莫测，黄老师诸如“人啊人”一类天花乱坠的文学现象罗列和分析令人眼花缭乱，在形象思维尚未形成之际，我们用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方法对付文艺理论，用蛮干的方法开山找矿。期末考试快要到了，南校西边飞机场的绿篱边下，我曾经接连几个下午背诵着以群的本子。今天当我们回望《文学的基本原理》这部著作时，方才懂得实践与理论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幽微。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拥有了生活的阅历、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甚至经历了一些创作的尝试之后，再回味当年所接触到的文艺理论时，它是那么清晰而形象，而当年，我们是多么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我的印象中班主任卢老师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从担任临时班干再到学生会任职，这一切起始于卢老师提携。刚刚入校的一个晚上，卢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就我担任临时班干的想法征求我的意见，我在胆怯中应允。记得当时临时班干有四人，我负责文体这一块，我做得并不好，在操场上领跑时，居然带着大家顺时针跑……一个月以后，在正式选举班干时，除了自己一票外，居然得到全班同学的肯定，半个学期时，我正在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惴惴不安时卢老师又一次推荐我到系学生会任职……一天下午，我们81级两个班的同学到市人民剧院看电影，回来时错过了晚饭时间，食堂的门紧闭着，师傅们已经下班回家了，我们居然擅自敲开了食堂的饭菜窗口……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正在学校准备调查处理之际，卢老师将我们几位班干召集到他家，让我们从大家手里收取饭菜票交到食堂去，修理好饭菜窗户，统一口径向学校解释：系里组织集体看电影，回校时错过了吃饭的时间，由于没有衔接好，食堂的师傅没能留岗，同学们饥肠辘辘之际，学生会便临时组织几位干部，卖了食堂的饭菜。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之后卢老师曾经严肃的告诫过我们：这个事情是一个教训，你们今后的道路很长……
南校令人扼腕痛惜的一件事是唐和军同学的病退。唐和军同学太湖人，在临时班干中负责生活这一块，一次大扫除之后，他走上讲台海阔天空，言行失去了分寸，他贬低自己学校的同时吹嘘自己曾经是华师大的学生……他夸张的表现起先让大家有些不能适应，甚至反感。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晚他居然在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了自己珍藏的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他的通知书……第二天，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便踪影全无了，全班同学分头找寻，傍晚时分，他独自一人光着膀子于兴高采烈中回来了，问其行踪，答非所问。不日，他的穿着军人制服的叔叔来了，接他回家，这时我们才从唐叔叔的口中得知唐和军的确在之前一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华师大，但是，他的精神出了问题，等治好病以后已经是1981年的春天，他不得不赶新一年的高考，匆忙上阵，又一次被大学录取，成为我们的同学，旧病复发，他必须再一次回去治疗。从那以后，只从老师那里得到过一两次关于他的消息，长时间治理仍不见好转。后来又听说他恢复正常了，但是，已经超过了学籍保留的期限，回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据说是在老家做了一份自谋职业的事情。毕业以后我曾经去他所在的县城找他的叔叔，也托人在县域内寻找过他本人，皆无果而终。自此以后，我便常有坏的假设：他终究会不会因为精神疾病反复发作而不治，或是因为不堪精神的折磨而走了极端？
南校的冬天很冷，也无取暖的设备，熬过了那个冬天，春节就过了，我们搬到了向往已久的本部，在西清河畔，一切都鸟枪换炮了。
2023.7.23.完稿，8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