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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
——以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例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由众多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沉淀生成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包涵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元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间的交流是促进不同民族相互认同、融合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对经济间的交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通道，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居住在青藏高原及西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横跨区域大，涉及民族多，本文仅以丽江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主旨。
一、茶马古道概念及区域历史关系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开拓与青藏高原、西南区域的历史关系极为密切，这些区域间的政治势力及多元文化既是构成茶马古道文化的主体，也构成了开拓茶马古道的推动力。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大理势力彼此消长，在与中央王朝的分分合合中，通过战争、和亲、经贸、政治等多种关系，有力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
从茶马古道的历史来考察，居于青藏高原的藏区是茶马古道的兴起之源，藏区特殊的雪域气候地貌决定了与内地，尤其是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杨福泉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提到，“向藏区输出的主要有毡、布、棉绸、砂金、朴硝、铁、金、银、丽江马和茶叶；从西藏输入的主要有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红花、黄连、绿松石等。”[]其中茶叶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茶成为藏民饮食民俗的突出代表，藏民称茶叶为“血”、“肉”、“生命”，[]从中反映了茶叶在藏民生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藏区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又与南诏、大理、历代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政治对立、军事冲突时期，民间的、区域的、民族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隔绝，这种长时期的相互交流、深化了对国家及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也推动了茶马古道的不断拓展、延伸。
藏区需要茶叶，而茶叶产地在西南地区，早期以云南茶叶为主。云南茶叶产地集中在现在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历史上这些区域在唐宋时期由南诏、大理国统治，元朝以后纳入国家统一版图。元朝之前，南诏、大理两个王朝在中国西南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并与吐蕃、唐宋两个朝代构成了茶马古道重要的推动力。南诏、大理在历史、区域上有延续性，在疆域上，分别与西北的吐蕃、东部的唐、宋中央王朝相接壤，政治上分分合合，军事上相互攘夺，经济上相互来往，互通有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加深了彼此的文化联系。南诏、大理两个朝代在汉文化与藏文化之间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其自身不仅吸纳了大量的汉藏文化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区域乃至南亚、东南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大理被称为“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绝非偶然。隋唐至元朝初期的五百多年历史中，如果没有南诏、大理这两个相对统一、稳定的地方政权，西南地区未免陷入“夜郎自大”、各自为政、互不统摄的纷争混乱状态，不仅与中原、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无从谈起，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延伸也会受到严重阻碍。
就茶马古道的核心区而言，主要指滇、川、藏三大区域，而丽江刚好位于这三大区域的交会区域，突显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丽江与茶马古道之间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系，这一历史关系既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拓展、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木氏土司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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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氏土司的崛起与边疆经略
学术界一般认为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丽江与茶马古道的历史关系也是始于这一时期，尤其自元朝以来，二者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主要原因在于，元以前，丽江一直处于南诏、大理、吐蕃的地方政权之间的博弈空间中，加上长时期的内部纷争，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同时，这一时期，地方势力间的割据纷争也不利于茶马古道的有机联系。所以唐宋至元的漫长历史时期，茶马古道虽已成型，但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元朝以来，云南、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版图，丽江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不断蓄积实力，成为雄控滇川藏交汇区域的一方霸主，时间近五百年。木氏土司依恃中央王朝，大力吸收汉、藏、白等多元文化，促进了纳西族的统一，同时凭借“西北藩篱”、“辑宁边境”的地位经略藏区，使其势力范围扩张至昌都、巴塘、里塘，在藏区扶持藏传佛教、引入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区域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木氏土司也被藏民称为“木天王”。元明清三代近五百年时间内，木氏土司为滇川藏交汇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大力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发展与兴盛，成为继续开拓茶马古道的主要力量。
木氏土司势力的崛起与元帝国一统天下密切相关，在“元跨革囊”的历史事件中，木氏先祖麦良能够审时度势，迎降了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并随军平定大理国，由此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元朝在丽江设置行政机构，任麦良为地方行政首领，极大地提高了纳西族在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同时，国家统一后翦除了吐蕃、大理两大势力对丽江的威慑，使纳西族有了一个从容不迫、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郭大烈指出，“没有忽必烈南征,就没有纳西族元明以后的发展。”[]
元朝灭亡后，藏区势力处于割据纷争状态，对明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纳西族首领阿得率先向入滇明朝军队投诚，并继封为丽江军民总管府土知府，成为明王朝防止西藏势力南下的重要地方力量。木氏土司依恃明朝支持，频繁向藏区用兵，据《木氏宦谱》记载，木氏曾向鼠罗（四川木里）用兵达20多次，土司木森在位16年，出征鼠罗16次。经过十几代土司的百年争战，明末木氏势力扩大了许多，东北面已达四川雅砻江流域，北面达巴塘、理塘、昌都一带；西面达今缅甸梅恩开江一线。[]木氏土司在藏区进行军事活动的同时，在其征服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兴建了许多著名寺院，也资助过诸多噶玛噶举派高僧。1614年，土司木增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大典《甘珠尔》。这部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的经典历时9年才得以完成，史称丽江版《甘珠尔》。如今，这部经书已是拉萨大昭寺的传寺之宝。同时，大量的纳西族也迁移到这些占领地区，以巩固木氏统治地位。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丽江与藏区的文化融合。“随着这种军事扩张，加上纳西族此时社会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纳西文化开始进入康巴地区，其语言、习俗及生产技术等开始对康巴产生一定影响。改土归流之后，清王朝在川滇藏毗邻地区的统治明显得到加强，滇西北纳西族土司已无力量再向康巴扩张和移民，但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大大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经济，纳西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丽江逐渐成为滇西北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同时，由于割据与封闭被打破，滇西北与康巴南部地区渐成为一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区域，纳西族地区与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增多，丽江对相邻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也因此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康巴文化的形成发展有所影响。”[]
纳西族学者戈阿干在滇川藏考察中发现，从德钦一盐井一昌都这一带还有七个村庄保留着“本逊”[]制度，另一条康巴线路有八个本逊村。在藏族区域本逊的保留历史比纳西族村还要长久。纳西族的本逊是选举的，藏族是世袭的。怒江的察瓦龙一带，独龙江上游至今仍有木氏土司文化遗留。独龙人至今叫纳西人为“龙”，“龙当”意为“纳西人的地方”，“龙拇”意为“木老爷统治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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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影响
木氏土司对西北藏区实行军事征服与文化扶持的双管政策，而对丽江周边各族土司采取了政治联盟、文化结盟的软性政策，如木氏与鹤庆、北胜、邓川、蒗蕖、兰坪、顺州、姚安、通安等土知府、土酋通婚，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通过捐资建寺、修志刻书等方式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木增在位时捐资兴建了鸡足山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同时兴建了“华严阁”、“一纳轩”，木靖捐建了“尊胜塔院”。木增在位时，聘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木增还捐资把珍藏在鸡足山的佛典《华严忏法》42卷送到苏州精刻，并请著名学者钱谦益作序，请著名高僧、苏州中峰禅院住持苍雪校核，精印后赠送江南各寺院。因此，史称“山中修建功德，以增为最”。[]另外，在大理境内的鹤庆、剑川等地也捐建了龙华寺、云鹤寺、光明寺、尊经阁等佛教建筑。
有明一代，汉文化对丽江文化影响极大，其中作为丽江统治阶层的木氏土司贡献尤大。木氏土司深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源于中央王朝的扶持，这要求除了在政治上忠贞不贰外，文化认同尤为关键，故明清历代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学习、引进一直率先垂范，孜孜不倦。《明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土司在境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福国寺、三清殿、皈依堂、觉显寺、护法堂、万德宫、珊碧院、光碧楼、寒潭、大觉宫、大宝积宫、琉璃殿、玄天阁等汉传佛教、道教建筑，在木府内建有万卷楼，“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乾隆《丽江府志》说：“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木增有《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地描画了“万卷楼”藏书之富。同时在鸡足山华严寺、永胜灵源寺观音寺藏经楼，芝山解脱林等寺宇中也收藏了大量经书。
木氏土司这种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影响到了丽江的文化上，如丽江壁画的表现题材融合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内容，艺术上融汇了中原传统技法和藏族、纳西族的绘画风格，成为各民族团结友谊的结晶。
木氏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忠臣官吏，木氏土司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上，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进步、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实行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合共荣的政策，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地区实行和而不同、共荣共生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形成了这一区域多元文化特色。木氏土司本身热衷于学习汉文化，涌现了“木氏六公”为代表的作家群，这种风气深刻地影响、渗透到纳西族的民间，引发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变迁。木氏土司这种开放进取、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保境安民的执政理念在促进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木氏土司的历史贡献没有得到客观评价，改土归流时期，流官通过“贪暴淫忽”、“愚黔首”等罪名全面诋毁、否定木氏土司[11]，并借此来树立“以夏变夷”的正当性。清代文人杨昌认为木氏土司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能保境安民，使百姓数百年不受兵祸之患，这为全国许多土司做不到；土民控告或有其实，但历代木氏土司的“昏明仁暴”要具体分析，同样，“选授之令”(流官)，也有“昏明仁暴”之别，不能一概而论。木氏土司施政，某些方面，也适合当地的实际(宜民)，不然早已“亲离众叛，斩木揭竿”，起来造反了。“至于文教显晦”，也有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某些办学较早的地方，至今(嘉庆)也未有人考中进士，丽江所属之中甸、维西，改土归流百年来参加科举考试者也寥寥无几，这又是什么原因?杨昌曾说：“盘错深而文章生，阅历久而识力定。”
四、木氏土司对拓展茶马古道的历史贡献
一些学者认为，丽江本身处于滇川藏交汇区域，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即使没有木氏土司的文治武功，不同区域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是历史存在的，所以茶马古道与丽江的联系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贸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法国人类学家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13]没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彼此间文化联系，单纯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反过来，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战略区域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重灾区，这样的历史个案古往今来比比皆是。从区域版图上看，内地到藏区线路也并非仅此途经丽江的一条，除了川藏线，从滇西南的产茶区出发，经怒江、缅甸都可抵达藏区，且多为直线距离。事实上也存在着途经普洱、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入藏区另一条滇藏茶马古道，但其作用不抵途经丽江的滇藏线，且只是近代形成，没有成为主干道。
为何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关键一个因素是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文化关系使然。内地的不少马帮、商客因气候、文化、心理等因素视藏区为畏途，到丽江就没有继续北上，而藏族马帮也把丽江作为终点站。丽江在历史上一直是汉、藏文化的边界，藏传佛教传播到丽江就无力南下，汉文化也到丽江后就渗透力减弱。丽江文化圈受汉藏两大文化圈的长期影响浸润，成为两大文化的交融区域。这与纳西族与藏族深厚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在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族源上同源于古羌人；在民族活动的地理环境上一直处于杂居、毗邻的关系；在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交流、融合的关系，即使在历史上相互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并未割断过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纳西族与藏族彼此认同为兄弟关系。这种深厚关系贯穿了整个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中，成为两个民族关系史中的主线。正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关系，藏族和纳西族成为推动“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这种历史关系的形成，与历代木氏土司苦心经营滇西北近五百年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可以说，在木氏土司统治滇西北的近五年历史期间，在较长时期内达成了稳定的政治格局，为茶马古道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环境；其次，在其统治区域内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实行封建经济制度，使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滇西北经济圈的形成，深化了滇、川、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文化上，木氏土司实行开放、包容、和合的政策，加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互信、互尊、互助的民族关系，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机的文化纽带；第四，历史上的历代木氏土司自身“知诗书，好礼守义”，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这一区域各民族与国家的有机联系，深化了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小 结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它与历史上各民族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交交往交流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有个从本民族内部到与其他民族之间，从本土到周边区域，从周边区域到国家乃至国际范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交往交流交融范围与程度不断扩大、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上的一些民族领袖、地方土司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14]这一观点在茶马古道上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彝族、基诺族等西南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并通过这一古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往来，沉淀生成了区域民族共同体关系，客观上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茶马古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间联结纽带与文化认同的催化剂，促进了区域间的民族交融，深化了国家认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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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例
杨杰宏（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由众多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沉淀生成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包涵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多元内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间的交流是促进不同民族相互认同、融合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对经济间的交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不只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通道，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居住在青藏高原及西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横跨区域大，涉及民族多，本文仅以丽江木氏土司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主旨。
一、茶马古道概念及区域历史关系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开拓与青藏高原、西南区域的历史关系极为密切，这些区域间的政治势力及多元文化既是构成茶马古道文化的主体，也构成了开拓茶马古道的推动力。唐宋时期，吐蕃、南诏、大理势力彼此消长，在与中央王朝的分分合合中，通过战争、和亲、经贸、政治等多种关系，有力促进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
从茶马古道的历史来考察，居于青藏高原的藏区是茶马古道的兴起之源，藏区特殊的雪域气候地貌决定了与内地，尤其是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杨福泉在《唐代以来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提到，“向藏区输出的主要有毡、布、棉绸、砂金、朴硝、铁、金、银、丽江马和茶叶；从西藏输入的主要有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红花、黄连、绿松石等。”[]其中茶叶是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酥油茶成为藏民饮食民俗的突出代表，藏民称茶叶为“血”、“肉”、“生命”，[]从中反映了茶叶在藏民生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藏区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又与南诏、大理、历代中央王朝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政治对立、军事冲突时期，民间的、区域的、民族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隔绝，这种长时期的相互交流、深化了对国家及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也推动了茶马古道的不断拓展、延伸。
藏区需要茶叶，而茶叶产地在西南地区，早期以云南茶叶为主。云南茶叶产地集中在现在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历史上这些区域在唐宋时期由南诏、大理国统治，元朝以后纳入国家统一版图。元朝之前，南诏、大理两个王朝在中国西南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并与吐蕃、唐宋两个朝代构成了茶马古道重要的推动力。南诏、大理在历史、区域上有延续性，在疆域上，分别与西北的吐蕃、东部的唐、宋中央王朝相接壤，政治上分分合合，军事上相互攘夺，经济上相互来往，互通有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加深了彼此的文化联系。南诏、大理两个朝代在汉文化与藏文化之间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其自身不仅吸纳了大量的汉藏文化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区域乃至南亚、东南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大理被称为“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绝非偶然。隋唐至元朝初期的五百多年历史中，如果没有南诏、大理这两个相对统一、稳定的地方政权，西南地区未免陷入“夜郎自大”、各自为政、互不统摄的纷争混乱状态，不仅与中原、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无从谈起，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延伸也会受到严重阻碍。
就茶马古道的核心区而言，主要指滇、川、藏三大区域，而丽江刚好位于这三大区域的交会区域，突显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位。丽江与茶马古道之间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关系，这一历史关系既对茶马古道的形成、拓展、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木氏土司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二、木氏土司的崛起与边疆经略
学术界一般认为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丽江与茶马古道的历史关系也是始于这一时期，尤其自元朝以来，二者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主要原因在于，元以前，丽江一直处于南诏、大理、吐蕃的地方政权之间的博弈空间中，加上长时期的内部纷争，难以形成统一力量；同时，这一时期，地方势力间的割据纷争也不利于茶马古道的有机联系。所以唐宋至元的漫长历史时期，茶马古道虽已成型，但未能得到有效拓展。
元朝以来，云南、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版图，丽江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不断蓄积实力，成为雄控滇川藏交汇区域的一方霸主，时间近五百年。木氏土司依恃中央王朝，大力吸收汉、藏、白等多元文化，促进了纳西族的统一，同时凭借“西北藩篱”、“辑宁边境”的地位经略藏区，使其势力范围扩张至昌都、巴塘、里塘，在藏区扶持藏传佛教、引入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区域经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木氏土司也被藏民称为“木天王”。元明清三代近五百年时间内，木氏土司为滇川藏交汇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大力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发展与兴盛，成为继续开拓茶马古道的主要力量。
木氏土司势力的崛起与元帝国一统天下密切相关，在“元跨革囊”的历史事件中，木氏先祖麦良能够审时度势，迎降了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大军，并随军平定大理国，由此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元朝在丽江设置行政机构，任麦良为地方行政首领，极大地提高了纳西族在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同时，国家统一后翦除了吐蕃、大理两大势力对丽江的威慑，使纳西族有了一个从容不迫、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郭大烈指出，“没有忽必烈南征,就没有纳西族元明以后的发展。”[]
元朝灭亡后，藏区势力处于割据纷争状态，对明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纳西族首领阿得率先向入滇明朝军队投诚，并继封为丽江军民总管府土知府，成为明王朝防止西藏势力南下的重要地方力量。木氏土司依恃明朝支持，频繁向藏区用兵，据《木氏宦谱》记载，木氏曾向鼠罗（四川木里）用兵达20多次，土司木森在位16年，出征鼠罗16次。经过十几代土司的百年争战，明末木氏势力扩大了许多，东北面已达四川雅砻江流域，北面达巴塘、理塘、昌都一带；西面达今缅甸梅恩开江一线。[]木氏土司在藏区进行军事活动的同时，在其征服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兴建了许多著名寺院，也资助过诸多噶玛噶举派高僧。1614年，土司木增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大典《甘珠尔》。这部108卷包括一千多篇文献的经典历时9年才得以完成，史称丽江版《甘珠尔》。如今，这部经书已是拉萨大昭寺的传寺之宝。同时，大量的纳西族也迁移到这些占领地区，以巩固木氏统治地位。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丽江与藏区的文化融合。“随着这种军事扩张，加上纳西族此时社会经济已有较大发展，纳西文化开始进入康巴地区，其语言、习俗及生产技术等开始对康巴产生一定影响。改土归流之后，清王朝在川滇藏毗邻地区的统治明显得到加强，滇西北纳西族土司已无力量再向康巴扩张和移民，但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大大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的经济，纳西文化也得到迅速发展，丽江逐渐成为滇西北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同时，由于割据与封闭被打破，滇西北与康巴南部地区渐成为一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区域，纳西族地区与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空前增多，丽江对相邻康巴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也因此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康巴文化的形成发展有所影响。”[]
纳西族学者戈阿干在滇川藏考察中发现，从德钦一盐井一昌都这一带还有七个村庄保留着“本逊”[]制度，另一条康巴线路有八个本逊村。在藏族区域本逊的保留历史比纳西族村还要长久。纳西族的本逊是选举的，藏族是世袭的。怒江的察瓦龙一带，独龙江上游至今仍有木氏土司文化遗留。独龙人至今叫纳西人为“龙”，“龙当”意为“纳西人的地方”，“龙拇”意为“木老爷统治过的地方”。
三、木氏土司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影响
木氏土司对西北藏区实行军事征服与文化扶持的双管政策，而对丽江周边各族土司采取了政治联盟、文化结盟的软性政策，如木氏与鹤庆、北胜、邓川、蒗蕖、兰坪、顺州、姚安、通安等土知府、土酋通婚，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通过捐资建寺、修志刻书等方式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木增在位时捐资兴建了鸡足山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悉檀寺，同时兴建了“华严阁”、“一纳轩”，木靖捐建了“尊胜塔院”。木增在位时，聘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木增还捐资把珍藏在鸡足山的佛典《华严忏法》42卷送到苏州精刻，并请著名学者钱谦益作序，请著名高僧、苏州中峰禅院住持苍雪校核，精印后赠送江南各寺院。因此，史称“山中修建功德，以增为最”。[]另外，在大理境内的鹤庆、剑川等地也捐建了龙华寺、云鹤寺、光明寺、尊经阁等佛教建筑。
有明一代，汉文化对丽江文化影响极大，其中作为丽江统治阶层的木氏土司贡献尤大。木氏土司深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源于中央王朝的扶持，这要求除了在政治上忠贞不贰外，文化认同尤为关键，故明清历代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学习、引进一直率先垂范，孜孜不倦。《明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土司在境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福国寺、三清殿、皈依堂、觉显寺、护法堂、万德宫、珊碧院、光碧楼、寒潭、大觉宫、大宝积宫、琉璃殿、玄天阁等汉传佛教、道教建筑，在木府内建有万卷楼，“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卷，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乾隆《丽江府志》说：“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家有万卷楼。”木增有《检书》诗云；“万卷浑如邺架藏，清藜小阁满云香”，生动地描画了“万卷楼”藏书之富。同时在鸡足山华严寺、永胜灵源寺观音寺藏经楼，芝山解脱林等寺宇中也收藏了大量经书。
木氏土司这种对待多元文化的态度影响到了丽江的文化上，如丽江壁画的表现题材融合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多元宗教内容，艺术上融汇了中原传统技法和藏族、纳西族的绘画风格，成为各民族团结友谊的结晶。
木氏土司作为中央王朝的忠臣官吏，木氏土司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局上，为国家的稳定，民族的进步、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实行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合共荣的政策，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地区实行和而不同、共荣共生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形成了这一区域多元文化特色。木氏土司本身热衷于学习汉文化，涌现了“木氏六公”为代表的作家群，这种风气深刻地影响、渗透到纳西族的民间，引发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大变迁。木氏土司这种开放进取、与时俱进、兼容并包、保境安民的执政理念在促进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木氏土司的历史贡献没有得到客观评价，改土归流时期，流官通过“贪暴淫忽”、“愚黔首”等罪名全面诋毁、否定木氏土司[11]，并借此来树立“以夏变夷”的正当性。清代文人杨昌认为木氏土司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能保境安民，使百姓数百年不受兵祸之患，这为全国许多土司做不到；土民控告或有其实，但历代木氏土司的“昏明仁暴”要具体分析，同样，“选授之令”(流官)，也有“昏明仁暴”之别，不能一概而论。木氏土司施政，某些方面，也适合当地的实际(宜民)，不然早已“亲离众叛，斩木揭竿”，起来造反了。“至于文教显晦”，也有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某些办学较早的地方，至今(嘉庆)也未有人考中进士，丽江所属之中甸、维西，改土归流百年来参加科举考试者也寥寥无几，这又是什么原因?杨昌曾说：“盘错深而文章生，阅历久而识力定。”
四、木氏土司对拓展茶马古道的历史贡献
一些学者认为，丽江本身处于滇川藏交汇区域，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即使没有木氏土司的文治武功，不同区域民族间的经济贸易是历史存在的，所以茶马古道与丽江的联系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这种观点忽略了经济贸易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法国人类学家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13]没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彼此间文化联系，单纯的经济活动是不存在的。反过来，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战略区域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硝烟弥漫，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重灾区，这样的历史个案古往今来比比皆是。从区域版图上看，内地到藏区线路也并非仅此途经丽江的一条，除了川藏线，从滇西南的产茶区出发，经怒江、缅甸都可抵达藏区，且多为直线距离。事实上也存在着途经普洱、大理、六库、福贡、丙中落、五里进入藏区另一条滇藏茶马古道，但其作用不抵途经丽江的滇藏线，且只是近代形成，没有成为主干道。
为何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关键一个因素是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文化关系使然。内地的不少马帮、商客因气候、文化、心理等因素视藏区为畏途，到丽江就没有继续北上，而藏族马帮也把丽江作为终点站。丽江在历史上一直是汉、藏文化的边界，藏传佛教传播到丽江就无力南下，汉文化也到丽江后就渗透力减弱。丽江文化圈受汉藏两大文化圈的长期影响浸润，成为两大文化的交融区域。这与纳西族与藏族深厚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在语言上，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族源上同源于古羌人；在民族活动的地理环境上一直处于杂居、毗邻的关系；在经济、文化上一直处于交流、融合的关系，即使在历史上相互间发生过一些战争，但并未割断过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纳西族与藏族彼此认同为兄弟关系。这种深厚关系贯穿了整个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中，成为两个民族关系史中的主线。正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历史关系，藏族和纳西族成为推动“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这种历史关系的形成，与历代木氏土司苦心经营滇西北近五百年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可以说，在木氏土司统治滇西北的近五年历史期间，在较长时期内达成了稳定的政治格局，为茶马古道的拓展、深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环境；其次，在其统治区域内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实行封建经济制度，使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滇西北经济圈的形成，深化了滇、川、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文化上，木氏土司实行开放、包容、和合的政策，加强了不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互信、互尊、互助的民族关系，为茶马古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机的文化纽带；第四，历史上的历代木氏土司自身“知诗书，好礼守义”，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促进了这一区域各民族与国家的有机联系，深化了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小 结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它与历史上各民族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等交交往交流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有个从本民族内部到与其他民族之间，从本土到周边区域，从周边区域到国家乃至国际范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交往交流交融范围与程度不断扩大、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上的一些民族领袖、地方土司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14]这一观点在茶马古道上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布朗族、彝族、基诺族等西南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并通过这一古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往来，沉淀生成了区域民族共同体关系，客观上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茶马古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间联结纽带与文化认同的催化剂，促进了区域间的民族交融，深化了国家认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