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骚》中人物与屈原思想的关系
2010-05-09 09:32阅读：
一、《离骚》中所出现的人物
纵揽《离骚》，里面出现的人物次数大约有五十多次。这其中有的是以单个人物的身份出现的。这个情况所占的比重较为大一些，如首句出现的“高阳帝”，次句出现的屈原的父亲“伯庸”，又如“愿依彭咸之遗则”里的彭咸。另外一种情况不是以单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诗句当中，而是以群体的身份出现，或者是两个，或者是三个，或者是五个，或者是数目不确定。如两个一块出现的有“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中的尧舜，以及紧接着的“同桀纣之猖披兮，夫为捷径以宭步”中的桀纣；三个人一块出现的如“昔三后之纯粹兮”中的三后；五个人一块出现，在《离骚》中仅有一处，即“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中的五子，不过对于这里五子的定论，历来多有偏见没有统一的定论；最后一种就是所出现的数目不明确，应该说是一种泛指如“固众芳之所在”里的众芳，“惟党人之偷乐兮”里的党人，以及“众女嫉余之蛾眉”中的众女等。这是从大的概而括之的角度来分析《离骚》中所出现的人物，细细分析这些人物，又可以将他们逐一的归类。
A.君王这里主要指的是国君，君王又可以分为两类，即明君和昏君。《离骚》里所出现的明君主要有以下几个：
·《离骚》中出现的第一个
明君就见于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里的高阳帝，即古帝颛顼，高阳是他的别号，是楚国的远祖，他的后人熊绎用事于周成王，受封于楚国，因此屈原将他视为自己的先祖。
·三后关于三后的说法，历来没有统一的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一种认为三后指
的是古帝禹、汤、文王；一种指的是黄帝、颛顼和帝喾；而清人戴震则认为三后是指楚国的先君熊绎、若敖和妢冒。很显然联系上下文，戴震的说法有诸多可取之处。
·尧舜禹汤这三个国君历来都是被当做理想的圣明君主的典型形象，与桀纣之类的昏君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整篇《离骚》当中出现的次数很多。
·周文王周武王见于诗句“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他们是周代的开国君王。
·殷高中、齐桓公这两个君王是和周文王一块出现在《离骚》当中的，都是择贤用能的典型代表。
与此相对应，在《离骚》中出现的昏君则有：
·桀纣他们分别是夏商两朝的最后君主，历来都是被视作暴君的典型代表。
·太康启的儿子，传说太康用启所偷的《九辩》《九歌》娱乐自己，任情放纵，最终导致夏的灭亡。
·五子关于诗句“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中出现的五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启的儿子太康、仲廉等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昏庸不堪的君主，后来武观在河西叛乱，引发五兄弟之间的内讧；另一种说法则是指“五子”为启的幼子五观。
·羿夏代初叶有穷国国君后羿，《左传》襄公四年里记载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遇到原兽”。后来被他的臣子寒浞所杀害。
·浇（ao）寒浞的儿子，亦是纵欲无度不加节制的人。
B.臣子这是与上面的君王所相对应的，也可以概而括之，将《离骚》里出现的臣子分为贤臣和佞臣两类。以下是贤臣：
·彭咸见于“虽不同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王逸《楚辞章句》中说彭咸是殷朝的贤大夫，因为谏国君不听，后来投水自杀。
·挚、咎繇见于“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就繇而能调”，挚是伊尹的名，他辅佐汤灭了商。咎繇是禹的贤臣。
·傅悦、吕望、宁戚见于“说操筑于傅岩兮……齐桓闻以该辅”。傅悦是殷高宗的贤臣，吕望辅佐周武王灭商，宁戚用事于齐桓公。三人都是历史上的有名的贤臣。
与贤臣相对，《离骚》里出现的佞臣有：
·党人、众女、鸩分别见于诗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狭隘”、“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及“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很显然这三者都是喻指，与《离骚》里的众芳相对，比喻那些馋贱佞诈之徒，以及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的小集团。
·鲧尧的臣子禹的父亲，历来都被视为“四凶”之一。韩非子则认为鲧是贤臣，因为直谏的缘故而被杀。
·寒浞本来是奸谗之人，却被后羿所收用，《左传》里记载“（后羿）信而用之（寒浞），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略于外，愚弄其民”，后来寒浞趁后羿外出田猎将归的时候“使家臣逢蒙射而杀之，贪取其家。以为己妻”（王逸《楚辞章句》）。
C.与屈原的关系比较近的人物，这里所说的关系主要是从宗族、血缘以及情感这三个方面来说的。
·伯庸即屈原的父亲，这是从血缘关系来说的。
·从情感方面来分析，则主要是楚怀王和女嬃。整篇《离骚》当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有关楚怀王的名或字，但是经常出现的“美人”“灵修”所喻指的应该就是楚怀王。至于女嬃，历来的说法不一，或认为女嬃是人名，或认为是屈原的女伴，或认为是屈原的妾，而王逸《楚辞章句》中则认为“女嬃，屈原姊也”。无论那种说法较为准确，但是都可以看出女嬃跟屈原的关系很近。
·古帝高阳这是从宗族关系来说的。
D.《离骚》中出现的第四类人物或许可以用“虚拟人物”四个字来将以概括。在这“虚拟”人物中出现了众多的自然之神，主要有羲和（为太阳神驾车的神）、望舒（月神的驾车者）、飞廉（月神）、雷神、帝阍（天门的看守人）、神女、丰隆（云神）、灵氛（灵山上十位神巫之一）以及西皇（西方之神）；除了自然之神外，还包括诸多历史传说人物，如蹇修（媒人）、宓妃（洛河之神）、简狄（商的女始祖，高辛氏的妻子）、二姚。
二、《离骚》中的人物在屈原思想中的定位
屈原的思想，在《离骚》里面得以集中地体现。而屈原的诸种思想，在《离骚》中所出现的众多人物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有的是明显一些，有些则是很不显眼。以下就是分析《离骚》中出现的人物在屈原思想中的定位。
A.“大一统”思想中人物定位
大一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饱经忧患的人们的愿望所在，也是大势所趋，同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三国演义》开篇所云“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闭合”。大一统的思想在春秋战国诸子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而由于屈原受诸子思想综合性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思想观当中大一统的思想也是相当明显的。在诸子百家当中，儒家的大一统观念更加得到认可，儒家“言必陈尧舜”，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在屈原看来，历史随着尧舜禹的顺序发展下来是天经地义的。在《离骚》当中就有溯祖行为，如首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同时在《离骚》当中可以经常见到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出现，这些人物在《离骚》里多次出现就足以表明屈原的大一统思想，也就是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应该按照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的顺序发展下来，而且周以后应该就是楚，所以屈原就对当时在位的国君楚怀王抱以很复杂的感情。而至于像桀、纣、太康、五子、羿、浇等那些昏君来说，屈原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人在屈原看来他们是阻碍历史的正常发展顺序的。
B.“民本和天命”思想中的人物定位
屈原之所以在整篇《离骚》中经常提到“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并且一再提出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就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在《离骚》当中也多有“民”字的出现，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然而，如果要真正的实现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那么就必须要有明君和贤臣，二者同时皆有，才是民本思想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民本思想表现在屈原思想当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同情人民疾苦‚认为统治者应该了解民心ƒ天明与民心应该是合一的。
天命思想自商代就已经产生，后来又不断的发展，在周代加入了新的因素——“德”，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说法的提出。到了战国天命观又进一步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块，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秦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皇天无私阿兮，觉民察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购得得用此下土”（《离骚》）。屈原在受到打击之后，也就是楚怀王的疏远和倾襄王的流放之后，对这样的天命观开始有所怀疑，即认为“天命是无常的”，如“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离骚》）“天命反侧，何罚言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天问》），尽管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屈原还是认可传统的天命观的，这也就是屈原思想总让人感觉有点别扭和和矛盾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离骚》当中之所以出现那么多明君贤臣的缘故。另外，《离骚》当中出现许多“虚拟人物”，这应该也就是屈原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反诘的最好例证。
C.“忠君与爱国”思想中的人物定位
关于屈原的忠君思想，《史记》里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离骚》里也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由此可见屈原思想当中确实有忠君思想。但是他的这种忠君思想并不是愚忠，在《离骚》当中可以看出，他忠于的是理想中的明君，对于昏君则更多的是加以痛斥。而具体来说，《离骚》里所面对的是楚怀王，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十足的昏君，他曾一度为约纵之长，联齐抗秦，对内有改革的意向，也曾经重用过屈原，所以屈原曾经在他身上看到过圣王的影子。屈原之所以在《离骚》里提及众多的明君，就是希望后来昏庸的楚怀王能够效法他们，重新做一个圣明的君王。
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它又与屈原的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在《离骚》当中，当屈原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离开楚国寻找明君而第三次飞行到天空时，却看见了楚国：“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但是，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又并不是等同的，爱国主义要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一些，它包括对江山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宗族的感情，乃至于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等的感情。而正以为如此，屈原在《离骚》当中一开始就有溯祖行为，而且提及楚国历史上的众多人物，而且在与女嬃的对话以及灵氛巫咸的劝告中，屈原的爱国思想更是得到了升华。
D.“美政”理想中的人物定位
《离骚》是一首抒情诗的同时，也是一首政治诗，屈原的诸多政治观都能够在里面得到体现，而他的政治观又集中体现在他的“美政”理想当中。在《离骚》当中，屈原的政治观主要表现为：明君与贤臣（即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二者必须“两美必合”。明君正面的榜样是尧、舜、鲧、禹、汤、文、武等圣王，反面的教材是启、羿、浇、桀、纣等昏君。贤臣是彭咸、傅说、吕望、宁戚和作者自我等，奸臣是党人和变节的佞人，如屈原在《离骚》里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因此，在整篇《离骚》当中，屈原极为推崇和服膺“三王”之政、“尧舜”之治。
但是，在当时的楚国屈原的这种美政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可能以美政来改变当时的楚国，对于这一点，屈原是能够深切认识到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依然为他的“美政”理想而高歌，而一旦他的“美政”理想破灭，他便开始效法彭咸的做法，于是《离骚》就在诗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中结束全文。
参考文献：1.李山《楚辞选译》中华书局 2005年1月第1版
2.冯良方 “楚辞研究”授课笔记 （授课时间：08—09年度）
3.冯良方《中国文学史讲义》 （授课时间：07—08年度）
