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淦桥边的祭奠
钱昌淦后人在昌淦桥边
昌淦桥前祭奠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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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淦桥边的祭奠
钱昌淦后人在昌淦桥边
昌淦桥前祭奠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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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钱昌淦美国家人来到昌淦桥（功果新桥）祭奠父亲
2010年10月29日，钱昌淦家人一行和云南电视台如约来到昌淦桥（功果新桥），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祭奠父亲的仪式，仪式简短庄重。他们一家人激动地留下了热泪，我们在一旁也为之动容。
昌淦桥是抗战时间滇缅公路上一座非常著名的桥梁，遭受到日本飞机无数次的轰炸，甚至被炸断过，但是很快就被云南工程人员修复。原来这座桥梁叫做功果新桥，这是因为这里有一座老桥叫做功果桥，所以新建的桥梁就叫功果新桥。而叫功果桥的来源是这里的村庄就叫功果村。1940年10月29日，在滇缅公路负责修筑桥梁的工程师和负责人钱昌淦所乘坐的飞机被日机击落牺牲，故而这座功果新桥就改名为昌淦桥。
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因为新修水坝和电站（小湾电站），这里即将全部湮没，昌淦桥已经消失了。被云龙县拆卸下来准备来日建立博物馆，这样昌淦桥可以永远保存下来！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钱昌淦在美国的二个儿子分别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共八人，还有专门从成都赶来的钱昌淦的侄子夫妇，以及导游郑欧女士，另外就是云南电视台编导刘羽，摄像小赵和翻译小余，还有我，一共十五人。
2010年10月28日，钱昌淦家人八人和云南电视台如约在保山会见，我们都是前一天从昆明赶来，他们是坐飞机来的。我和电视台由于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就坐汽车。
翁家贵（中），钱祖杭（左）和钱祖美
这一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在保山的翁家贵老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一次小型的聚会。翁家贵老人是当年的南洋技工。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修筑好以后，大批有技术的南洋华侨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他们大部分分配到滇缅公路做司机，担任抢运抗战物资的工作。他们主要就是把在缅甸腊戌的美国支援中国的作战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抢运到昆明。所以他们每次都要经过澜沧江的功果桥和后来改名的昌淦桥。
97岁高龄的翁家贵老人本来身体不好，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听说这次来的人是修筑功果桥的工程师钱昌淦一家人就很兴奋，决定前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见大家。
在聚会上，翁家贵老师详细给大家介绍了战争时期他经过功果新桥（也就是昌淦桥）的经历。他说那时功果新桥已经改名为昌淦桥了，“昌淦桥”三个大字就是写在桥梁上方，使用毛笔写在铁片上的，每一个字一个铁皮，大约就是半米见方的铁片，一块铁片写一个字。但是在他第三次经过昌淦桥时，桥梁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当时他驾驶的汽车距离桥梁还有几公里，所以并没有见到桥梁被炸毁的经过。他说那时昌淦桥是滇缅公路上最好的桥梁。每次一辆跟着一辆过桥都没有问题。而其他的桥梁必须一辆过了以后，再过另外一辆。
另外一名已故的南侨技工王亚六老先生多年以前曾经和我说过，他从昆明返回腊戌抢运物资时，他的车辆刚刚抵达昌淦桥时，正好遇到这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就在他即将过桥的刹那间，桥梁就被轰炸了。如果他稍微早一点赶到桥上，那么他就会和桥梁一同葬身鱼腹。当桥梁被抢修完毕后，他驾驶这汽车第一个通过昌淦桥……
这也许是昌淦桥一家人第一次见到了最接近父亲的人。所以他们感到格外高兴。我们在宾馆的大厅从那里的茶几和椅子简单搭建了一个会客的场所，七十多岁的钱昌淦的两个儿子，老大钱祖美（英文名字是Alan Chien）和老三钱祖杭(Geroge Chien)分别坐在翁老先生的两边。
大家知道，钱昌淦是中国抗战期间有名的桥梁工程师，战前留学美国，在美国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生下三个儿子（其中一位儿子已经去世了）。战争爆发后，钱昌淦回国参加抗战。曾经参加建造国内有有名的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工作，所以把老三的名字取名为祖杭。后来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钱昌淦就受命来到云南修建滇缅公路的桥梁。钱昌淦回国后，曾经一度把美国妻子和在美国出生的三个儿子也接到了中国，后来局势紧张就把妻儿送回了更加安全的美国。不仅钱昌淦就牺牲了，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到她的第二故乡中国。儿子也仅仅只有老三乔治旅游时来过中国。
这次他们来云南，是专门为了观看父亲建造的桥梁——昌淦桥的。所以乔治动员的身体不太好的老大，他们分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来到云南的。
在中国的钱昌淦的侄子叶祖良夫妇也从成都专程赶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就在我们为会见翁家贵老人举行的聚会的途中，叶先生夫妇才匆匆赶来，所以这个聚会也变成了叶先生夫妇的欢迎会。
29日，我们兴致勃勃地从保山出发前往几十公里以外的昌淦桥。但是在路上我们才听说由于澜沧江上新修水坝和电站（小湾电站），昌淦桥一带要被湮没，所以昌淦桥已经被拆卸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如同“五雷轰顶”！！因为在出发前，美国导游郑欧女士曾经询问过我昌淦桥那一带的情况，通公路吗？好走吗？我不假思索就说好走！因为我去过多次，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要修电站桥梁会被湮没的事情。路上我焦急的打听情况，结果听说当地政府云龙县已经把桥梁拆卸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准备以后建立一个桥梁博物馆。
我不得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昌淦一家人。虽然感觉有些遗憾，但是他们说可以看到昌淦桥的遗址，也可以看到拆卸下来的桥梁仍然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继续前进！！沿途我们发现澜沧江的水位的确上升了许多，就连多年来一直连同永平和保山的“永保桥”已经被彻底湮没了。沿途的老百姓也不知道现在是否大水已经湮没了功果桥和昌淦桥的原址……
中午我们赶到了原来的老功果桥的位置，前面的路已经不见了，沿途到处都是兴建水坝的工程和器材。甚至功果桥和功果村也已经被工程填平了。我们只好下车徒步行走了700米，来到了昌淦桥旧址……
正如老百姓告诉我们的，伟大的昌淦桥已经不见了，远远看去，仅仅可以看到昌淦桥的座基，甚至连昌淦桥的桥墩也已经不见了。我们所处的江西位置已经高出了原来的老滇缅公路许多。
我看着不见踪影的昌淦桥的位置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我没有做一点调查就告诉他们可以来到这里。我看着祖美和祖杭他们也是感慨万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看一看自己父亲所建造的桥梁……
由于父亲去世的早，他们年龄很小，远在美国的母亲由于是美国人，实际上对丈夫如何牺牲的情况也不是非常了解。战后又是中美两国长期几十年的隔阂，以后母亲去世，他们也分别成家立业……慢慢地几乎没有多少印象的父亲对于他们和孩子已经非常遥远了。
后来他们和侄子叶祖良先生也是不久才重新联系上的，听堂兄祖良说，父亲的墓地在昆明，所以乔治（祖杭）去年就来昆明。但是仍然无法找到墓地。后来又听我说可以看到昌淦桥，这样他们就来了……
面对这空桥祭奠父亲
按照原先的计划，他们仍然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
云南电视台把做好的钱昌淦的遗像摆放在空空如也的桥边，钱昌淦家人每人拿着一把我们在保山为他们买的鲜花站成一排，由老大祖美和老三祖杭致悼词。然后他们家的四个儿子慢慢走到江边，把鲜花扔到奔流不息的江水里。那时他们家人大都留下了眼泪……
仪式举行了大约有一个小时。
侄子叶祖良，他住在成都
钱昌淦家人
前排：侄子叶祖良夫妇
中排：老三媳妇安（Ann）、老大钱祖美（Alan Chien）、老三钱祖杭（Geroge Chien）、老大媳妇汤娜（Donna）、老大长子皮特（Peter），
后排：老三儿子大卫（David）、老大的儿子克里斯多佛（Christopher）、老三的儿子保罗（Paul）。
由于遇到这样的情况，云南电视台马上和云龙县政府联系，知道桥梁被拆卸保存起来，存放在当地云龙县的宝丰乡政府，由云南省文物管理局的人专门看管。云龙县得知昌淦桥的建造人钱昌淦的美国家人来了也很高兴，马上邀请我们直接去云龙县，并询问了我们的人数准备安排房间。并告诉我们，县领导需要很好地接待钱昌淦一家。
路遇塌方无法通过
我们离开昌昌淦桥旧址后，马上很高兴前往云龙县，计划在县里住，然后听当地政府解说今后建造桥梁博物馆的事情。然后再前往宝丰县观看拆卸下来的桥梁。
但是又遇到了麻烦，途中遇到一个塌方处，途径的车辆必须冒险走一条刚刚临时开辟出来的边道，这条边道要下很大的坡度，沿着澜沧江边行走。沿途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看清情况后就慢慢摸索着走边道。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来的导游郑欧女士感觉问题严重，一旦出了问题她不好负责，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钱昌淦家人，建议就不要去了……
那些天云南一直下雨，遇到塌方也并不奇怪。
我在旁边感到万分遗憾，按照我的想法，既然其他当地的车辆可以走边道，甚至还有大货车和比我们的车辆大的中巴车，那么我们的车辆也是可以走的！我一百个愿意是从边道走，这是因为我前先没有调查情况就让他们一家过来，结果没有看到桥梁。如果我们能看一看拆卸下来的桥梁，和听地方政府对保存桥梁的介绍，那么这样对于我没有调查情况就让他们过来也是一种补偿……结果大家还是没有去，而是返回以后去了永平县。
晚上他们住在永平县，我们为了到大理寻找一些有关昌淦桥的资料，就连夜匆匆赶到了大理。
钱昌淦一家接受电视采访
在大理，钱昌淦一家接受了我们电视采访。
尽管没有看到拆卸下来的桥梁，他们一家人仍然很还是感觉并不是太遗憾，因为他们在大水湮没之前仍然亲眼看到了昌淦桥的原址。他们说，如果龙云县能够很快建立好桥梁博物馆，他们的身体还好的话，他们仍然要来中国云南亲眼看一看他们父亲修建，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伟大桥梁——昌淦桥！
尽管钱昌淦一家人几乎完全不懂中文，模样也差不多没有了中国人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一颗中国心！最先，他们现在仍然保持着“钱”姓——“Chien”。这是过去老式中文“钱”的拼写方式。甚至孙子也是这样。比如老大钱祖美，他的英文名字就是Alan Chien。老三钱祖杭就是（Geroge Chien）。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他们保持这个中国的姓在美国生活并不方便，常常总是要反复说明自己的父亲或者爷爷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一副长着西方白人的面孔的人有一个中国的姓会引起外人的种种议论和猜测。移民局曾经建议母亲可以把“钱（Chien)”的姓去掉，因为他们的长相完全就是白人。但是母亲坚决不干，母亲和他们全家对于有中国姓感到非常的骄傲。
第二，他们告诉我，就是去年我曾经建议他们来看一看昌淦桥，所以他们就来了。本来我感到还是很骄傲，但是发现桥梁被拆卸后，特别是他们连被拆卸下来的桥梁都无法去看一看时，我感到万分的遗憾，感觉对不起他们，让他们白白花费许多钱。但是他们安慰我说，即使能够看到桥的原址，他们也是很安心的。而且一旦桥梁博物馆建成，他们一定会再来。
从下面他们给父亲的悼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儿子也几乎缺乏对父亲的实际印象，但是“父亲”一直在他们的心中。母亲曾经告诉他们，他们的中国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现在他们稍微知道了一点父亲的事情，发现中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一直怀念着他们的父亲，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在我的接触中，钱昌淦一家人都是非常好的人。当要听说中国的电视台要采访他们时，他们在美国就询问要采访什么内容？到了大理后，早早就在房间里面坐着对待采访，一点没有疲劳不满的情绪。在采访中，他们告诉我们许多许多钱昌淦，特别是母亲的情况……
他们对有着这样一位中国的父亲和祖父而感到骄傲！
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至今他们家人和我们都不知道钱昌淦的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有的说是在云南曲靖，也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也有的说是在昆明，据说是在昆明郊区的“抗战烈士公墓”里，我们询问了一些相关人士，他们认为，所谓的昆明“抗战烈士公墓”实际上就是昆明的中国“空军公墓”，也就是现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飞虎公墓”。但是，这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埋葬烈士的记载。而且这里是埋葬空军人员的墓地，是否埋葬了钱昌淦先生，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钱祖美接受采访
钱昌淦一家（中排的右一是老大钱祖美，前排是老三钱祖杭，他们来到昌凎桥边。老二已经去世）
钱昌淦家人的悼词全文如下：
2010年10月29日，钱昌淦牺牲70周年纪念日
备注：乔治·钱和艾伦·钱是钱昌淦的三儿子和大儿子。2010年10月29日，他们带领两个家庭从美国来到云南省云龙县昌淦桥旁边纪念父亲。
以下是他们纪念父亲的悼词
钱昌淦于1904年11月7日在上海地区的崇明岛出生。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优秀的学生，然后到美国继续深造，1925年获得美国纽约特洛伊镇(Troy)伦斯勒工艺学院（Resselaer Polytgechnic Institute）最高荣誉。他的专业是民用工程学，特别是桥梁工程。在他还是伦斯勒工艺学院的学生时，他遇到了我们的母亲爱丽丝·Ryder Chien(Alice Ryder Chien)，随后在1929年结婚。同时钱昌淦成为了在上海的远东工程公司的代理总经理，后来又成为了总经理。我们的母亲跟随他来到上海生活，在那里她生了三个儿子：我（艾伦）是老大，菲利普（于1982年去世）是老二，以及老三乔治。
1934年，钱昌淦得到了参与修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桥梁的合同，他和中国的工程师工人一同修建在杭州的钱塘江大桥。这座大桥的设计和总工程师是茅以升博士。我（乔治）就是在那年出生的。所以我的爷爷就给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钱祖杭，就是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作。艾伦，第一个“美国”儿子的中国名字是“祖美”。
1937年，钱昌淦参加了交通部担负保卫国家的工作。那时入侵的敌人已经迫近上海，他就把我的母亲，我的两个哥哥和我送到了安全的我们的母亲父母家去生活。钱昌淦的任务就是修建美国人都知道的“滇缅公路”的桥梁，这是为了给于中国保卫者运送物资的唯一的供应线。这些桥梁常常遭受到敌人的轰炸，有一次父亲为了去视察其中一座桥梁的损害程度而坐飞机从重庆出发，但是飞机遭到了日军飞机的攻击而被击落，父亲因此牺牲，那时是1940年10月29日，再过9天就是他36岁的生日。
本来战后我们一直期望能够回到中国。但是因为我们的父亲的死亡，我们只好继续在美国生活，因此成为了美国公民。那时我们的两个不同的祖国都经受了艰难的时刻，我们和在中国的亲戚也失去了联系。
不过后来我们和中国亲戚重新取得了联系。1995年，在分离了58年之后。我们收到了在新泽西的一个我们的堂兄钱嘉森（Chien Jiasen）的一个邀请，两年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堂兄嘉森和嘉棣（Jiasen and Jiadi），在重庆见到了另外一个堂兄祖良。
去年我和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儿媳和孙女来到中国看日蚀，但是在上海乌云密布没有看到。我们和堂兄家生和他的妻子李敏（Min Li）一同吃饭。他们给了我们一本书——《老昆明》（于坚著）。书中有一页记录了钱昌淦的事迹。这样我们来到了昆明，我们希望去寻找父亲的坟墓，这本书中说在昆明郊区有一个墓地（埋葬着父亲），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在昆明期间，我们见到了戈叔亚教授，他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有关钱昌淦的事情，包括昌淦桥的情况。这样，我们来到昆明比较失望的旅游就有了惊喜，有了高兴的发现。
回到美国，我们决定2010年再次访问中国云南，要在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去看一看昌淦桥。然后我们决定要求我的哥哥和我们一同去。这是他出生以后第一次来到中国。许多家庭成员都要求和我们一同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八个家庭成员，我们的导游郑欧告诉我们，“八”在中国是一个幸运的数字。
我对我的父亲有一点记忆，但是已经非常遥远迷糊了。自从1934年到1937年他离开上海到了杭州，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乔治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时仅仅只有两岁，所以对父亲没有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的母亲，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我们的家庭和父亲的故事。她让我们知道，钱昌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国听到父亲的故事）不会感到吃惊。我们任何时候都知道，母亲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凡的人。战争时期，她做了许多为中国捐献钱的讲演。当她的儿子都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她又返回学校获得了学位，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个学校受人爱戴的老师。不幸的是，她没有返回收留她的这个祖国（中国），但是她一直热爱中国直到去世的1983年的最后几天。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颂词送给钱昌淦——这位工程师，建桥者，组织者、学者、老师、商人、爱国者、英雄、烈士，以及亲爱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也把我们的这次旅游献给我们值得骄傲的母亲——Alice Ryder Chien。
我们也想念我们的去世的兄弟菲利普，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仁慈的慷慨的。
爱丽丝和钱昌淦（字迹不清，只能瞎猜）寻找到的爱促进了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他（钱昌淦）想感谢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戈叔亚，云南电视台、保山电视台、特别是我们的导游和朋友，郑欧女士，以及所有帮助我们的朋友。
（最后几个手写体看不清）
谢谢
FOR THE CEREMONY ON THE CHANG-KAN BRIDGE, 29 OCTOBER 2010-10-31
By George Chien and Alan Chien
My name is George Chien, I have come with my brother, Alan, our wives, Ann and Donna, my sons, David and Paul, and two of Alan‘s sons, Peter and Christopher, to honor ou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Chien Chang-kan, at the bridge that bears his name,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his untimely death in defense of his country. Also here is our cousin, Ye Zu-liang and his wige, Liu.
C. K. Chien was born on 7 Novermber 1904 at Chongming Island in the Shanghai district. He was on outstanding student at Tsing Hua College in Beijing and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graduating with highest honors in 1925 from the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Troy, New York. His degree was in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izing in bridge construction. While he was a student at RPI he met and subsequently married our mother, Alice Ryder Chien, in 1929. in the meantime C. K. Chien had become Acting General Manager – later General Manager-of the Eastern Asia Engineering Corp. in Shanghai. Our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him in Shanghai, where she gave birth to three sons: I am the oldest, then Philip (who died in 1982), and George, the baby.
In 1934, C. K. Chien was awarded a contrac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modern bridge built in China exclusively by Chinese engineers and workers,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in Hangzhou, designed and supervised by Dr. Mao Yi-sheng. I was born that year, and so my grandfather, gave me my Chinese name, Chien Tzu-Hang, in recognition of that prestigious assignment. Alan, the first “American” son has the name Tzu-Mei.
In 1937 C. K. Chien joine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to aid in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When the invading forces approached Shanghai, he sent my mother, my brothers, and me to live in the safety of America with our mother’s parents. C. K’s assignment was to build bridges on what is know in America as the “Burma Road”, the vital inland supply line for the Chinese defenders. The bridge were frequent targets of enemy bombers, and it was on a flight from Chongqing to inspect the damage to one of the bridges that his plane was shot down by enemy fighter planes, and he was killed on 29 on October 1940, nine days before his 36th birthday.
Our expectation had been that we would return to China after the war. Because of our father’s death, it was decide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live in America become American citizens. During the difficult years when our two counties had their differences, we lost contat with our relatives in China.
But we have reastablshed contact. In 1995, after 58 years of separation. We received a visit in New Jersey from our cousin, Chien Jiasen, two years later, I met with cousins Jiasen and Jiadi in Shanghai and with cousin Zu-liang-to the first time-in Chongqing.
Last year my wife and I came to China with our children, daufhter-in-law, and granddaughter to view the total eclipse of the sun, but clouds over Shanghai hid it from our sight. We did have dinner with there my cousin, Jiasen Cheng and his wife, Min Li. They gave us the book Old Kunming, in which a page is devoted to C. K. Chien. Since our tour took us to Kunming, we also hoped to visit my father’s grave, which we had understood is in a cemetery in or near Kunming, but we were unable to find out it. However, in Kunming we met Prof. Ge Shuya, who told us things about C. K. Chien that we did not know, including fact of the Chang-kan Bridge. So our tour, far from being a disappointment, was an amazing, joyful revelation.
Once home, we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and to Yunnan in 2010 and to come to the Chang-kan Bridge on this very significant day. We then decided to invite my brother to come with us. This is his first ever return trip to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More family members asked to join us, and as you can see, we now number eight, our guide, Jasmine (Zheng Ou) tells us that eight is a lucky number in China!
I have some memories of my father, but they are distant ones. Form 1934 to 1937 he was away from Shanghai, in Hangzhou, much of the time. George was two years old when he last saw his father, so he has no actual memories of him. Our mothers, of course, told us the family stories and about our father. It shouldn’t surprise anyone here that she made us believe that C. K. Chien was an extraordinary man. Nower know that she was right.
Our mothre was a remarkable person herself. During the war, she gave many lectures to raise money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After all her boys were married with children of their own, she went back to college to earn her degree and became a much loved teacher at the college in her home town. Sadly, she was never able to return her to her adopted country, but she continued to love China to the day she died in 1983. So we come to pay tribute to Chang-kan Chien-engineer, brige builder, organizer, scholar, teacher, businessman, patriot, hero, martyr,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but we also dedicate this trip to Alice Ryder Chien, who would be so proud.
We also, remember our late brother, Philop, whose kindnoss and generosity, very an inspiration to everyone who know him.
Both Alice and C. K. Chien ferrently sought to proamot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ntries, that , too, is our ford hope. He want to thank everysone here: Prd Ge Shuya, the states of Yunnan and Baoshan Television, and especially our guide and friend, Jasmine (Zheng Ou)-and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helped to make our trip and this are … so truly meaningful and men orable.
Xie Xie.
2010年10月29日，钱昌淦家人一行和云南电视台如约来到昌淦桥（功果新桥），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祭奠父亲的仪式，仪式简短庄重。他们一家人激动地留下了热泪，我们在一旁也为之动容。
昌淦桥是抗战时间滇缅公路上一座非常著名的桥梁，遭受到日本飞机无数次的轰炸，甚至被炸断过，但是很快就被云南工程人员修复。原来这座桥梁叫做功果新桥，这是因为这里有一座老桥叫做功果桥，所以新建的桥梁就叫功果新桥。而叫功果桥的来源是这里的村庄就叫功果村。1940年10月29日，在滇缅公路负责修筑桥梁的工程师和负责人钱昌淦所乘坐的飞机被日机击落牺牲，故而这座功果新桥就改名为昌淦桥。
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因为新修水坝和电站（小湾电站），这里即将全部湮没，昌淦桥已经消失了。被云龙县拆卸下来准备来日建立博物馆，这样昌淦桥可以永远保存下来！
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钱昌淦在美国的二个儿子分别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共八人，还有专门从成都赶来的钱昌淦的侄子夫妇，以及导游郑欧女士，另外就是云南电视台编导刘羽，摄像小赵和翻译小余，还有我，一共十五人。
2010年10月28日，钱昌淦家人八人和云南电视台如约在保山会见，我们都是前一天从昆明赶来，他们是坐飞机来的。我和电视台由于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就坐汽车。
翁家贵（中），钱祖杭（左）和钱祖美
这一天，我们专门邀请了在保山的翁家贵老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一次小型的聚会。翁家贵老人是当年的南洋技工。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修筑好以后，大批有技术的南洋华侨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他们大部分分配到滇缅公路做司机，担任抢运抗战物资的工作。他们主要就是把在缅甸腊戌的美国支援中国的作战物资通过滇缅公路抢运到昆明。所以他们每次都要经过澜沧江的功果桥和后来改名的昌淦桥。
97岁高龄的翁家贵老人本来身体不好，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听说这次来的人是修筑功果桥的工程师钱昌淦一家人就很兴奋，决定前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见大家。
在聚会上，翁家贵老师详细给大家介绍了战争时期他经过功果新桥（也就是昌淦桥）的经历。他说那时功果新桥已经改名为昌淦桥了，“昌淦桥”三个大字就是写在桥梁上方，使用毛笔写在铁片上的，每一个字一个铁皮，大约就是半米见方的铁片，一块铁片写一个字。但是在他第三次经过昌淦桥时，桥梁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当时他驾驶的汽车距离桥梁还有几公里，所以并没有见到桥梁被炸毁的经过。他说那时昌淦桥是滇缅公路上最好的桥梁。每次一辆跟着一辆过桥都没有问题。而其他的桥梁必须一辆过了以后，再过另外一辆。
另外一名已故的南侨技工王亚六老先生多年以前曾经和我说过，他从昆明返回腊戌抢运物资时，他的车辆刚刚抵达昌淦桥时，正好遇到这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就在他即将过桥的刹那间，桥梁就被轰炸了。如果他稍微早一点赶到桥上，那么他就会和桥梁一同葬身鱼腹。当桥梁被抢修完毕后，他驾驶这汽车第一个通过昌淦桥……
这也许是昌淦桥一家人第一次见到了最接近父亲的人。所以他们感到格外高兴。我们在宾馆的大厅从那里的茶几和椅子简单搭建了一个会客的场所，七十多岁的钱昌淦的两个儿子，老大钱祖美（英文名字是Alan Chien）和老三钱祖杭(Geroge Chien)分别坐在翁老先生的两边。
大家知道，钱昌淦是中国抗战期间有名的桥梁工程师，战前留学美国，在美国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生下三个儿子（其中一位儿子已经去世了）。战争爆发后，钱昌淦回国参加抗战。曾经参加建造国内有有名的钱塘江大桥的修建工作，所以把老三的名字取名为祖杭。后来上海等大片国土沦陷，钱昌淦就受命来到云南修建滇缅公路的桥梁。钱昌淦回国后，曾经一度把美国妻子和在美国出生的三个儿子也接到了中国，后来局势紧张就把妻儿送回了更加安全的美国。不仅钱昌淦就牺牲了，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到她的第二故乡中国。儿子也仅仅只有老三乔治旅游时来过中国。
这次他们来云南，是专门为了观看父亲建造的桥梁——昌淦桥的。所以乔治动员的身体不太好的老大，他们分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来到云南的。
在中国的钱昌淦的侄子叶祖良夫妇也从成都专程赶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就在我们为会见翁家贵老人举行的聚会的途中，叶先生夫妇才匆匆赶来，所以这个聚会也变成了叶先生夫妇的欢迎会。
29日，我们兴致勃勃地从保山出发前往几十公里以外的昌淦桥。但是在路上我们才听说由于澜沧江上新修水坝和电站（小湾电站），昌淦桥一带要被湮没，所以昌淦桥已经被拆卸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如同“五雷轰顶”！！因为在出发前，美国导游郑欧女士曾经询问过我昌淦桥那一带的情况，通公路吗？好走吗？我不假思索就说好走！因为我去过多次，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要修电站桥梁会被湮没的事情。路上我焦急的打听情况，结果听说当地政府云龙县已经把桥梁拆卸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准备以后建立一个桥梁博物馆。
我不得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昌淦一家人。虽然感觉有些遗憾，但是他们说可以看到昌淦桥的遗址，也可以看到拆卸下来的桥梁仍然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继续前进！！沿途我们发现澜沧江的水位的确上升了许多，就连多年来一直连同永平和保山的“永保桥”已经被彻底湮没了。沿途的老百姓也不知道现在是否大水已经湮没了功果桥和昌淦桥的原址……
中午我们赶到了原来的老功果桥的位置，前面的路已经不见了，沿途到处都是兴建水坝的工程和器材。甚至功果桥和功果村也已经被工程填平了。我们只好下车徒步行走了700米，来到了昌淦桥旧址……
正如老百姓告诉我们的，伟大的昌淦桥已经不见了，远远看去，仅仅可以看到昌淦桥的座基，甚至连昌淦桥的桥墩也已经不见了。我们所处的江西位置已经高出了原来的老滇缅公路许多。
我看着不见踪影的昌淦桥的位置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我没有做一点调查就告诉他们可以来到这里。我看着祖美和祖杭他们也是感慨万分！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看一看自己父亲所建造的桥梁……
由于父亲去世的早，他们年龄很小，远在美国的母亲由于是美国人，实际上对丈夫如何牺牲的情况也不是非常了解。战后又是中美两国长期几十年的隔阂，以后母亲去世，他们也分别成家立业……慢慢地几乎没有多少印象的父亲对于他们和孩子已经非常遥远了。
后来他们和侄子叶祖良先生也是不久才重新联系上的，听堂兄祖良说，父亲的墓地在昆明，所以乔治（祖杭）去年就来昆明。但是仍然无法找到墓地。后来又听我说可以看到昌淦桥，这样他们就来了……
面对这空桥祭奠父亲
按照原先的计划，他们仍然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
云南电视台把做好的钱昌淦的遗像摆放在空空如也的桥边，钱昌淦家人每人拿着一把我们在保山为他们买的鲜花站成一排，由老大祖美和老三祖杭致悼词。然后他们家的四个儿子慢慢走到江边，把鲜花扔到奔流不息的江水里。那时他们家人大都留下了眼泪……
仪式举行了大约有一个小时。
侄子叶祖良，他住在成都
钱昌淦家人
前排：侄子叶祖良夫妇
中排：老三媳妇安（Ann）、老大钱祖美（Alan Chien）、老三钱祖杭（Geroge Chien）、老大媳妇汤娜（Donna）、老大长子皮特（Peter），
后排：老三儿子大卫（David）、老大的儿子克里斯多佛（Christopher）、老三的儿子保罗（Paul）。
由于遇到这样的情况，云南电视台马上和云龙县政府联系，知道桥梁被拆卸保存起来，存放在当地云龙县的宝丰乡政府，由云南省文物管理局的人专门看管。云龙县得知昌淦桥的建造人钱昌淦的美国家人来了也很高兴，马上邀请我们直接去云龙县，并询问了我们的人数准备安排房间。并告诉我们，县领导需要很好地接待钱昌淦一家。
路遇塌方无法通过
我们离开昌昌淦桥旧址后，马上很高兴前往云龙县，计划在县里住，然后听当地政府解说今后建造桥梁博物馆的事情。然后再前往宝丰县观看拆卸下来的桥梁。
但是又遇到了麻烦，途中遇到一个塌方处，途径的车辆必须冒险走一条刚刚临时开辟出来的边道，这条边道要下很大的坡度，沿着澜沧江边行走。沿途的车辆都停了下来，看清情况后就慢慢摸索着走边道。但是这个时候美国来的导游郑欧女士感觉问题严重，一旦出了问题她不好负责，只好把情况如实告诉钱昌淦家人，建议就不要去了……
那些天云南一直下雨，遇到塌方也并不奇怪。
我在旁边感到万分遗憾，按照我的想法，既然其他当地的车辆可以走边道，甚至还有大货车和比我们的车辆大的中巴车，那么我们的车辆也是可以走的！我一百个愿意是从边道走，这是因为我前先没有调查情况就让他们一家过来，结果没有看到桥梁。如果我们能看一看拆卸下来的桥梁，和听地方政府对保存桥梁的介绍，那么这样对于我没有调查情况就让他们过来也是一种补偿……结果大家还是没有去，而是返回以后去了永平县。
晚上他们住在永平县，我们为了到大理寻找一些有关昌淦桥的资料，就连夜匆匆赶到了大理。
钱昌淦一家接受电视采访
在大理，钱昌淦一家接受了我们电视采访。
尽管没有看到拆卸下来的桥梁，他们一家人仍然很还是感觉并不是太遗憾，因为他们在大水湮没之前仍然亲眼看到了昌淦桥的原址。他们说，如果龙云县能够很快建立好桥梁博物馆，他们的身体还好的话，他们仍然要来中国云南亲眼看一看他们父亲修建，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伟大桥梁——昌淦桥！
尽管钱昌淦一家人几乎完全不懂中文，模样也差不多没有了中国人的样子。但是他们的心仍然是一颗中国心！最先，他们现在仍然保持着“钱”姓——“Chien”。这是过去老式中文“钱”的拼写方式。甚至孙子也是这样。比如老大钱祖美，他的英文名字就是Alan Chien。老三钱祖杭就是（Geroge Chien）。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他们保持这个中国的姓在美国生活并不方便，常常总是要反复说明自己的父亲或者爷爷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一副长着西方白人的面孔的人有一个中国的姓会引起外人的种种议论和猜测。移民局曾经建议母亲可以把“钱（Chien)”的姓去掉，因为他们的长相完全就是白人。但是母亲坚决不干，母亲和他们全家对于有中国姓感到非常的骄傲。
第二，他们告诉我，就是去年我曾经建议他们来看一看昌淦桥，所以他们就来了。本来我感到还是很骄傲，但是发现桥梁被拆卸后，特别是他们连被拆卸下来的桥梁都无法去看一看时，我感到万分的遗憾，感觉对不起他们，让他们白白花费许多钱。但是他们安慰我说，即使能够看到桥的原址，他们也是很安心的。而且一旦桥梁博物馆建成，他们一定会再来。
从下面他们给父亲的悼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儿子也几乎缺乏对父亲的实际印象，但是“父亲”一直在他们的心中。母亲曾经告诉他们，他们的中国父亲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现在他们稍微知道了一点父亲的事情，发现中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一直怀念着他们的父亲，他们感到非常骄傲。
在我的接触中，钱昌淦一家人都是非常好的人。当要听说中国的电视台要采访他们时，他们在美国就询问要采访什么内容？到了大理后，早早就在房间里面坐着对待采访，一点没有疲劳不满的情绪。在采访中，他们告诉我们许多许多钱昌淦，特别是母亲的情况……
他们对有着这样一位中国的父亲和祖父而感到骄傲！
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至今他们家人和我们都不知道钱昌淦的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有的说是在云南曲靖，也就是飞机坠落的地方，也有的说是在昆明，据说是在昆明郊区的“抗战烈士公墓”里，我们询问了一些相关人士，他们认为，所谓的昆明“抗战烈士公墓”实际上就是昆明的中国“空军公墓”，也就是现在网上沸沸扬扬的“飞虎公墓”。但是，这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埋葬烈士的记载。而且这里是埋葬空军人员的墓地，是否埋葬了钱昌淦先生，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钱祖美接受采访
钱昌淦一家（中排的右一是老大钱祖美，前排是老三钱祖杭，他们来到昌凎桥边。老二已经去世）
钱昌淦家人的悼词全文如下：
2010年10月29日，钱昌淦牺牲70周年纪念日
备注：乔治·钱和艾伦·钱是钱昌淦的三儿子和大儿子。2010年10月29日，他们带领两个家庭从美国来到云南省云龙县昌淦桥旁边纪念父亲。
以下是他们纪念父亲的悼词
钱昌淦于1904年11月7日在上海地区的崇明岛出生。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优秀的学生，然后到美国继续深造，1925年获得美国纽约特洛伊镇(Troy)伦斯勒工艺学院（Resselaer Polytgechnic Institute）最高荣誉。他的专业是民用工程学，特别是桥梁工程。在他还是伦斯勒工艺学院的学生时，他遇到了我们的母亲爱丽丝·Ryder Chien(Alice Ryder Chien)，随后在1929年结婚。同时钱昌淦成为了在上海的远东工程公司的代理总经理，后来又成为了总经理。我们的母亲跟随他来到上海生活，在那里她生了三个儿子：我（艾伦）是老大，菲利普（于1982年去世）是老二，以及老三乔治。
1934年，钱昌淦得到了参与修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桥梁的合同，他和中国的工程师工人一同修建在杭州的钱塘江大桥。这座大桥的设计和总工程师是茅以升博士。我（乔治）就是在那年出生的。所以我的爷爷就给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钱祖杭，就是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作。艾伦，第一个“美国”儿子的中国名字是“祖美”。
1937年，钱昌淦参加了交通部担负保卫国家的工作。那时入侵的敌人已经迫近上海，他就把我的母亲，我的两个哥哥和我送到了安全的我们的母亲父母家去生活。钱昌淦的任务就是修建美国人都知道的“滇缅公路”的桥梁，这是为了给于中国保卫者运送物资的唯一的供应线。这些桥梁常常遭受到敌人的轰炸，有一次父亲为了去视察其中一座桥梁的损害程度而坐飞机从重庆出发，但是飞机遭到了日军飞机的攻击而被击落，父亲因此牺牲，那时是1940年10月29日，再过9天就是他36岁的生日。
本来战后我们一直期望能够回到中国。但是因为我们的父亲的死亡，我们只好继续在美国生活，因此成为了美国公民。那时我们的两个不同的祖国都经受了艰难的时刻，我们和在中国的亲戚也失去了联系。
不过后来我们和中国亲戚重新取得了联系。1995年，在分离了58年之后。我们收到了在新泽西的一个我们的堂兄钱嘉森（Chien Jiasen）的一个邀请，两年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堂兄嘉森和嘉棣（Jiasen and Jiadi），在重庆见到了另外一个堂兄祖良。
去年我和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儿媳和孙女来到中国看日蚀，但是在上海乌云密布没有看到。我们和堂兄家生和他的妻子李敏（Min Li）一同吃饭。他们给了我们一本书——《老昆明》（于坚著）。书中有一页记录了钱昌淦的事迹。这样我们来到了昆明，我们希望去寻找父亲的坟墓，这本书中说在昆明郊区有一个墓地（埋葬着父亲），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在昆明期间，我们见到了戈叔亚教授，他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有关钱昌淦的事情，包括昌淦桥的情况。这样，我们来到昆明比较失望的旅游就有了惊喜，有了高兴的发现。
回到美国，我们决定2010年再次访问中国云南，要在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去看一看昌淦桥。然后我们决定要求我的哥哥和我们一同去。这是他出生以后第一次来到中国。许多家庭成员都要求和我们一同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八个家庭成员，我们的导游郑欧告诉我们，“八”在中国是一个幸运的数字。
我对我的父亲有一点记忆，但是已经非常遥远迷糊了。自从1934年到1937年他离开上海到了杭州，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乔治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时仅仅只有两岁，所以对父亲没有更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的母亲，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我们的家庭和父亲的故事。她让我们知道，钱昌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国听到父亲的故事）不会感到吃惊。我们任何时候都知道，母亲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凡的人。战争时期，她做了许多为中国捐献钱的讲演。当她的儿子都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她又返回学校获得了学位，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个学校受人爱戴的老师。不幸的是，她没有返回收留她的这个祖国（中国），但是她一直热爱中国直到去世的1983年的最后几天。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颂词送给钱昌淦——这位工程师，建桥者，组织者、学者、老师、商人、爱国者、英雄、烈士，以及亲爱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也把我们的这次旅游献给我们值得骄傲的母亲——Alice Ryder Chien。
我们也想念我们的去世的兄弟菲利普，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仁慈的慷慨的。
爱丽丝和钱昌淦（字迹不清，只能瞎猜）寻找到的爱促进了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他（钱昌淦）想感谢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戈叔亚，云南电视台、保山电视台、特别是我们的导游和朋友，郑欧女士，以及所有帮助我们的朋友。
（最后几个手写体看不清）
谢谢
FOR THE CEREMONY ON THE CHANG-KAN BRIDGE, 29 OCTOBER 2010-10-31
By George Chien and Alan Chien
My name is George Chien, I have come with my brother, Alan, our wives, Ann and Donna, my sons, David and Paul, and two of Alan‘s sons, Peter and Christopher, to honor ou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Chien Chang-kan, at the bridge that bears his name,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his untimely death in defense of his country. Also here is our cousin, Ye Zu-liang and his wige, Liu.
C. K. Chien was born on 7 Novermber 1904 at Chongming Island in the Shanghai district. He was on outstanding student at Tsing Hua College in Beijing and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graduating with highest honors in 1925 from the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in Troy, New York. His degree was in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izing in bridge construction. While he was a student at RPI he met and subsequently married our mother, Alice Ryder Chien, in 1929. in the meantime C. K. Chien had become Acting General Manager – later General Manager-of the Eastern Asia Engineering Corp. in Shanghai. Our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him in Shanghai, where she gave birth to three sons: I am the oldest, then Philip (who died in 1982), and George, the baby.
In 1934, C. K. Chien was awarded a contrac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modern bridge built in China exclusively by Chinese engineers and workers, the Qiantang River Bridge in Hangzhou, designed and supervised by Dr. Mao Yi-sheng. I was born that year, and so my grandfather, gave me my Chinese name, Chien Tzu-Hang, in recognition of that prestigious assignment. Alan, the first “American” son has the name Tzu-Mei.
In 1937 C. K. Chien joine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to aid in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When the invading forces approached Shanghai, he sent my mother, my brothers, and me to live in the safety of America with our mother’s parents. C. K’s assignment was to build bridges on what is know in America as the “Burma Road”, the vital inland supply line for the Chinese defenders. The bridge were frequent targets of enemy bombers, and it was on a flight from Chongqing to inspect the damage to one of the bridges that his plane was shot down by enemy fighter planes, and he was killed on 29 on October 1940, nine days before his 36th birthday.
Our expectation had been that we would return to China after the war. Because of our father’s death, it was decide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live in America become American citizens. During the difficult years when our two counties had their differences, we lost contat with our relatives in China.
But we have reastablshed contact. In 1995, after 58 years of separation. We received a visit in New Jersey from our cousin, Chien Jiasen, two years later, I met with cousins Jiasen and Jiadi in Shanghai and with cousin Zu-liang-to the first time-in Chongqing.
Last year my wife and I came to China with our children, daufhter-in-law, and granddaughter to view the total eclipse of the sun, but clouds over Shanghai hid it from our sight. We did have dinner with there my cousin, Jiasen Cheng and his wife, Min Li. They gave us the book Old Kunming, in which a page is devoted to C. K. Chien. Since our tour took us to Kunming, we also hoped to visit my father’s grave, which we had understood is in a cemetery in or near Kunming, but we were unable to find out it. However, in Kunming we met Prof. Ge Shuya, who told us things about C. K. Chien that we did not know, including fact of the Chang-kan Bridge. So our tour, far from being a disappointment, was an amazing, joyful revelation.
Once home, we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and to Yunnan in 2010 and to come to the Chang-kan Bridge on this very significant day. We then decided to invite my brother to come with us. This is his first ever return trip to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More family members asked to join us, and as you can see, we now number eight, our guide, Jasmine (Zheng Ou) tells us that eight is a lucky number in China!
I have some memories of my father, but they are distant ones. Form 1934 to 1937 he was away from Shanghai, in Hangzhou, much of the time. George was two years old when he last saw his father, so he has no actual memories of him. Our mothers, of course, told us the family stories and about our father. It shouldn’t surprise anyone here that she made us believe that C. K. Chien was an extraordinary man. Nower know that she was right.
Our mothre was a remarkable person herself. During the war, she gave many lectures to raise money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After all her boys were married with children of their own, she went back to college to earn her degree and became a much loved teacher at the college in her home town. Sadly, she was never able to return her to her adopted country, but she continued to love China to the day she died in 1983. So we come to pay tribute to Chang-kan Chien-engineer, brige builder, organizer, scholar, teacher, businessman, patriot, hero, martyr,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but we also dedicate this trip to Alice Ryder Chien, who would be so proud.
We also, remember our late brother, Philop, whose kindnoss and generosity, very an inspiration to everyone who know him.
Both Alice and C. K. Chien ferrently sought to proamot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ntries, that , too, is our ford hope. He want to thank everysone here: Prd Ge Shuya, the states of Yunnan and Baoshan Television, and especially our guide and friend, Jasmine (Zheng Ou)-and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who have helped to make our trip and this are … so truly meaningful and men orable.
Xie 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